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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云:“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起名要參考漢字的音、形、義,與姓氏協調,搭配出音美以感耳、意美以感心、形美以感目的好名字。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一些2022精選的最新女孩名字,每一個都好聽又罕見。
2022好聽又罕見的屬虎女寶寶名字大全云晴、之素、夕今、含秋、竹青
鶯非、盈玉、辰星、恩瑾、綠綺
憐珊、問柃、語心、弄影、鈺凝
懷珠、雨恬、秋妍、夢詩、扶桑
心簡、云霓、湛恩、南風、青溪
綰玥、沐凝、黛憶、臨鏡、竹筠
清塵、夏婷、安歌、常夏、溫言
靈均、依斐、夢皎、雨詩、葉箐
清凌、文心、慕姍、清芷、熙瀾
穆清、棠鳶、妍若、曼語、清芷
映如、語汐、林汐、曉桐、霽妍
圖南、朵凈、芳琪、碧舒、君欣
亭玉、月依、木吟、瑤笙、銘欣
月嬋、書蘭、以初、宜然、舒窈
凌薇、善如、鹿寧、青溪、初唯
桑榆、妍巧、新月、洛笙、麗君
以若、玉湛、蘭芷、夢白、玉妍
靈曉、若初、銀箏、夏青、知澄
爾嵐、亦瑤、妍然、奚寧、鐘曉
玥堇、昭寧、漸影、清淺、晚漾
2022好聽又罕見的屬虎女寶寶名字大全(帶解釋)妍若
妍,巧,美麗,美好,用作人名意指伶俐、聰明、秀美、純潔之義。若,若字的字義非常多,有如果、假如、如此等意思,用作人名意指文雅、風度、氣質、美麗之義。“研若”具有自律,洞察力、愛、情商高、寬容,愛學習的含義,寓意寶寶心底善良,富有智慧,做事穩健,人緣好。
木吟
“木吟”這個名字充滿大自然的芳香之氣,并且這個名字也給人一直水木清華的清新脫俗氣質,所以,給女孩起這個名字,一方面可以讓孩子的名字更加的清秀俊朗,另一方面這個名字也很好聽,給人一種超脫物外的獨特感。而且,“吟”字在起名中意指有學問,有文化,文筆好。
善如
出自《論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見到好的人,生怕來不及向他學習,見到好的事,生怕遲了就做不了。看到了惡人、壞事,就像是接觸到熱得發燙的水一樣,要立刻離開,避得遠遠的。
慕橙
慕有思慕,思念的意思。這個名字的好聽的重點在于“橙”,橙字代表無限美好,橙黃橘綠,是美好季節的色彩,人生也必須無限美好,同時也希望女兒可以淡泊名利,不會趨炎附勢,這個名字妙就妙在“慕”和“橙”的搭配,稀少新穎,聽著悅耳動聽,除此之外更有一種寧靜的感覺。
登記信息
尋親類別:家尋寶貝
寶貝回家編號:329887
姓 名:鐘子丹
性 別:女
出生日期:2013年03月17日(陽歷)
失蹤時身高:80CM
失蹤日期:2015年12月31日(陽歷)
失蹤人所在省:江西省
失蹤地點:江西贛州瑞金市壬田鎮
失蹤者特征描述:大眼睛,左眼角靠近鼻子位置有個小的疤痕,有只手前臂有個不太明顯的胎記,很小,左右不清。
是否報案:是,于2015年在瑞金市公安局報案。
是否采集DNA:是,于2015年在瑞金市公安局雙親采血,DNA入庫待查。
其他資料
1、失蹤經過:父母在外打工,孩子跟著爺爺奶奶在老家生活,失蹤當天下午三點左右,孩子跟奶奶說出去玩會,半小時奶奶出去找,發現孩子不見了,家人著急尋找,有人說看到孩子被人抱上車帶走,之后家人報警無果。
2、家庭成員:父親鐘樹根,母親劉玉清,農民工;爺爺鐘蔚軍,奶奶熊美蘭,孩子當時知道爺爺奶奶名字;家里就她一個小孩。
3、失蹤時穿著:藍色的花棉襖,白色波鞋。
4、口音:江西瑞金口音。
5、飲食、生活習慣:吃辣,不挑食。
6、家庭居住地的地理環境:村里有個磚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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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寶貝回家)
(農健 /圖)
哪怕是最現代的系統,也無法避免意外。
內蒙古包頭市一家高考志愿填報機構的老板蕭益,從業7年,至少說得出三次內蒙古高考志愿填報系統遭遇的意外。“2018年和2020年,兩次因為天氣等原因停電。”第三次是真正的“意外”。不久前,內蒙古教育廳宣布,2025年開始,伴隨新高考的實施,全區將推行平行志愿,“這套系統以后還用不用,誰知道呢?”
在高考志愿填報上,內蒙古已特立獨行14年之久。他們開創的填報系統,不僅能實時查看院校填報情況,還可以隨時修改志愿。
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這個自治區,在7月12日首次實行本科一批次志愿的網上填報。據《中國教育報》報道,近1.9萬名考生,平均每位修改志愿105次,2018年,這個數字提高到130次。
正式運營前,當地動用電力、公安等部門提供支持,并推動聲勢浩大的基礎工程建設,各所高中被要求接入互聯網,網通、電信、鐵通三大運營商建立了到自治區招考中心的100M光纜傳輸直達路由。
一切源于信息不對稱。教育學界認為,在高考志愿填報中,高分低錄的情況十分嚴重,這一定程度上導致復讀人數持續保持高位。布朗大學教育經濟學博士后葉曉陽曾推測,2010年高考,全國復讀生可能接近五分之一,其中,縣鄉考生占大部分。“欠發達地區的孩子,在成年前忍受了如此多磨難,終于走到這一步,結果短短三天志愿填報,也許會讓他無形中浪費30分。”
到底哪一種方式才科學?自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先后實行過考前填報、考后估分、考后知分梯度填報、平行志愿和實時動態填報。
有一批學者,寄希望于通過信息干預,讓學生匹配到一所好大學。葉曉陽就和在北大教育學院就讀時的導師丁延慶開展了持續至今、被命名為“我們都有光明未來”的信息干預項目。他們立志要服務100萬人。
但永遠有意外。即便在被視為“高考志愿填報未來”的內蒙古,當地老師也會遭遇一種古老的意外。2022年,蕭益遇到一個高出本科線80分的男孩,他在公檢法系統工作的父親要求,必須填報一個專科軍校。
“每年接觸的學生中,會有10%。”蕭益據此認為,或許并不存在一個完美的填報系統,“最起碼,沒辦法規避父母的影響”。
早在2007年,現為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副教授的聶海峰,在考慮偏好、策略和貝葉斯納斯均衡后,得出一個讓無數家長緊張的結論:考得好也許不如報得好。
大部分經歷過高考的人,都需要在短短一周中,完成對未來四年,甚至更長時間人生的規劃。2013年的一名云南臨滄考生記得,當地一位退休高中老師,每年能接上百單免費志愿咨詢服務,“只需要一個分數,他就能給你說出該報哪個學校”。
不會有人想讓孩子在這一關落后于人,不論貧富,家長都愿意為志愿填報咨詢服務付費。2014年在云南怒江州,2020年在貴州,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講師吳秋翔就見識過,即便是農村家庭的孩子,也會花300塊錢,購買一張第三方咨詢機構的志愿信息卡。
雖然沒有確切數據,但大部分內蒙古家長相信,志愿填報咨詢在內蒙古是最緊俏的教育產業。工商資料查詢網站的數據顯示,帶有“高考志愿”字樣的機構,內蒙古的數量居全國第二,僅次于河北。蕭益的收費標準是,平均每位學生4000-5000元。
2022年,另一位錫林浩特的生涯規劃師吳輝遇到一個更艱難的抉擇。一對母女找來,女兒考了390分,一個只能讀民辦本科學校的分數。吳輝算了一下,四年學費、每年一萬左右的生活費、四千左右的電腦手機配置費,再加上七千咨詢費,“最少也需要16萬”。
“你們負擔得起嗎?”
“承受不起。”這位月入三千的母親搖了搖頭。最后,吳輝決定免費提供服務,女孩最終決定報一個未來好就業的專科類小學教育專業。
最擔心的事情是,辛苦了12年后,與喜歡的院校和專業失之交臂。
內蒙古考生董志2018年報志愿時,遭遇了停電。他原先打算去北京某院校學機械。該專業在內蒙古招101個人。填報志愿當天,僅僅20分鐘,他就發現自己的排名從101以內,跳到110開外。
強大的自信、充分的準備,也克制不住眼看要滑檔而涌出的緊張。董志最終沒有堅持自己理想的院校,而是選擇了保底方案。
風險不是內蒙古模式的專屬,相反,許多人都認為,這個模式的風險最小。
更大的不確定來自家庭。2021年9月,已經念到大二的尹琳決定回江蘇老家復讀。尹琳意外錄到俄語專業,一定程度上與父母逼迫相關,“填報志愿前,他們要求我把所有志愿都填上,包括提前批。”江蘇實行平行志愿模式,從成績第一名開始,一個接一個往下錄。結果,尹琳沒有被一個“容易賺錢的專業”錄走,而是進了俄語專業。
大學第一天開始,她就生活在焦慮之中。每天,5:30早起背單詞,有時晚上10點才放學,課程考核基本都是翻譯、默寫等對記憶力要求高的題型——這要求她每周要牢牢記下一百多個單詞。
“每天從睜眼開始就在死背,但把所有功夫都用上,我也攻克不下來。”嚴重焦慮使她崩潰,診斷出乳腺結節,短短兩天內找了十幾個心理醫生。
2022年,蕭益也遇到一個原本足以到省外讀211院校的女孩。她在糧食局工作的母親,只允許她在省內讀一個農學專業。
女孩沒能拗過母親。
2022年6月28日,江蘇高考名校見面會暨高考志愿填報公益咨詢會連云港場。 (視覺中國 /圖)
“技術在不斷進步,人們做選擇的難度卻沒有降低。”葉曉陽說。
志愿填報是真正意義上的信息戰。2022年,1193萬人報名參加高考,需要在3013所學校披露的招生計劃中,查閱超過1600種名稱的專業往年錄取分數、入學規則和就業形勢,尋找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
即便久經考驗,吳輝也需要花兩三天時間與考生、家長溝通。“考生不想學某個專業,但父母不同意”的情況隨時上演。這時,吳輝還得協調雙方意見,讓考生在二三十個推薦的專業中,挑選3-8個,綜合地理位置、就業前景、學科測評等因素,從中匹配與考生分數相當、雙方都滿意的院校,以確保網報當天“聽他指揮,能打勝仗”。
同樣的分數,被錄取到層次更低的大學,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南京大學特任副研究員康樂認為,這會導致“合理嫉妒”的出現。換言之,一名高分低錄的考生,會“合理”地嫉妒考分不如自己但被更好的大學錄取的同學。“合理嫉妒”會讓部分考生傾向復讀。根據《中國教育考試年鑒2014》的數據,2013年,每100名高考考生中,就有14名是往屆考生。
從更長的時間周期來看,高分低錄會影響學生的后續發展。葉曉陽等人的研究表明,高分低錄不僅會影響學業表現,且在以985、211為門檻的招聘中,高分低錄的學生找到高薪工作的概率更低。
沒有確切的數據表明高分低錄的案例有多少。但葉曉陽等人意識到,這樣的情況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更普遍。數字鴻溝橫亙在城鄉之間,即便基礎設施完善,情況也難以大幅改善。
2014年,吳秋翔參加了中國人民大學支教團在云南怒江州的支教服務。他在支教的高中宣講過面向農村學生的高校專項計劃。
這個計劃始于2014年,由教育部直屬高校和其他自主招生試點高校承擔,定向招收邊遠、貧困、民族等地區縣(含縣級市)以下高中勤奮好學、成績優良的農村學生。2022年,約有95個學校實行。
吳秋翔支教那年,6月中旬的一天,人大招生組忽然給在怒江當地掛職的一位人大教師打電話,告知有一個孩子過了專項計劃初篩,但遲遲沒有上網確認復試,打印準考證。招生辦希望當地的同事能去提醒這名學生,“當晚就會關閉系統”。
消息傳回學校,老師聯系家長,電話無人接聽。一位老師急忙開車到學生家的村子,才得知孩子不知道自己入圍,“正在鄰村玩”。
當晚,在系統關閉前兩小時,孩子的父母、哥哥,還有全村的親戚們,擠進了學校的會議室。他們議論紛紛,村子已經十年沒出過名校大學生了。穿藍布衫的父親握住吳秋翔的手,第一句話是:“老師,我們沒有錢讓孩子去成都參加考試。”接著又補了一句:“就算考上了,我們沒有錢讓孩子上大學。”
吳秋翔詫異。這些父母不知道政府的資助政策,更不知道學校能為家庭經濟困難的考生補貼赴考路費。
后來在貴州調研,他還遇見過更夸張的情況。
有了手機后,農村學生能說出意向學校優勢專業,乃至于國際排名,但他們又會把手機瀏覽器搜索出現的置頂結果——通常是百度百科,當成學校的官方網站。他們會問,“為什么‘官方網站’上沒有困難學生補助信息?”
信息缺失是一種認知邊界,欠發達地區的考生往往難以意識到它帶來的危機。吳秋翔曾連續多年在高考志愿填報期間,到貴州某地招生辦蹲點調研。有一次,在志愿填報截止的前一天,他問了一個前來咨詢的女孩如何填報志愿。女孩回答,還沒輪到她想。“我跟同村的幾個同學共用一套高考招生指南,其他人還沒看完。”女孩說,當天晚上就能輪到她看了。
“來得及嗎?”
“應該沒啥大問題吧!”
信息不對稱產生蝴蝶扇動翅膀般的影響。丁延慶等人在分析2016年寧夏高考錄取數據后發現,農村學生平均要比城市學生多花費1.7-3.7分的分數,才能進入相同的學校;若要進入同一學校同一專業,要再多花費1.6-2.3分。
2015年5月9日,北京,高考前最大規模的高招咨詢會上,家長手中拿著購買的高考報志愿的資料。 (視覺中國 /圖)
2018年7月13日,內蒙古根河市遭遇了一場停電。
那一年,教育部門組織學生到學校現場填報。董志家在阿龍山鎮,就近到阿龍山小學。學校機房有三四十臺電腦,現場考生并不多,家長圍坐在學生身后,快速查閱著報考手冊。
臨近中午時分,天瞬間暗了。11:30,電腦屏幕忽然變黑,有家長嚇得喊了一聲。“知道是斷電了”,考生們開始打電話聯系網吧,“知道附近網吧還有電,二樓也是空的”。一群人冒著雨,向網吧奔去。
40分鐘后,電力供應就恢復了。根河市供電服務中心一位相關負責人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此前一天,中心就派出了500千伏安的保電車,“安排了大概15人在現場應急”。
在這套被視為“高考志愿填報未來”的實時動態系統上,多年來,內蒙古投入了大量成本。2008年《光明日報》曾報道,內蒙古投入兩千多萬元購置數量足夠的小型機,并免費接入4G寬帶網絡。內蒙古教育招生考試中心網絡工程師蔡斐2015年曾撰文介紹,內蒙古為了解決同一運營商內部網絡訪問快、跨運營商則變慢的問題,同時接入了4家運營商。另外,配置了IBM大型機,滿足對數據庫性能的高要求。這一切努力都是為了“使高考錄取填報志愿過程公開、透明”。
信息的公開和透明一直是高考志愿錄取機制的改革要求。恢復高考后的十多年里,大多數省份主要采用考前填報模式,考生依照平時測試成績填報。之后曾實行考后估分填報。
1995年起,考后知分填報得到推廣。但遵循的規則是梯度志愿,允許考生填報若干個按順序排列的志愿,通常第一志愿投檔結束,會進入第二志愿,這種方式很容易造成退檔或滑檔。2003年起,湖南、江蘇等地轉向平行志愿模式,從成績第一名開始依次錄取。2008年,教育部提出,要在全國推廣這種模式。
丁延慶和葉曉陽等人注意到,在不斷革新的制度中,那些鮮為人知的微小縫隙里,信息依舊是寶貴的。有時,葉曉陽甚至會被考生的懵懂和天真嚇到:很多高分考生會填報某些985大學的二本學院,“他們以為,獨立學院是某個大學的二級學院之一。”
2016年,丁延慶、葉曉陽聯合北大教育學院的研究團隊,決定在寧夏開展一個大規模的信息干預項目。簡單來說,他們的目的,就是讓考生在填報志愿時,“盡可能不要浪費一分”。
這個后來被命名為“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的項目,得到了寧夏教育考試院的支持。當時,丁延慶等人集合了一個9人團隊,設置了三種干預方式——印發報考技巧小冊子、開設講座、一對一報考輔導,都是免費的。
2016年,寧夏約有6.9萬高考生,丁延慶的團隊選擇3.6萬作為樣本,其中,有1.9萬人接受了不同程度的干預,剩下的1.7萬人為對照組。丁延慶發現,最終,同時接受了干預手段,特別是一對一報考輔導的學生,和沒有受到干預的人相比,“大概獲得了22.7分的加分效應。”
那時的葉曉陽雄心勃勃,他提出未來要給100萬高考生提供免費的咨詢服務。他為此成立了一個公眾號。沒多久,公眾號就被一名學生舉報,對方認為這個項目“一定是騙人的”。
學生的理由十分簡單:“我就考了500分,你能讓我上北大嗎?”
2015年6月25日,河南鄭州一場普通高招現場咨詢活動,一位考生正在瀏覽高校招生信息。 (視覺中國 /圖)
內蒙古模式正式運營前的2007年,學業規劃師張恒亮曾在博客上暢想過實時填報的運行邏輯。他認為,實時動態填報做到了“完全信息下的動態博弈”,讓“志愿填報變成一個廣大的拍賣市場”。
張恒亮也因此成為內蒙古模式堅定的擁護者。
但2013年,時任北京大學招生辦主任秦春華曾撰文批評這種模式,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它假定所有考生提供的志愿填報信息都是真的,而且始終為真。”秦春華批判的,正是“占位”現象——先填報某一所高校,把座位占好,等到最后一刻,再換成自己真正想去的學校。
內蒙古模式中的博弈性也讓學者持保留態度。“過度博弈的傾向,對于志愿填報而言不是一個好的動機,志愿填報的關鍵是讓每個人找到自己的優勢潛能。”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動態的方式可能讓很多人認為有偶然性機會,覺得天上會掉餡餅,而這可能會造成風險。”
張恒亮持不同意見。他認為,內蒙古模式把“別人的報考情況,也披露出來了!做到了信息的完全透明”,讓“學生填志愿的命中率大大提高”。
內蒙古模式一經問世,就成為媒體的寵兒。在2008年《南方都市報》的一篇報道中,記者特地咨詢廣東省教育考試院相關負責人,內蒙古模式在粵推廣的可能性。一位相關負責人回答稱,技術上的支持并不困難,“但關鍵是觀念的問題,考生、家長和社會能否在短時間內接受那么多變革”。
內蒙古模式的確曾有可能推廣全國。據《內蒙古日報》報道,2011年8月,教育部領導來檢查指導工作時,曾稱內蒙古模式“是公眾受益的一項創舉,值得推廣”。
但這個志愿模式即將在2025年結束。據媒體報道,三年后,內蒙古將實施新高考,并實行平行志愿投檔錄取。張恒亮為此很傷感。
“我們當然知道實時動態好在哪兒,這都是有目共睹的。”內蒙古教育廳一位工作人員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但她無法將內蒙古模式與平行志愿相比較,“三年后就要實行平行志愿了,我們現在到底該說實時動態好,還是不好呢?”
回顧秦春華對內蒙古模式的批評,他其實還有另一個容易被人忽視的論點。他認為,高考知分填報志愿,除了違背教育規律,還把“唯分數論”推向極致。換言之,秦春華更傾向于更早之前的高考前或高考后估分填報方式。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不在少數。他們認為,考前敢填清華北大的學生,大概率是整個高中學習成績都十分優異,這會更加考量學生在更長時間維度內的能力,而非僅僅一次高考的成績。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吳斌珍,2012年分析了某頂級大學的頂級學院近十年里招收學生的高考成績和大學學習成績。她發現,考后填報雖然使學校錄取分數上升,但未能提高學生在大學的成績,“甚至有所下降”。
研究據此認為,考后填報錄取的學生在學習能力和專業興趣上,弱于考前無平行志愿填報錄取的學生。
到底哪種模式更好?康樂及其合作者在一篇正在審稿的文章中,利用2005-2011年間各省高考錄取數據,詳細考察了不同模式下“合理嫉妒”的發生概率,結果表明,各省份從順序志愿到平行志愿的改革,使得“合理嫉妒”的發生概率大大減小,復讀考生比例也隨之減小。
在另一篇尚未刊發的論文中,康樂也用“合理嫉妒”指標考察了內蒙古模式。結果發現,在錄取質量上,內蒙古模式并不如平行志愿。康樂分析,“主要因為任何學生都可以隨時修改自己志愿。”
由于內蒙古的高考錄取是按不同分數段先后進行,“填報早期,排名靠前的考生可能在多個學校試探,這樣某些學校的分數線可能會被頂得過高,從而使得排名略微靠后一些、但事實上能錄取的考生被提前‘嚇阻’”。康樂還認為,“填報末期,雖然高分段考生會較早結束志愿填報,但同一分數段內部的考生依然存在高低之分,如果分數較高的考生在臨近結束時修改志愿,分數較低的考生依然可能在最后時刻被‘絕殺’出局。”
2021年6月28日,重慶市永川北山中學高三畢業生在學校微機室填報高考志愿。 (視覺中國/圖)
2021年,馬紅霞從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回到母校銀川一中任教。她是葉曉陽服務過的50萬個學生之一。
馬紅霞可能是被干預的實驗對象中,最幸運的少數人——2017年,她獲得了一對一指導。她是葉曉陽最喜歡的那種考生,有主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會人云亦云,去關注某個專業冷熱。
但是,即將在高中部任教的馬紅霞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時,家中長輩都在寧夏各個學校任教。在葉曉陽聯系她之前,一心想學法學或公共管理的馬紅霞,時刻承受著來自家人的壓力。
干預前,寧夏教育考試院給馬紅霞發短信,告訴這位在銀川市區長大的女孩,她將得到一次免費咨詢。那時的馬紅霞早被父母說服。她考了599分,在華東師大和陜師大的公費師范生之間猶豫不決。
老師們、親戚們都告訴她,華東師大過于冒險,陜師大更穩妥。馬紅霞不甘心。丁延慶研究發現,在志愿填報上,城市考生更愿意“沖一沖”,農村考生則趨于保守,“他們沒有冒險的勇氣。”
數據改變了馬紅霞的命運。葉曉陽的團隊研發了一套AI系統,能預估志愿填報的成功率。“葉老師告訴我,能去華東師大的概率超過了80%。”后來,葉曉陽不斷完善這套“看上去像算命”一樣的系統,2022年高考季,大約有兩千名學生向葉曉陽學習如何填報志愿。
但中國沒有那么多“馬紅霞”,絕大部分高三考生,報志愿時只能靠自己。
吳秋翔還記得,他在貴州那個縣城的招生辦公室,見到的一個女孩。女孩獨自一人來簽公費師范生協議,一邊簽字,一邊落淚。“我只知道,我現在做出一個很重要的、會影響到未來的決定。”
“城市孩子,高考志愿沒報好,還有修正的可能。他知道家庭是他強有力的支撐,未來還可以讀研、出國,有其他途徑實現目標。”吳秋翔清楚地知道,農村孩子沒有那么多修正志愿填報失誤的機會。
近幾年,錄取制度變革在悄然發生。南方周末記者注意到,從2017年開始,西南地區一些省份和城市,開始陸續嘗試內蒙古式實時動態填報。
2017年7月,貴州遵義市中考首次采用。后來,貴州的思南中學、銅仁一中,也在中考不同程度地采用。2022年3月,四川省教育考試院通知,在今年的高職單招中,一直到網報結束前,考生都可以根據實時動態情況,自主決定是否修改或調整院校志愿。
四川省教育考試院婉拒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
究竟有沒有一種近乎完美的志愿填報及錄取制度?康樂認為,要看制度設計者想最大化哪一個指標,“例如對成績好的定義,是長期平均成績較好,還是最后一次高考成績較好?”定義方式不同,制度也將導向兩個方向,前者適合考前填報,后者適合知分填報。
從理論上看,康樂更偏向于無限數量的平行志愿模式。即排名第N的考生可以選擇所有剩余的、可能被錄取的高校作為他的平行志愿,等到他被錄取,再考慮排名第N+1的考生,以此類推。
新高考的設計就與康樂的想法接近。2017年,浙滬兩地考生開始以“專業+院校”為單位填報志愿,最多可分別填報80和96個。不過,吳秋翔卻認為,選擇太多,在實際中也有困擾,“學生不可能對96個志愿都十分清楚,其中很多志愿可能是他們不了解、不喜歡的,甚至是為了填滿而硬湊。”
吳秋翔更關注填報機制中的不平等因素。“高分低錄涉及到價值判斷,什么算高分,什么算低錄,錄取結果與考試成績的匹配并不一定是問題,但如果現象背后,存在因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不平等,例如家庭經濟條件導致的信息差異造成了優劣勢,那就需要去解決,盡可能地促進信息獲取平等。”
葉曉陽則期待能得到一個長期的觀測數據。他最近正在籌劃,重新收集被干預后的學生在大學以及就業后的表現,“將會是一個巨大的工程”。
這是一個值得繼續探討的課題。馬紅霞在進入華東師大后,連續拿了幾次獎學金,畢業前差點獲得保送研究生機會。她原本或許可以到復旦大學繼續深造。但是,由于她簽署了公費師范生的就業協議,失去了深造資格。
她的父母知道這一切。
2022年7月,馬紅霞的弟弟也到了填報志愿的年紀。父母想讓他在省內上學。馬紅霞告訴弟弟,“你18歲了,這意味著,其他人所有的意見,對你來說只是建議。”
最終,弟弟選擇了一個省外的高校。
(應采訪對象要求,蕭益、董志、尹琳為化名。南方周末實習生王晨宇對本文亦有貢獻)
(相關報道詳見《大學轉專業:拒絕“一考定終身”18年之后》)
南方周末記者 蘇有鵬 南方周末實習生 莊澤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