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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職業技術學院，是公辦校還是民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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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問這個問題，相信很多人會答錯。

這種加密方法中，加密方把紙條纏繞在特定的木棒上，寫上原信息，木棒撤掉之后，紙條上的字母變成了亂碼。解密方收到這個紙條后，用相同的木棒就可以恢復原信息。

5年前，四川大學信息安全專業本科生吳彥冰，在閱讀公認世界第一黑客的凱文·米特尼克所著《欺騙的藝術》時，發現一段文字中有個中國人的名字，這是一條關于“MD5已被王小云教授破解”的注釋。

這年的8月，在美國加州圣巴巴拉召開的國際密碼大會上，王小云宣讀了自己和研究團隊對于MD4、MD5、HAVAL-128和RIPEMD四個國際著名密碼算法的破譯結果。

學生眼中，這位導師在學術上要求“特別嚴厲”。學生的論文，一定要做到最好才能發表，“如果做到第二或有稍微的改進空間，她都是不能接受的，會讓學生繼續深入做研究”。

抗結核病治療的“標配”

《中國新聞周刊》在多個肺結核患者社群發現，從水飛薊賓、雙環醇、谷胱甘肽等化學藥，到益肝靈、保肝丸、葵花護肝片等中成藥，一大類被統稱為“保肝藥”的藥物，成為結核病治療的“標配”，貫穿整個療程，部分患者服用的保肝藥數量甚至比抗結核藥還要多。

這被認為是2004年密碼學界最具突破性的結果，堪稱學術界的一場強烈地震。當年國際密碼大會總結報告上寫道：我們該怎么辦？MD5被重創了，它即將從應用中淘汰。SHA-1仍然活著……

劉蘇里：謝謝華瑞教授。我想提一個問題：為什么對于一個朝代史的貫穿或者對一個主題的貫穿更難呢？大家都是在這行里摸爬滾打幾十年的學者，剛才華瑞教授發言當中就說到這件事，貫穿或者“拉出來”很難，缺少大局觀。把史實理清楚是一回事，根據現在人們的需要或者人們的語境來討論或是理解這段歷史，就涉及到契合的問題。我看了《宋代皇親與政治》這本書，讀起來沒有什么障礙。另外，閱讀界或者知識大眾，他們有一定的理解能力，我認為不要低估他們對于文本本身的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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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我現在遠在外地，沒辦法如期去法院開庭。”今年10月，當事人張某通過“12368”訴訟服務熱線，向河南省鞏義市人民法院詢問。在取得雙方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承辦法官決定通過線上庭審的方式，開庭審理這起民間借貸糾紛案件。

所以可以推斷出，茄子快傳在產品體驗上的策略就是利用快速迭代的方式來持續的進行功能和體驗優化。（注：筆者在寫作期間發現茄子快傳新增了一個「下載社交視頻」的功能，但沒多久又迅速下架了這個功能。）

彼時的聯想移動業務主要是依賴于硬件設備的，旗下的移動端產品都是預裝在「樂Phone」（聯想于2010年5月份開始發行的系列手機）上。

由工具產品轉型為內容平臺后，用戶的活躍度和使用時長均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同時一直籠罩在心頭的「時間窗口陰云」也逐漸散去。

虞云國：剛才各位對我們現在傳媒界、讀書界不符合歷史學認識的現象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現在讓我們回到張邦煒老師的作品上來，我想，作為專業的宋史從業者，我們應該考慮怎么樣去更好地向讀書界、大眾宣傳我們認為正確的宋代歷史，我們的歷史觀，而不光是在我們小圈子里。我們有兩個路徑可以走：一條是像趙冬梅教授所著的書、做的演講一樣，她向大眾宣傳的東西里有歷史學的底蘊。宋代長達三百二十年，盡管疆域不能和漢唐比，但仍然是一個很大的政權，所以它是復雜的，我們要把復雜的它表現出來。像剛才鄧小南老師表示贊同的，宋代在政治文化上有相對寬松的一面，但是它也有變化的一面，變化的一面趙冬梅老師認為是“大宋之變”，從王安石變法以后“變”的路就在不斷地走下去。另一條路徑，我們還有一些既能夠適應讀書界一般大眾閱讀，在我們專業圈子里又有影響的學術著作。當時張老師的書要出版時，李占芾編輯讓我寫兩句話，我說張老師是我的前輩。盡管張老師出生于1941年，而我是1948年，都算是40年代民國生人，但卻是兩代人。用現在的話說，我是讀著張老師的書進入這一行的。張老師1957年已經是大學生，而我80年代才剛剛入行。所以張老師的東西我都熟悉，包括80年代初跟著張老師、徐規先生、陳振先生、王曾瑜先生編寫宋史大詞典，我都是以學生的身份向各位學習的。所以張老師的《兩宋興亡史》出版之后我就買來讀了，在對于兩宋史的把握上，張老師這本著作給了我很大啟發，所以我寫了一個讀書感。張老師對宋史研究，包括皇親與政治、婚姻與社會，對于宋代歷史的宏觀把握相當全面且準確。昨天晚上我跟張老師聊天時他說，他沒有什么思想理論基礎，就是崇尚“兩點論”，即宋代歷史有值得肯定的方面，但也有值得批評或者批判的方面。我認為在張老師的著作里，尤其是《恍惚齋兩宋史隨筆》里面，很多都是用“兩點論”來討論宋代是不是應該全面肯定。這些思想方法貫穿在《兩宋王朝史》和《宋代皇親與政治》里面。以上是我對張老師這兩本書的第一點讀后感。第二點讀后感，我認為張老師在寫作過程中，有一種四川人的天然幽默感在里面，文字很輕松，讀上去有時候會讓人會心一笑。但他點評得很到位，講的讓我們很受啟發。第三點讀后感是，我寫過《細說宋朝》這本書，但我某種程度上是在學張老師，即在寫面向一般大眾但實際上有自己學術思考的東西時，要把一些故事、細節和人物穿插在三百二十年的歷史過程中。如在講“靖康之變”時，用大筆勾勒的方式是可行的，但有時候很難凸現細節。我感到張老師在寫“靖康之變”的過程中把李綱等人的形象寫得比較突出，讓讀者對兩宋之際這么一個重要人物有了感性、立體的認識。這樣一來，一般讀者在讀這本書時，能夠從里面吸收到史學界對宋史多方面的正確看法。所以，我認為漢唐陽光出版這兩本書很及時，盡管張老師很謙虛地說這是三十年前的舊作，但這“舊作”現在還有生命力，這是張老師為宋史學界做的貢獻。

包偉民：我接著虞老師來說張老師的《宋代皇親與政治》。我們都是從大學開始讀張老師的文章，自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帝制以來，官員政治體制是依靠選拔和任命的，而在國君方面，則依靠血緣傳遞，即世襲。歷代皇帝世襲制度，在不同朝代，如漢代、明代有很多的內患，宋代在這方面比較突出。所謂“宋代無內患”，就是張老師這本書研究的主題。因此我的第一點讀后感是，我們在這方面討論的遠遠不夠。張老師這本書是三十多年前出的，但是這三十多年以來我們在這個領域進展并不多，以使得張老師多年前寫的這本書還有非常大的再版價值。一方面證明了當時寫的很多結論是正確的，后人沒有再挑戰這些結論；另一方面也證明了我們在這方面的重視不夠，我們對官制的研究相對較多，但對皇帝家族的制度跟國家政治之間關系的研究就少了很多。我們現在只是把皇帝個人作為一個角色看待，但每個人的性格其實完全不一樣。很多人喜歡清朝的電視劇，如果沒有那么多人喜歡，也不會有那么多研究。我認為我們應該把人物從皇帝的角色拉出來，拉到作為人的角色。

劉蘇里：我作為讀者，同意包先生剛才的話，一部好作品的生命力，三十年后讀好像還是今天寫的。第二點感想，這么重要的一股力量，很多時候在我們的歷史當中是決定性的。我們知道很多關于皇位繼承過程中背后操弄的故事，但都被民間歷史寫作者用了，而真正的研究并不多。

李華瑞：我的意思是，研究社會史一定要有制度史、經濟史的基礎，這樣社會史才能研究得深。嚴格地說，張老師一開始是從社會史的角度講宋代的問題，他有經濟史的基礎。他也是跟著金寶祥先生研究唐史的，他是從唐宋的角度進入的。而我們宋史學界，從唐往宋進入的人很少，鄧小南老師是其中之一，她是研究制度史的。還有朱瑞熙先生也是從唐往宋。張老師有經濟史的背景，他還在西藏做了很久的新聞記者，雖然他說他有一部二十四史可以閱讀，但是離宋代文獻還是很遠。他回歸學術以后有兩個很好的朋友，就是王曾瑜和朱瑞熙。王曾瑜和朱瑞熙先生，一直扎扎實實地讀書，張老師到了歷史所之后，一定受到了王曾瑜和朱瑞熙先生很大的影響，他們一個研究制度史，一個研究經濟史，主要影響了張老師讀書的面。所以在經歷過別的領域之后又回來，很多人已經撿不回專業了，但張老師做到了。張老師這兩本書的厚重就在這兒，雖然在講王朝，但是對資料、制度也很熟悉。21世紀以后，我認為2000至2006年是宋史的轉觀時期，現在我們在發現問題，有問題意識。我一直認為宋史研究最大的進步發生在改革開放時期，那時候是想把史實搞清。因為宋史在民國時期研究較少，一直是各個朝代研究里面比較少的，所以大家都在研究制度史或者經濟史等方面。我的老師是研究經濟史的，龔延明、朱瑞熙和鄧小南老師都研究制度史。我們那時候是想把史實搞清，這兩本書的好處就在這兒。2000年以后我們在進步，是發現問題的進步，是在某個問題上進步，但是大局上對宋史研究沒有達到80、90年代那個宏觀的或者“搞清史實”的層面。我們現在對具體問題研究很深入，但是很分散，讀者的接收是不系統的。張老師這兩本書，無論是講內亂還是政治文化，都很系統。現在閱讀《兩宋王朝史》，對普通讀者是非常有好處的。這是第二點。第三點，現在我們的大格局觀念很差。剛才包偉民老師講，大家會去研究宦官、外戚，但都單獨研究。我們現在的問題意識、專題研究對某一個問題研究得很深入。需要把它拉開，從一種宮廷政治或者一個內亂的角度一下子梳理清楚，包括宗室、外戚、后妃等角度。現在博士論文講宗室就是寫宗室，講后妃就是寫后妃，這時候這本書的價值就體現出來了。還有一點，張老師做過新聞記者，文筆很好，思維敏捷，會抓住宋史中的很多亮點。我認為新聞記者概括能力強是職業優勢，從亂象叢生的問題中抓住要點，這也是張邦煒老師書的特點。我認為我們不能一味遷就市場，雖然這對出版商不友好，但史學還是要引領讀者，不能口味越來越低。最近中華書局跟國家社科基金辦找過我，我說我不一定能完成他們的任務。他們要求有學術性、權威性，特別強調通俗性。他們聚集了幾位專家，秦漢史找的是王子今，隋唐史找的是張國剛，宋史找的是我，明史找的是毛佩琦，清史找的是常建華。最后總結的時候說他們最擔心的是我，因為我沒怎么寫過通俗文本，所以我也跟他們說，我們向通俗的方向去努力，但不能像中華書局或者國家社科基金辦所說的，要寫得那樣生動。什么叫生動？用文學語言把歷史調動起來，可歷史為什么要用那種語言來寫？所以我覺得張老師的書很好，我們要引導，不能讓口味越降越低。這就是文化和歷史的區分，史學就是史學。我們希望能夠寫得既有學術性，又有通俗性。到現在為止，目前我們的狀況：專題過細、大格局太小、對整個史實不是太關注。如果要進行討論的話，我肯定跟張老師不完全一樣，如皇權，我認為皇帝和皇帝一定是要區分的，宋朝塑造的是皇權，皇帝強皇權就強，皇帝個性弱，皇權被宰相利用，宰相就強。所以一定是在塑造皇權，不能從皇帝個人來說。從秦漢到清朝一直在塑造皇權，至高無上的皇權，不是哪一個具體的皇帝。在專制政治中，想要在這個政治中強勢，得有鐵血手腕，包括女人，所以劉太后、高太后、武則天她們就強。張老師講的是史實，特別是應該給普通民眾、沒有讀過宋史的人看，這是歷史學家寫的書。而且張邦煒老師之前有很好的經濟史、制度史的基礎，是材料方面可以信賴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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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蘇里：其實這些年來我接觸到一些“一級生產者”，即讀史料來寫文章的人，我也能接觸到讀各位的書再寫書的人。無論你是什么專業的人，除開這個專業之后在我看來就是知識大眾。如涉及到法律問題時，在座各位基本都是知識大眾。如果你要想了解跟商貿有關的法，你會希望看一個小冊子，讓你入門，順著這個門進來，看看能不能撿到什么。讀者是這樣的，知識大眾中也是分層次的。有一個層次的知識大眾像圍棋業余選手，雖然業余段位7級相當于是專業段位的2級左右，在宋史研究中在你們看來水平相對低一點的人，其實在業余這一塊相當于7級。也就是說相當一批人實際上已經不是簡單地去讀書、想入門，而是帶研究和半研究性質。當然他考慮的問題不一定是宋史，而是別的問題，需要宋史這塊磚或者這塊玉，但他研讀的得其實已經相當深了。引文這件事我覺得也可以做兩面觀。像一個產品放到市場上去，有些寫作者親切一點，就把引文再用白話文解釋一下；還有更照顧讀者的作者會進行翻譯。我覺得如果有太多的翻譯會讓一句話變成好幾倍的分量，這也影響閱讀。總之不要怕引文，有引文還是沒有引文不是核心問題，但一些關鍵的引文要有。即使是一些很通俗的寫作中都有引文，第一代表我寫的東西是有來源的，第二代表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算了，你可以選擇。話說得再透徹一點，像幾位先生說到吳鉤的寫作，當然不只是他的作品，還有一些大家今天沒有提到的寫作者，有寫明代的，有寫漢代的，有寫各種各樣朝代的人，以此為生、以此為名的寫作者相當之多。我覺得這就是市場化，有人愿意因為這個事“上當受騙”，那這也不關我的事。我也不認為各位對此一定要有責任感，這在我看來是市場化的，如果你覺得自己有能力生產這樣既有大局觀、抽象或者有貫通能力的作品，那你就來。《萬歷十五年》是一本有很大影響力的書，但它是不是一個好的本子？其實西方很多漢學家后來被各種叢書翻譯過來的一批書，尤其是我們近一二十年讀得多的英美歷史學家尤其是英國歷史學家寫的歷史，在我看來都是很嚴肅的歷史，一定是可信的，即使它的錯都是可信的。那這種書，為什么好看？在我們的閱讀經歷當中還是有這樣的范本，而且非常之多，無論是通史性質的還是專門史性質的，還是某一個專題性質的，都有這樣很好的書，讀起來之后又可信又可讀。我希望宋史的專家們以及各個朝代史的專家們能夠生產出更多這樣的書。剛才家齊教授所說，既然能講，為什么不寫呢？我覺得應該寫，尤其是現在更應該寫。今年年初我總結2020年的出版和銷售情況時說過，時代在變化，歷史學家開始登場，尤其是去年出的幾部很有名的也很受歡迎的歷史學家寫的隨筆集，像羅志田的、羅新的、茅海建的等等，那些隨筆集里長短不一的文章中就有以史為鑒的思想，通過講故事來關注今天的問題。張先生這兩部書又給我們和普通讀者帶來了鼓舞，各位有什么問題可以現場向張老師和各位請教。

虞云國：現在其他學科的空間越來越窄，其實歷史學的空間也是在窄化的，好在宋史的空間相對來說還可以。我們作為宋史學界的學者在這方面應做哪些工作？現在的知識結構和信息來源越來越多，在具體的問題上，百度可能比你講得還詳細、準確。但我們在向大眾傳播時有幾個問題，一是我們如何把一個個點、一個個知識面串成對宋朝的總體感覺。這不是簡單的檢索工具就能夠完成的。這方面張老師的《兩宋王朝史》就起了高屋建瓴的作用。第二個是剛才劉先生問的一個問題，研究宋史這么多年，怎樣又能傳達總體的東西又傳達得準確？我認為關鍵在于“史識”，我在讀后感里說“論史卓有識見”，這就是史識問題。它牽扯到你對總體觀的拿捏，因為歷史學既是一門敘事的學科又是一門解釋的學科，敘事就是我們如何通過敘述反映一個相對準確的總體全貌，史識就是在你解釋總體全貌中間貫穿著你對這個王朝最深刻的、最睿智的歷史通感。當然這種歷史通感不一定要寫在整個王朝史里面，哪怕寫一個具體的制度，里面也有史識和通感，這樣就能夠達到目的。我已經退休了，他們幾位還在帶博士生、碩士生，我認為我們現在有一個不好的傾向：學生可能把專題做得很細，材料刨得相當齊全，但他缺乏研究制度、研究課題背后的總體觀，這是我認為導師們應該加以注意的。第三個問題，就是現在歷史寫作和歷史敘述中的史筆問題。現在史學越來越走向大眾，在我和別人接觸的過程中，我感到現在讀者對于歷史讀物的接受層面是多層次的，有的層次較淺，最好是閱讀不要有引文的書。不要有引文，從寫作的角度來看當然是一種方式，但從學術角度來看有深淺、專業和非專業的差異。如張蔭麟的《中國史綱》沒有一句引文，但卻是學術經典，它的背后是張蔭麟對先秦到漢代的整體看法。還有一點，張邦煒老師有一段引文的原文很長，他節選了里面最關鍵的部分，讓這個引文既能起到證實論點、支撐整個敘述的參考文獻的價值，但又不讓引文過多影響閱讀的順暢感或者快感。還有一種是引文較多的情況，很多段落主要是用引文來論述的，如郭建龍的《汴京之圍》，周思成寫的《大汗之怒》，還有《隳三都》，我認為都寫得很好，雖然引文也很多，但我認為基本上達到了既是歷史學又向大家傳播的目的。實際上歷史愛好者本身就是多層面的。如鄧老師兩本很學術前沿的書《祖宗之法》《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很多非歷史專業的人也在看。因為隨著一個一個層面往前推，他又想知道宋代更深層次的指導方針是怎樣的。所以我想，現在的出版界、讀書界包括學者，都可以在自己的領域里面找一個定位，出書的對象是哪一個層次。不管是讀書界、出版界，還是進行學術普及，就會形成一種多元、多層次的現象，這樣才能夠把歷史向大眾普及。而做到真正向大眾普及歷史，又是形成公民意識、國民意識的重要思想資源，這才是我們現在應該加以注意的，是我們力所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