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起名字筆畫(用奇字給公司起名字)
本篇文章給大家談談字起名字筆畫，以及用奇字給公司起名字的知識點，希望對各位有所幫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詳情介紹：
- 1,姓名筆畫是這些數，恭喜，取對名字了，將要發大財
- 2,王思豪：關于唐宋“文賦互為”與方苞古文“禁賦”問題丨202207-73（總第2057期）
- 3,星環科技研究報告：分布式數據庫的長跑領先者
- 4,好聽的公司名字
姓名筆畫是這些數，恭喜，取對名字了，將要發大財
老話常說，好的名字決定人的一生，可見一個好的名字對人是多重要的。在姓名學中，通常將姓名分為：天格、地格、人格、外格和總格。這五格中，人格最為重要。人格通常是通過姓名的筆畫來計算的。今天臺長就跟大家聊聊哪些筆畫的姓名，十分旺財，是財主的命。
計算方式
單姓，取名姓名前兩個字筆畫總和。例如李三明，取李：七畫，三：三畫，因此李三明的姓名人格數：10
復姓：如果是復姓，則取姓最后一個字跟名的第一個字。例如：歐陽寧娜，取陽：六畫，取寧：四畫，則歐陽寧娜的姓名人格數也為：10
究竟哪些人格數是旺財的呢？
人格數為10、15、14
如果你的人格數為這三個數字，那臺長得恭喜你名字取得好。因這些人格數的人主財星，有官運，一生不愁吃穿。你們不但會賺錢，還很會守財，擁有強能力的你們，定會有大富大貴。
人格數為12、34、47
這類的人格稱為承襲星，意喻祖業豐饒，家境十分好。如跟隨別人創業將會有不錯的成就。這類姓名的朋友他們很有可能成為富二代，可坐享大筆財富。
人格數為24、28、48
這類人格被稱為天貴星。天生貴氣逼人，一生不缺貴人相助。這類人格數喻生命力量強大，一生中不但常有好的機會，而且能力強大的他們常常能把握機會成為大老板。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雖常得貴人相助，但一定要懂得惜福感恩，不可過于貪心。
想知道什么樣的人格數是文曲星嗎？關注我們，跟臺長一起了解姓名學的奧秘。
王思豪：關于唐宋“文賦互為”與方苞古文“禁賦”問題丨202207-73（總第2057期）
轉自“ 桐城派研究”微信公眾號。
桐城派研究
解悖：關于唐宋“文賦互為”與方苞古文“禁賦”問題
王思豪
作者：王思豪，安徽桐城人，南京大學文學博士，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澳門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1.本文原發《河南大學學報》，2022.04.
2.本文經作者授權，轉引請注明。
引言：由方苞引出的三個“悖論”
翻閱《方苞集》，常見方苞發表古文與賦有別之論。卷六《答申謙居書》云“蓋古文之傳，與詩賦異道”[1]；卷七《贈淳安方文辀序》稱“漢之文終武帝之世而衰”，唐、宋之學者“逐于詩賦論策之末”[2]；《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謂《史記》所載賦“甚略”，原因是“恐氣體為所滯壅也”[3]；在《刪定荀子》中刪除“成相篇”“賦篇”全文，被《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批評是“至于成相及賦篇……故其所撰，既變詩體，復異離騷，正可觀當時文藝之情狀，而苞竟刪之，是不特不知學問之大，且不知文學之流變矣”[4]；方苞編《古文約選》重理輕辭，不錄漢魏古賦，謂“在昔議論者，皆謂古文之衰，自東漢始，非也。西漢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氣奮動，倜儻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后，則漸覺繁重滯澀”[5]，武宣之世，恰逢辭賦創作隆興之時，而方氏卻將這段時間的文學創作加以否定，所說“繁重滯澀”也是針對漢賦而發；他告誡其弟子沈廷芳說“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6]，明確指出古文禁漢賦字法[7]。
方苞提倡古文“禁賦”，是因為漢賦“繁重滯澀”“板重字法”，但作為桐城后學的秦瀛在《答陳上舍純書》中卻謂：“望溪方氏后出，精于義法，簡嚴精實，而或者鉤棘字句，以僻澀為古。”[8]方東樹《書望溪先生集后》亦謂：“樹讀先生文，嘆其說理之精，持論之篤，沈然黯然紙上，如有不可奪之狀，而特怪其文重滯不起，觀之無飛動嫖姚跌宕之勢，誦之無鏗鏘鼓舞抗墜之聲，既而求之，無玄黃采色，創造奇詞奧句，又好承用舊語?！盵9]秦瀛、方東樹偏又指摘方氏古文“鉤棘字句，以僻澀為古”“文重滯不起”。這便形成第一個悖論。
第二個悖論，方苞倡導古文辭禁賦，但自己又創作辭賦，而桐城后學又倡導以賦入文。今所知方苞的辭賦作品有《七夕賦》（20至30歲間作）、《時和年豐慶祝賦》（46歲時作）、《七思》（80歲時作）、《嘉禾賦》、《悵春華》五篇?！稌r和年豐慶祝賦》是應康熙之命而作，康熙對其評價甚高：“上告諸翰林：‘此賦，即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盵10]《七夕賦》，許結先生評云：“全賦凝騷人悱惻之懷、古詩感蕩之意和六朝凄婉之情于一體，在清人同題賦作中，是罕有其匹的?！盵11]可見方苞的辭賦創作有著很高的藝術成就。方苞編《古文約選》摒棄漢賦，而姚鼐《古文辭類纂》特入“辭賦”一類，吳闿生對此評曰：“望溪論文禁用漢賦奇麗語，姬傳矯之。始以騷賦盡列于文，其識偉矣?！盵12]吳德旋肯定方苞其中的“五禁”，但認為“禁賦”需分別對待：“古之文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娰x雖不可有，但當分別言之，如漢賦字句何嘗不可用，惟六朝綺靡乃不可也。”[13]
第三個悖論，古文研究界一般認為韓愈“文起八代之衰”，是唐宋古文運動的發起者，高步瀛論文章源流謂：“韓退之力求復古，嘗運漢賦氣體，寓之于文；（如《南海廟神碑》《送竇從事序》等。）而其為賦也，則用其體，不襲其貌，掃去奇字，獨恣健筆，遂開宋賦之蹊徑。”[14]熊禮匯先生指出：“韓愈學揚雄以賦為文，有全用辭賦形式為文者，如《進學解》《南海神廟碑》《送鄭尚書序》《訟風伯》等。有用主客問答形式結構其文者，如《送窮文》《送李愿歸盤谷序》等。有取其以鋪陳渲染、反復陳說方式言事述懷者，如《送孟東野序》《與李翱書》等?！盵15]韓愈“以賦為文”。郭預衡先生也認為“以文為賦，始于唐代，宋人以文為賦，尤為突出，歐、蘇所作，最為典型。歐陽修的《秋聲賦》、蘇軾的《赤壁賦》之為文賦，固不待言。蘇軾的《黠鼠賦》，亦可為例?！@樣的賦體之文，與其他記序雜文無大區別。……宋人以文為賦，亦復以賦為文，有的文章，不名為賦，實亦賦體”，“到了宋代，有些作品，為文為賦，已無區別?；蛞晕臑橘x，或以賦為文，無所不可”[16]。唐宋古文家在創作實踐中“文賦互為”。以“文章在韓、歐之間”[17]為行文祈向的方苞，一般認為是繼承了唐宋以來的古文統緒，但方苞卻在古文中“禁賦”。
方苞認為古文與辭賦有別，賦乃“異道”，可自己又創作多篇賦作，且取得較高的藝術成就；明確要求古文中禁漢賦的“繁重滯澀”“板重字法”，可偏偏自己的古文被指責有“僻澀”“重滯”之弊；明確主張古文“禁賦”，這與自己所繼承的唐宋古文家“文賦互為”傳統相牴牾捍格，于此，似乎形成三個“悖論”。學界目前較多關注于方苞的經學、古文方面的成就[18]，而對其辭賦創作以及與古文之關系的探討，往往鮮有提及。馬積高先生《賦史》曾專辟一節談“桐城派作家”的賦，但沒有論及方苞,[19]，許結先生《中國辭賦理論通史》指出桐城派“以古文法評賦”[20]，也僅涉及到姚鼐、張裕釗等作家。筆者曾撰文將方苞的賦學思想置于桐城派“文統”建立的統緒中，做過簡要論述,[21]這里想繼續對這個問題加以詳細探討，期以就正方家。
（ 向上滑動，查看注釋。）
一、另一個方苞：辭賦世界里的望溪先生
蘇惇元《方苞年譜》“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先生年四十六歲”條載：“春二月獄決。先生蒙恩寬宥免治，出獄隸籍漢軍?！プ嫠刂壬膶W，三月二十三日，硃書：‘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下武英殿總管和素’。翼日，召入南書房，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越日，命著《黃鐘為萬事根本論》；越日，命作《時和年豐慶祝賦》?！盵1]據此知，方苞撰有《湖南洞苗歸化碑文》《黃鐘為萬事根本論》《時和年豐慶祝賦》三文，但不見今存方苞諸集中。蕭穆《記方望溪先生文集新舊兩刊本》謂：“今案此三文均為圣祖仁皇帝所稱，當程氏刻集時，首載進呈文一卷，此三文并未恭載進呈文中?！说然突透呶?、經世大篇，尚猶失之，其他所佚者，尚不知凡幾矣?！盵2]今未見方苞撰寫的《時和年豐慶祝賦》，但在康熙的文集中收錄有《時和年豐慶祝賦》一篇，有序曰：“朕誕辰免慶賀行禮者亦多年矣，近因六旬，群臣固請，又有恩綸，故勉從眾意?！尬諛信R極，章句之能素不為務。但自幼齡讀書屬文，每覽大儒，雖不以華麗為尚，亦間有作者，似取吟詠以托性情，因而有感，用‘時和年豐慶祝賦’七字為韻?！盵3]康熙八歲登基，至康熙五十二年，正值六十壽辰，撰寫這篇七韻律賦，主張的賦學觀念是“不以華麗為尚，亦間有作者似取吟詠以托性情”，這與方苞辭賦創作所遵循的旨意若合符契。
方苞的賦作一改古文中的理學習氣而尤為重“情”。《方苞集》卷十七收錄有一篇騷體賦《七思》。《七思》之作，方苞的前輩女詩人高景芳寫過，是追思其父母、兄嫂、姐妹之作，前有小序曰：“枚生有《七發》稱說可喜之事，以啟發病體。余沉疴初愈，心胸纏綿，惟此天親數人，爰賦《七思》用抒郁結。”[4]這給《七思》之作奠定了追思親人以抒郁結的基調，方苞的《七思》也如此?！镀咚肌纷饔谇×晁脑?，方苞時在京師，賦文追思感懷“兄百川先生”“弟椒塗”“伯姊”“仲姊”“三姊”“妻蔡氏”“兄子道?！逼呶挥H人。賦末有乾隆六年四月望前二日方道永識語謂：
先君子同產八人。乾隆三年，姑適曾氏者歿，惟叔父、小姑尚存。叔母早世，叔父感傷，欲仿《楚辭》作《七思》，含意聯辭，輒氣結而中止。今年正月，兄卒于京邸。叔父哭之慟，兼旬夜不能寐，始為兄成一章。浹月中次第屬草，命永編錄。[5]
明確表明《七思》仿《楚辭》而作。在這七篇賦文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是“嗟”與“痛（悲、哀）”，幾乎每篇都有，如《兄百川先生》“嗟童稚兮相隨”“痛乖分兮苦相勖”；《弟椒涂》“嗟余繼兄兮數行游”“痛入天兮悔莫釋”；《伯姊》“嗟余告歸兮姊在床”“痛在世兮常生離”等，面對親人的相繼離世，方苞內心無比哀痛、悲痛，心氣郁結，借騷體以發抒。
《方苞集外文》卷九收錄《七夕賦》，也是一篇重情重義的騷體賦。學界對方苞這篇賦評價都比較高，認為“桐城派作家們作賦既少，又乏佳構。惟其如此，方苞的賦作方能稀者為貴。其代表作《七夕賦》融入了作者別離相思的真切感受，故能寫得情思凄婉，境界空靈，風格……與他的平實雅正的古文判然有別。”[6]確實，這篇賦卻寫得情思浪漫，幻想奇異，可謂難能可貴。賦開頭就說：“歲云秋矣，夜如何其？”分別典出《左傳?僖公十五年》“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7]《詩?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8]。又說：“望迢迢而愈遠，情脈脈而難親”，分別典出曹丕《燕歌行》“牽?？椗b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9]；《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盈盈一水問，脈脈不得語”[10]等，行文中多處點化前人七夕詩詞意境，語淺情深。“于是躧纖步以輕揚，搴羽裳而潛泳?！囟鸱路鹨孕忻?，青女飄飖而來媵”，寫仙界牛郎織女的相會場景，濃墨重彩，綺麗盛大，幻想奇異而浪漫。又寫人間離苦云：“況乃家辭南漢，戍縶幽都。望沙場之凄寂，憶庭草之深蕪?！らL歌以心摧，展清商而調變。”離人或戍守邊關，或羈旅奔波，承受深沉痛苦的離愁，一片纏綿悱惻、慷慨悲涼的筆調。
在徐天祥、陳蕾二位先生輯校的《方望溪遺集》中也收錄有方苞賦作兩篇：《嘉禾賦》和《悵春華》?！都魏藤x》是一篇以贊禾為主旨的農事賦，嘉禾來源于古代的祥瑞之說?！秾O氏瑞應圖》謂“嘉禾，五谷之長，盛德之精也”[11]，嘉禾成為盛德精神的象征。方苞的這篇賦在主題上追蹤《詩經》《尚書》，有謂“念作所于無逸兮，爰觀民而省方”“聽豳歌之祁祁兮，皇情愷以樂康”，表達重農孝享，崇尚盛德的雅正主題。而就賦的形式來講，這是一篇騷體賦，如寫山林之秋景曰“睇河山之盤郁兮，闃塞矗以蒼蒼。秋草萋萋而絡野兮，山滌凈以明岡”[12]，有一番妙遠之趣。《悵春華》也是一篇騷體賦，序寫作賦之緣由曰：“友人新婚逾月，將遠游，述其閨人別辭，甚愴。余悲其意，為長言以嗟嘆之，亦無備于興觀之義與？”這篇賦是代友人寫閨中的離情別緒，“獻歲發兮春風返，吳天高兮碧云遠?！瓝釅研馁饪犊?，斷柔情兮春水寒”，友人在春天里，自江南北上，出發之景，寫得慷慨悲涼，有建安之風神。又說“思夏日兮爛爛，念秋風兮驚羅紈。況冬夜兮方長，掩空閨兮百慮攢。胡鼓枻兮揚州，妾相送兮吳江頭。愿長淮兮無波，使大河兮安流”[13]，在離開你的日子，接下來的夏秋冬季節該如何渡過？愿追隨你的步伐，從吳江頭，經揚州，沿長江、淮河北上到黃河，與你相伴。賦文娓娓道來，自然而貼切，情感真摯動人。
方苞是一位理學家，通過一系列的理學撰述和古文創作給自己建立起一個羽翼圣道的形象。故其古文，惲敬認為“袍袖氣重”[14]，吳德旋評之曰“謹嚴而少妙遠之趣”[15]；其經世之學，曾國藩認為“持論太高”，“多見謂迂闊而不近人情”[16]。但在方苞“吟詠以托性情”的辭賦作品中，我們看到的望溪先生，是一位糾結于兒女情長、重情重義的方苞，一位更有人情味、情感細膩真摯的方苞，一位不那么帶有理學氣般迂遠的方苞。方苞在古文領域崇理明道，卻在辭賦領域中尋找到一種述情抒懷、展現自我性情的書寫范式。
（ 向上滑動，查看注釋。）
二、祖騷述情：“文賦互為”統緒與方苞的賦學觀念
方苞既然從事于辭賦創作，那我們自然要追問其持有什么樣的賦學觀念。前揭其侄子方道永在《七思》后寫有識語，其中曾問方苞：“‘騷之義隱深，其辭惝恍而彬蔚，茲則易之以直樸，何也？’曰：‘至親不文，修辭之體要則然。’”[1]主張騷體賦重在“義”隱深而“辭”直樸，這與康熙《時和年豐慶祝賦》序所稱“不以華麗為尚”“似取吟詠以托性情”的論述旨趣相通。可以說，方苞創作騷體賦秉持的賦學觀念是：變彬蔚（華麗）之文為直樸之詞，主張作賦以吟詠性情為主。
將方苞的賦學觀念置于唐宋古文“文賦互為”的發展統緒中來理解，我們須明確兩點認識：一是“文賦互為”是隨著“古文運動”而趨于成熟。首先是“以賦為文”，幾乎在賦體形成之初就已見端倪，項安世說：“大抵屈宋以前以賦為文”，又“賈誼之《過秦》、陸機之《辯亡》，皆賦體也。”[2]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封禪文》也“以賦為文”，王世貞謂：“長卿以賦為文，故《難蜀》《封禪》綿麗而少骨?！盵3]桐城姚范亦謂：“《封禪文》，相如創為之，體兼賦頌?！盵4]到唐宋古文八家，“以賦為文”的現象非常普遍。韓愈、柳宗元是“古體派”賦學的代表，韓愈《送窮文》、柳宗元《乞巧文》皆仿自揚雄《逐貧賦》，南宋洪邁就指出：“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楊子云《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擬枚乘《七發》……皆極文章之妙?！盵5]吳德旋也指出韓、柳以賦為文，謂：“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南海碑》，忽入賦體；子厚記山水，間用辭賦家言?！盵6]歐陽修《醉翁亭記》運用以賦的鋪排筆法，北宋宋祁便說：“只目為《醉翁亭賦》，有何不可？”[7]陳師道也說：“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盵8]蘇洵《文甫字說》形容水處極工，姚鼐謂“太襲《子虛》《上林》耳”[9]。唐宋八大家往往在“以賦為文”，賦學界稱之為“類賦之文”。
其次是“以文為賦”，元祝堯《古賦辯體》評論揚雄《長楊賦》注中正式提出“以文為賦”，謂“厥后唐末宋時諸公，以文為賦，豈非濫觴于此”[10]，且在《古賦辯體·宋體》中云“宋之古賦，往往以文為體”[11]，至明代徐師曾在《文體明辨序說》中正式提出“文賦”一詞，并評曰“文賦尚理而失于辭，故讀之者無詠歌之遺音，不可以言麗矣”，追溯“文賦”源頭是“按楚詞《卜居》《漁父》二篇已肇文體，而《子虛》《上林》《兩都》等作，則首尾是文，后人仿之，純用此體”[12]。究“以文為賦”之淵源，王世貞又認為“賈傅以文為賦，故《吊屈》《鵩鳥》率直而少致”[13]，賈誼賦即已濫觴。至韓愈賦作多以散句為主，錢穆先生通讀韓愈賦后謂：“竊謂韓公不僅以文為詩，實亦以散文之氣體筆法為辭賦。試誦韓集諸賦……凡其文體當歸入辭賦類者，韓公為之，不論用韻不用韻，實皆運用散文之筆法氣體以成篇?！盵14]歐陽修的《秋聲賦》，儲欣亦評之謂“賦之變調，別有文情”[15]。蘇軾《赤壁》兩賦是“文賦”的典范，黃仁黼《古文筆法百篇》評之云：“以文體論，似游赤壁記也。然記不用韻，而賦方用韻，此蓋以記而為賦者也?！盵16]由漢代的類賦之文到宋代的文賦，可見“文賦互為”的發展軌跡。
在古文運動史上有關“文賦互為”的論述甚多，以上所舉之例，方苞多有回應，如評司馬相如《封禪文》謂“相如天骨超俊，不從人間來”[17]；評韓愈《訟風伯》云“樸質近西漢人，頗不類《楚辭》”[18]；評韓愈《進學解》云“退之為此文，與作《毛穎傳》同，以示其才無所不可”，又云“放寫東漢魏晉人，在集中為別調”[19]；評韓愈《送窮文》云“代鬼作語，其源出于《鵩鳥賦》”[20]；評蘇子瞻《赤壁賦》云“文境邈不可攀，良由身閑地曠，胸無雜物，觸處流露，斟酌飽滿；豈惟他人不能摹仿，即使子瞻更為之，亦不能如此調適而暢遂也”[21]。由此看來，方苞是明了賦與文互為之體的衍變之跡的，但他要求的是“澄清無滓”之文。其《古文約選序例》謂“古文氣體，所貴澄清無滓……始學而求古求典，必流為明七子之偽體，故于《客難》《解嘲》《答賓戲》《典引》之類皆不錄。雖相如《封禪書》，亦姑置焉……恐學者無從窺尋而妄摹其字句，則徒敝精神于蹇法耳”，這些未能“澄清”之文，方苞一概不錄，并且教人作文從唐宋諸家入，反對明七子的求古“偽體”。
二是“騷體賦”的復興與“古文運動”的關系。二者密切相關，原因是“古文運動以復古相號召，其作者又多具有憂患意識，寫作形式上基本上拒絕律賦，也少用駢賦，所以很自然的騷體賦得以提倡”[22]。韓愈“不平則鳴”的創作動機促進中唐騷體賦的興盛，其《閔己賦》《復志賦》《感鳥賦》《別知賦》諸篇即是這方面的代表。柳宗元以騷體賦見長，《閔生賦》《夢歸賦》《懲戒賦》《吊屈原文》《吊萇宏文》諸篇頗受稱譽，宋人嚴羽即謂“柳子厚精于騷學”[23]，清人林紓也稱：“柳州之學騷，當與宋玉抗席，幽思苦語，悠悠然若傍瘴花密箐而飛，每讀之幾不知身在何境也。”[24]騷體賦的復興與唐代的“古文運動”幾乎同時進行，而其復古的內涵是如元人祝堯在《古賦辯體》中提出的“祖騷宗漢”命題：“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為古，已非魏晉以還所及。心乎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則可也?！盵25]“祖騷宗漢”確定以楚騷、漢賦為典范的賦學觀念，主張以“騷人情致”取代“空談性理”，向楚騷悲情傳統復歸。值得注意的是，唐宋古文諸家的文賦往往主于理而昧于情，但騷體賦創作依然崇騷重情，韓愈“不平則鳴”、柳宗元“深得騷學”，均得屈賦述怨抒憤之精髓。至宋人古賦，祝堯謂“若以文體為之，則專尚于理，而遂略于辭、昧于情矣”，并引述朱熹語以自證曰：“晦翁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與眉山蘇公三人相繼迭起，以其文擅名當世，杰然自為一代之文。獨于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26]宋人騷體賦不同于文賦，走的是一條輕理重情的道路。
朱熹《楚辭集注》以“情辭深切”為標準，對王逸《楚辭章句》所收篇目進行增刪，認為“《七諫》以下，辭意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27]，朱熹推崇有所“疾痛”的騷體賦作，因此刪去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劉向《九嘆》、王逸《九思》，而增補賈誼的《吊屈原賦》和《鵩鳥賦》二篇。方苞《書朱注楚辭后》一文對此深有體認，并引申至揚雄《反騷》：
朱子定《楚辭》，刪《七諫》《九懷》《九嘆》《九思》，以為類無疾而呻呤者，卓矣；而極詆《反騷》，則于其詞指若未詳也。吊屈子之文，無若《反騷》之工者；其隱病幽憤，微獨東方、劉、王不及也，視賈、嚴猶若過焉。今人遘疾罹禍殃，其泛交相慰勞，必曰：“此無妄之災也?！逼輰僦粒瑒t將咎其平時起居之無節，作事之失中，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雄之斯文，亦若是而已矣。知《七諫》《九懷》《九嘆》《九思》之雖正而不悲，則知雄之言雖反而實痛也。然雄之末路诪張茍免，未必非痛屈子之心所伏積而成，文雖工，其所以為文之意則悖矣。豈朱子惡其為文之意，于詞指遂忽焉而未暇以詳與？[28]
方苞主張騷體賦創作要抒發“悲”、“實痛”、“伏積”之“痛”，這與朱熹“疾痛”之旨一致，也與其《七思》創作中頻繁出現“嗟”“痛”字的創作實踐相呼應。
方苞對于唐宋古文家的“文賦互為”之軌跡了然于心，但他秉持的是一種“澄清無滓”的古文觀念，不允許純正古文中摻入賦體字法，哪怕是司馬相如“不從人間來”的字句?？墒窃趯Υ}體賦的態度上，方苞一如朱熹的觀點，鮮明地表現出與其文論主張相區別的、祖騷重情的賦學觀念。
（ 向上滑動，查看注釋。）
三、以變解悖：在構建道統與文統的框架下
正是因為方苞推崇“澄清無滓”的古文觀念，后世文論家多以“嚴”字稱之。張士元《與姚姬傳先生第二書》云“本朝方靈皋先生持論甚嚴，于《左》《馬》之外，獨取韓子”[1]。劉開《與阮蕓臺宮保論文書》也說：“然望溪豐于理而嗇于辭，謹嚴精實則有余，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盵2]方苞持論“甚嚴”“謹嚴”，意在追求“雅潔”和“文體之正”，如張裕釗所言：“望溪修詞極雅潔，無一俚語俚字，然其行文不敢用一華麗非常字，此其文體之正，而才亦不及古人也?！盵3]漢賦的雄肆氣勢與華麗辭章被方苞摒棄在雅正的古文觀念之外，因此招來其古文“閎放不足”“雄肆不足”“才亦不及古人”的批評，甚至如袁枚譏方苞是“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4]。
方苞專其所守，這是符合他所處時代的要求，但對其后古文觀念的推進和之后“桐城派”立派發展似乎并不一致，尤其是在“陽湖”作家群興起后，“陽湖之異于桐城者，學不主程、朱，又時時欲入考據，視桐城為稍發舒，而辭賦之學，欲尋楊、馬墜緒，亦桐城之所無者”[5]，桐城后學欲要擴大一派之堂廡，就必須要解方苞之“?！?。盛大士《書方望溪文集后》有曰：
國朝古文之以“義法”勝者，莫若望溪先生。嘗言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此特言乎文之常者耳。若論其變，……是以文之為道，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至變之中自有其不變者存，故不極其變，無以成天地之文，而不循其常又無以造乎變化之域。昌黎《答李翊書》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答尉遲生書》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夫言非一端而已，必蘄至于古之立言者而后止。望溪之意，欲示人以作文義法，不知硁硁守此，即失古文遺意也。[6]
方苞古文之道，是“文之常者”，但為文之道是“變動不居”的，盛大士以韓愈為文求變之道來要求變革方苞的古文之道，而其直接路徑就是韓愈以賦為文。盛大士《駁侯朝宗書昌黎潮州謝表后》謂“昌黎貶潮州謝表，人譏其以辭賦述封禪，幾于相如逢君，此庸猥之論，無足齒者”[7]，追蹤侯方域《書昌黎潮州謝表后》之旨在于：“昌黎一代人杰……昔人論其欲以詞賦述封禪，幾于相如逢君，此誠太苛……君子之學，變化以成德。自知其病，矯而克焉，變化之謂也。”[8]以韓愈“以賦為文”來解方苞古文禁賦之悖，成為桐城后學擴大堂廡的法寶。
首先，方苞追慕韓愈，桐城后學要解方苞之“?！?，便要從韓愈入手。方苞在道統與文統上盛推韓愈，在《贈淳安方文辀序》中說“夫自周之衰以至于唐，學蕪而道塞近千歲矣。及昌黎韓子出，遂以掩跡秦、漢而繼武于周人”[9]，又在《萬季野墓表》中接受萬斯同告誡“唐、宋號為文家者八人：其于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10]。郭象升因此即指出：“方苞識解獨高，始嚴古文義法，以之裁量古人，不少假借，曾批唐宋八家文，自韓退之一家外，悉加抹擲?！盵11]方苞力求在道統與文統上接續韓愈。宋人柳開謂：“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盵12]韓愈是接續揚雄之后道統與文統的人物，是古文運動中推尊揚雄的關鍵人物，其《送孟東野序》謂“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13]。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謂：“退之所敬者，惟司馬遷、揚雄。”[14]韓愈盛推揚雄，是既師其道，又師其文，他在《題歐陽生哀辭后》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盵15]揚雄兼有大儒與辭人之身份，成為韓愈文道起衰的重要軸點，清人鄧繹即指出：“兩漢之世專以大儒歸揚雄，經術盛而人知有《易》也。魏、晉以來始以辭人視雄。至于盛唐遂以揚、馬并稱……獨韓退之以荀、揚大醇，追配孟子，為起衰之特筆，然其論文章仍以司馬相如、揚雄為一流，不能無狃于前人之說也?！盵16]在道統上，揚雄接續孟子；在文統上，揚雄與司馬相如并列，俱為一流。
其次，方苞之后的桐城后學紛紛推崇揚、馬，并指韓愈古文學揚、馬之賦。劉大櫆評韓愈《南海神廟碑》曰：“退之南海碑從《上林》《羽獵》來，故其語雄奇。”[17]姚鼐編《古文辭類纂》，設立“辭賦類”，收錄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哀二世賦》《大人賦》《長門賦》《難蜀父老》《封禪文》、揚雄《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解嘲》《解難》《反離騷》等賦篇。曾國藩《諭紀澤》（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至韓昌黎出，乃由班、張、揚、馬而上躋《六經》，其訓詁亦甚精當。爾試觀《南海神廟碑》《送鄭尚書序》諸篇，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缹W韓文者，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爾能參透此中消息，則幾矣?！盵18]教子習文，由韓愈直接揚、馬賦篇。吳汝綸《與姚仲實》云“韓公得揚、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19]，點明韓愈習得揚、馬賦作之長。林紓推尊揚雄，謂“昌黎沉浸于（揚）雄文”[20]，認為“昌黎者，竟死追逐揚雄氏……蓋雄文肆于賦筆而縮于《法言》，造語重而結響堅，此昌黎之所慕也”[21]。桐城后學在調整方苞古文禁賦之說時所采取的策略，是從韓愈“得之揚、馬”入手。
接下來的問題是，桐城后學從韓愈溯源揚、馬，要學些什么呢？前揭方東樹指摘方苞文“重滯不起”的原因是“觀之無飛動嫖姚跌宕之勢，誦之無鏗鏘鼓舞抗墜之聲”“力求充其知而務周防焉，不敢肆。故議論愈密而措語矜慎，文氣轉拘束不能閎放也”，即一是文辭不瑰麗，二是文氣不閎放。
一是“瑰麗之辭”，姚鼐尤重視于此。方苞也重視古文辭章之“瑰麗”，他在《古文約選序例》中說：“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盵22]但他似乎對漢賦的“瑰麗”沒有足夠多地體認。司馬相如、揚雄賦作是“瑰麗”的代表，姚鼐變“古文”為“古文辭”，且在《古文辭類纂序》中云“辭賦類者……漢時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23]，又變劉向、歆父子《七略》之“詩賦略”而為“辭賦略”，意即在漢賦之“辭”。姚鼐評價韓愈《解嘲》篇“雄偉瑰麗，后人于此，不能復加恢奇矣”，[24]又《與張翰宣書》：“昌黎詩文中效相如處極多，如《南海神廟碑》中敘景瑰麗處，即效相如賦體也?！盵25]其弟子劉開《與阮蕓臺宮保論文書》謂：“自屈原、宋玉工于言辭，莊辛之說楚王，李斯之諫逐客，皆祖其瑰麗。乃相如、子云為之，則玉色而金聲；枚乘、鄒陽為之，則情深而文明。由漢以來，莫之或廢。韓退之取相如之奇麗，法子云之閎肆，故能推陳出新，征引波瀾，鏗鏘锽石，以窮極聲色。”[26]韓愈古文是從漢賦中學到“瑰麗”處，解方苞文辭“樸質”之悖，桐城后學當也得從此處求。
二是“漢賦之氣”，曾國藩尤著力于此。針對漢賦“板重”之譏，歷來有不同的聲音，《文心雕龍·風骨篇》便說：“相如賦仙，氣號凌云，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遒也。”[27]近人胡韞玉更辯解道：“論者謂《子虛》緊峭，《上林》衍博。余謂二賦浩氣內轉，精光外溢，譬之長江巨河，大波推銀，細沫噴雪，心駭目驚。莫可名狀，千里一曲，自成波瀾，特人不見耳。不見其浩氣內轉、精光外溢，逕以板重堆砌蔑之，豈能令人心服?”[28]漢賦不僅不“板重”，還“浩氣內轉、精光外溢”。這一點得到曾國藩認同，他尤其看重“漢賦之氣”，曾在日記中數次寫道“古文之法，全在氣字上用工夫”，“夜溫《長楊賦》，于古人行文之氣，似有所得”[29]。在韓愈《南海神廟碑》末評曰：“四字句凡百廿句，漢賦之氣體也?！盵30]李鴻章《曾文正公神道碑》：“公為學研究義理，精通訓詁；為文效法韓、歐，而輔益之以漢賦之氣體?！盵31]曾國藩弟子吳汝綸《與姚仲實》：“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笕宓芷揭祝荒芷驷?，則才氣薄弱，不能復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為一代大家?！盵32]吳汝綸之子吳闿生評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云：“蓋不減《平淮西碑》，全運以漢賦之氣體。”[33]韓愈古文是從漢賦中學到“行文之氣”，解方苞文氣“不閎放”之悖，桐城后學當也得從此處求。
司馬相如、揚雄是漢代“以賦為文”典范。姚柬之《書惜抱〈九經說〉后》：“相如工為賦者也，其上《諫獵》、議《封禪》、《喻巴蜀》、《難父老》，則以賦為文。文賦一也，古人尚用其所長，而況義理、文章、考證之殊途乎？”[34]司馬相如“以賦為文”。劉咸炘勾畫兩漢辭派圖，指出“西漢告語之文，奏、疏、書、簡，皆本諸子之質，而加縱橫之勢……揚雄復以詞賦之法入焉”[35]，揚雄也是在“以賦為文”。馬、揚“文賦一也”，所以“義理、文章、考證”也可“尚用所長”，并不殊途，近人王葆心說：“近世如姚氏《古文詞類纂》，乃標明義法，入詞賦，以示古文詞中宜存昌黎貴馬、揚之旨?！盵36]至此，桐城后學，出色地完成了一個推演：即從揚、馬“以賦為文”到韓愈“以賦為文”。李剛己《續皇甫持正諭業》：“國初，方、姚興，推大斯文，倡明絕學。湘鄉曾公繼之，盡取漢儒之博、宋儒之純，經子之閎深，騷賦之瑰麗，以自治其文，昭章粲爛?！盵37]方苞追慕韓愈，桐城后學便由韓愈而追慕相如、子云，將漢賦瑰麗之辭和行文之氣融入古文之中，從而由古文“禁賦”到古文選賦、以賦入文，以“變”解悖，桐城文章昭彰于世。
（ 向上滑動，查看注釋。）
四、余論：方苞古文“禁賦”的正確
由方苞所引出的悖論，被桐城后學不斷解悖，似乎方苞古文“禁賦”是個錯誤的決定。其實不然，人們指摘方苞古文“不能肆”“不閎放”，而歸咎其原因是“才力薄弱”，袁枚《答姚小坡尚書》謂：“要知良史之才，不是酰醬油鹽，照賬謄錄也……近日考據家為古文，往往不曉此義，十人九病，堇莆謝山皆所不免，惟方望溪力能矯之，而又苦于才力太薄，讀者索然?！盵1]贊揚方苞能力矯全祖望等考據文時弊，但方苞為古文真的“才弱”嗎？中年之后的袁枚改變了觀點，他在《與韓紹真》書中說：“嘗謂方望溪才力雖薄，頗得古文意義，乃竹汀少詹深鄙之，與仆少時見解相同。中年以后，則不敢復為此論……不知古文之道，不貴書多，所讀之書不古，則所作之文亦不古。唐宋以來，推韓柳能為古文，然昌黎自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懼其雜也，迎而距之。”[2]袁枚不但修正自己少時的觀點，還為錢大昕譏諷方苞“未嘗博觀而求其法”[3]之辭辯駁，指出方苞古文延續從韓愈而來的懼“雜”觀念。
有意思的是，吳汝綸也為方苞“才弱”辯駁，他在《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中說：“前座上論文，盛推海峰，而左袒望溪才弱之說，某竊心疑焉，而未敢有所枝梧。歸，挑燈重展方劉二集，伏而讀之，竊意足下之盛推海峰者，才耳，弟海峰信以才鳴矣，望溪亦何嘗無才也！……夫才，由氣見者也。今之所謂才，非古人之所謂才也，好馳騁之謂才；今之所謂氣，非古之所謂氣也，能縱橫之謂氣。以其能縱橫好馳騁者求之古人所為醇厚之文，無當也。即求之古人所為閎肆者，亦無當也?！盵4]馳騁縱橫是戰國縱橫家所為，而賦源自縱橫家，章學誠謂：“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盵5]劉師培進一步解釋道：“詩賦之學，亦出于行人之官?！腥酥g，流為縱橫家……欲考詩賦之流別者，盍溯源于縱橫家哉？”[6]這也是姚鼐將《戰國策》中的《楚人以弋說頃襄王》《莊辛說襄王》等篇列入《古文辭類纂》“辭賦類”的原因。在吳汝綸看來，賦一類縱橫之辭，固然可以逞才，但并不代表必須以此作為衡文的標準，閎肆是才，醇厚也是才，但須有先后，韓愈《答李翊書》認為為文“其皆醇也，然后肆焉”[7]，方苞走的是韓愈“先醇后肆”之路，是“既醇之后，即縱所欲言，皆不失其為醇耳”，方苞的古文“禁賦”意在求“醇”。
方苞懼“雜”求“醇”，純正文體而志在“醇道”。由方苞所引起的三個悖論，究其實質而言是情、理、辭在騷、文、賦中的分野與均衡問題，更深次的原因是文與道的離合問題。前揭祝堯在《古賦辯體》中的一句話很值得玩味：“賦若以文體為之，則專尚于理，而遂略于辭，昧于情矣。”反之，文若以賦體為之，如何？由方苞到姚鼐，再到曾國藩的“桐城派”古文理論試圖在回答這個問題。方苞的辭賦創作崇情而祖騷，而古文卻有“豐于理而嗇于辭”之譏，但“禁賦”等古文禁忌是其“義法”主張持論“謹嚴”所必須付諸的措施，是文統與道統的純正與接續的論爭。方宗誠《桐城文錄序》評析“桐城三祖”得失謂：“望溪先生之文以義法為宗，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者，不茍作。且行身方嚴，出語樸重。論者謂取镕六籍，方駕韓、歐?！７逑壬?，以品藻音節為宗……義理不如望溪之深厚而藻采過之?！П壬囊陨耥崬樽凇蛲x法而不失之愨；取海峰之品藻而不失之滑耀而浮。”[8]方、劉、姚三人理論的接續是在由純正向會通、由謹嚴向寬博轉變，陳三立曾總結道：
《離騷》興，景宋之徒遂踵為詞賦，及漢而大盛，六代沿流稍靡矣。唐以降歧而為駢文散文，殊轍異軌，不可合，并所為賦，變而益遠。我朝承宋明，續而張之，駢文散文自名家者頗林立，駢文家類習為賦，散文家或屏而不為。然駢文家號能追為漢賦者，僅張氏皋文、董氏方立、王氏壬父而已。散文家雖專其所守，而姚氏惜抱、張氏廉卿輒兢兢推隆漢賦，曾文正且假漢賦之氣體以美其文，則知通其趣而相為用，亦古今作者得失之林也。[9]
由騷而賦，由賦而駢、散文，方苞是“專其所守”，拒絕以賦為文，到姚鼐、曾國藩等因時求變“通其趣而相為用”，以賦為文，擴大古文堂廡。吳汝綸《與姚仲實》謂“說道說經，不易成佳文。道貴正，而文者必以奇勝。經則義疏之流暢，訓詁之繁瑣，考證之該博，皆于文體有妨”[10]，古文論中的文與道始終處在糾葛中，從方苞之“義法”說到姚鼐的“義理、考據、辭章”之說，再到曾國藩的“義理、考據、辭章、經濟”理論，“義理”是古文的重要部分。但同時也在糾結“道與文竟不能不離而為二”[11]，“必欲以義理之說施之文章，則其事至難，不善為之，但墮理障。程朱之文，尚不能盡饜眾心，況余人乎！方侍郎學行程朱，文章韓歐，此兩事也，欲并入文章之一途，志雖高而力不易赴，此不佞所親聞之達人者?！盵12]桐城文人始終在思考著文與道的離合問題，因此，黃霖先生指出：“這都可以看出桐城文人對于‘文’的思考，他們在不斷地擺脫‘義理’‘考據’的束縛，去把握“文”的基本特征。這些論調，實際上與后來的‘純文學觀’僅有一步之遙。”[13]方苞古文“禁賦”之論，是以“文體之正”回護“義法”之說，而桐城后學以賦為文，意在擴大古文堂廡，消弭“義理”元素，這恰是證明方苞當初“禁賦”以“醇”文的正確。曾國藩、吳汝綸等桐城后學提倡“文章”之學，是順應中國近代文學從“雜文學觀”向“純文學觀”轉型的大勢，亦在求得文章之“純”。
（ 向上滑動，查看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