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照片及名字(東字的公司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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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詳情介紹：

• 1,脫黨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和李漢俊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共產黨人！
• 2,藍圈新材擬出資1000萬設立全資子公司江蘇藍圖企業投資有限公司
• 3,熟悉黨史的人都知道，7月23召開的一大

脫黨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和李漢俊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共產黨人！

在中共建黨之初，李達和李漢俊都積極投身于社會革命活動，積極宣傳共產主義，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曾經一道發起和籌備了中共“一大”的組織召開，他們還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推薦的“一大”黨員代表。

李達和李漢俊是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這一點從未改變，毋庸置疑！他們不是反對和脫離共產主義思想，而是與共產黨組織里的領導者產生了分歧，無法共處，這可能也為后來我黨的民主集中制奠定了基礎！！！

李達

李漢俊

李達在中共“一大”當選宣傳主任。李漢俊雖然未出席中共“三大”仍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然而，1923年秋，李達宣布脫離共產黨；李漢俊在1923年7月黨的“三大”召開后向黨組織提出脫黨，1924年黨組織開除了他的黨籍。李達和李漢俊脫黨但沒有叛黨，即使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始終未放棄共產主義信仰，始終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積極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在黨外發揮著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本色。李達和李漢俊是什么原因造成倆人堅持脫黨呢？

李達因不滿陳獨秀國共兩黨合作的主張憤然脫黨，不可否認的是，他仍然是一名優秀且堅定的共產黨人！

1922年7月，李達參加中共“二大”會議，期間因堅決反對陳獨秀提出共產黨應成為國民黨的一個黨團主張，并當眾頂撞了張國燾，落選中央執行委員，面對張國燾的刁難和排擠，李達決定“還是專心去研究理論為好”。“二大”召開后，李達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應毛澤東的邀請，到長沙擔任何叔衡、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校長職務。1923年夏，李達專程從長沙趕到上海，再次與陳獨秀交換意見，不同意國共兩黨黨內聯合的政策，只同意兩黨黨外合作，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因始終兩人意見相左，不能統一，陳獨秀憤怒地拍著桌子并大吼道：這是共產國的主張，也是黨的主張。你要違反黨的主張，我就有權開除你的黨籍。這次爭吵，因不滿陳獨秀的霸道作風，萌發了李達脫離共產黨的想法。

1923年秋，李達脫黨后，在湖南大學擔任教授，主講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新中國成立后，在武漢大學擔任校長，先后出版了《現代社會學》、《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社會學大綱》等20余部著作。1949年12月，在毛澤東主席的關心下，由劉少奇當入黨介紹人，直接由中央辦理，沒有候補期。1952年11月李達被任命為武漢大學校長。“文革”時，由于李達指出林彪的“頂峰論”違反辯證法，被誣陷為“毛澤東思想最兇惡的敵人”，于1966年8月24日被迫害致死，終年76歲。1980年1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中共湖北省委的決定，為李達平反昭雪，恢復黨籍。

李漢俊是與早期黨的領導人出現分歧后自行脫黨，但仍然是一名堅定的共產黨人！

1904年，14歲的李漢俊就東渡日本求學，通曉日、德、法英4國語言，憑借著語言優勢，中共“一大”時，與共產國際派來的馬林相互交流，為“一大”的順利召開提供了很大幫助。1918年從日本畢業回國后，李漢俊與陳獨秀共同發起和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參加編輯《新青年》早期最重要的刊物。當時，陳獨秀任《新青年》主編時，銷量很大，李漢俊便提議由《新青年》書社每月支出200元作為黨的經費，被陳獨秀拒絕。

1920年5月，陳獨秀應廣東省省長陳炯明再三邀請，出任廣東省教育廳廳長，李漢俊代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書記，為籌措黨的經費，不僅把工資收入用于革命需要，而且還將已故妻子的金銀首飾當賣以及其兄長李書城給他的生活費都用于小組活動所需。陳獨秀為承諾，《新青年》每編出一期，就給李漢俊100元稿費，李漢俊經常通宵達旦趕寫文章和審定稿件，但最后都沒有兌現，這讓李漢俊感到非常不滿，一氣之下辭掉了代理書記之職，并放棄了編輯《新青年》刊物，全部讓給李達負責。但李漢俊還是積極配合李達籌備中共“一大”事宜。當時，“一大”會址沒有找到安全合適的場所，李漢俊建議把會址選在法租界其兄長李書城的公館（也是李漢俊寓所）舉行，為“一大”順利召開提供場所保障。在“一大”會議上，李漢俊提出黨組織應該地方集權，不應該采取陳獨秀的中央集權，沒有得到與會代表的同意。在黨的“一大”上，陳獨秀被選舉為中央局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但被公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會議重要組織者的李漢俊在中央候補委員選舉中卻落選了。中央“一大”后，李漢俊的一些觀點被陳獨秀幾乎全部否定。李漢俊隨脫離中央局的全部工作，轉身投入到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工作中，撰寫了大量文章，影響了無數革命青年。

李漢俊的脫黨，與當時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張國燾存在分歧和矛盾，而且他的觀點又得不到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是一大原因外，李漢俊的性格剛直，固執，認準的理聽不進去不同意見，同時恃才傲物，脾氣急，好意氣用事，也是他個人性格缺陷的另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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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7月，李漢俊脫黨后，先后任國民黨湖北省教育廳廳長和青年部部長等職；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后背叛革命后，因李漢俊在此期間營救了大批共產黨員，1927年12月17日，久遭通緝的李漢俊被桂第軍閥逮捕，當晚被殺害，享年37歲。據老黨員袁溥之后來回憶，1926年北代軍打下武漢后，當時湖北省黨委的成員一致同意李漢俊恢復黨籍的請求。1952年8月，由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發了《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證書上書寫著：“李漢俊同志在革命斗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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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黨史的人都知道，7月23召開的一大

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提起“七·一”這個日子，可能所有的中國人都不會陌生，人們都知道它是中國共產黨的生日。其實，熟知黨史的人都清楚，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日子，應該是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日期，也就是1921年7月23日，而不是一般人認為的1921年7月1日。那么，為什么中國共產黨成立紀念日同她實際成立的日期不符合呢?談起這件事情，我們不能不提及一段關于查證黨的生日日期的佳話。

眾所周知，每年的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紀念日，不過紀念日不等于誕生日，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是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于1921年召開，過去人們都把1921年的7月1日作為代表大會的召開日，但是真實的時間在很長時間內人們并不清楚，其實為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時間在1938年以前也沒有一致的意見，這是由于建黨本身要經歷一個較長的過程，并不是像人的嬰兒那樣有一個從母體中間誕生的準確日子。

中國共產黨一大以后，長時間處于秘密狀態，早期的黨員大部分都犧牲了或者脫黨了，早期的文獻在國內也大多數都沒有保存下來，1937年中中共中央進入延安以后環境了，需要在全國擴大影響并凝聚全黨，1938年春天，毛澤東決定舉行建黨紀念，并把黨的一大作為黨的正式誕生日，當時在延安參加過一大的只有毛澤東、董必武兩個人，他們兩個人又都沒有當年的文字材料，只記得7月間到上海開會，毛澤東、董必武經過研究決定取7月月首這一天，也就是7月1日為建黨紀念日。

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的演講中正式提出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17周年紀念日，應該說這句話的用語還是很慎重的，只認為這一天是紀念日，不過后來一些宣傳材料的撰寫者想當然的理解毛澤東這句話，把紀念日寫成誕生日，因此一直到1980年以前，國內的史書都把一大寫成是1921年7月1日召開，其實解放初期一些領導人曾做過一大的考證工作，在50年代參加過一大的李達夫婦和已經脫黨的包惠生、劉仁靜等人都在回憶錄中間講，一大是在暑假期間召開的，因為當時毛澤東在內的多數代表都在學校里頭讀書或者教書呢，只有放假才能脫身，而當時的國內放暑假時間是在7月中旬以后，1957年當時的蘇共中央把共產國際中間的中共檔案移交到北京，其中就有一大的重要線索，可惜的是當系的國內黨史界鑒于中央已經確定7.1是建黨日了，就沒有人認真考證蘇聯帶來的那些材料來研究準確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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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末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了撥亂反正，對黨史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科研。1979年中央黨校集中了一批史學家，以解放軍后進學院教員紹為正為首的小組負責考證一大的具體情況，他們首先從1957年蘇聯移交的檔案中找到了一大召開的日期是7月23日，因為當時蘇聯有代表來參加，不過需要國內的材料佐證才能最后認定，根據眾多的當事人回憶和國際代表的報告都說會議在上海開了8天，研究人員就開始查找當年的報紙，果然在1921年8月初的申報上查到了大東旅館謀殺案的時間就是在7月31日凌晨，7月31日再往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有關一大召開日期的研究成果在1980年就上報了中共中央，當時中共中央書記處還討論了是不是修改建黨紀念日，但是考慮到幾十年來的習慣，再加上毛澤東當時只確定了七一是紀念日，因此中央最后決定還是不予改變，不過在中共黨史年表中間和后來的黨史書籍中間把黨的誕生日寫成為7月23日。

我們講歷史從來是今天的一面鏡子，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以往的事件，才能培養現實工作中間的科學態度，通過對中共一大日期的查證，人們就可以看到，用實事求是的精神指導史學研究在三中全會改革開放之后有了重大進步，當然了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繼續紀念七一這個建黨紀念日，同時也應該知道這是一個象征性的日子，真實的一大召開日是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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