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給大家談談雁山檢查院李星,以及李星這個名字怎么樣的知識點,希望對各位有所幫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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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29日,廣西全區檢察機關“喜迎十九大‘規范司法行為、提升司法公信’”主題文化建設周活動在自治區檢察院舉行。
雁山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李星在桂林市檢察機關舉行的演講選拔賽中,拔得頭籌,代表桂林市檢察機關參加自治區檢察機關演講比賽。
比賽中,李星沉著冷靜,感情深沉,做了題為《規范司法顯忠誠,人民名義為人民》的演講,在眾多參賽選手中,脫穎而出,獲得了演講比賽三等獎的好成績。
如果您覺得雁山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干警的敬業精神值得肯定,請您在接到0771-12340對雁山區人民檢察院工作滿意度的調查電話時,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謝謝!
編輯:王玲燕
審核:聶小翔
圖片來源:桂林市人民檢察院 覃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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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揚先進、樹立典型,激勵廣大青年踔厲奮發、創先爭優,五四青年節,雁山區人民檢察院干警李星獲得表彰。
桂林市貫徹《廣西壯族自治區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8-2025)》先進個人
李星 雁山區人民檢察院三級檢察官助理
成績與榮譽激勵人心,責任與使命催人奮進。下一步,雁山區人民檢察院將緊緊圍繞學習宣傳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這條主線,積極引導和激勵青年干警發揚“五四”精神,以先進典型為榜樣,認真履行職責、勇于擔當作為,不負時代、不負韶華,為推進雁山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貢獻青春智慧和力量。
感言李星先生
文/ 程海
我認識李星時,他剛從人民大學畢業,分配到陜西作協理論組工作。中等個兒,很墩實的身材。皮膚黧黑,目光沉靜。仔細看,那沉靜后面似乎有更大更廣闊的世界。但感覺沒有敏?,沒有機智和銳利,也沒有天才的范兒。
初次結識,心里自問一聲:此人能寫好評論嗎?
那時我還年青,他也年青。我常常去作協,也常常踫到他。溫溫厚厚的一笑,連幾句寒喧都沒有,像兩個傻子一樣。
后來,我出了第一本小說集《我的夏娃》,給了一些文友,當然也給了李星,還自不量力地給錢鐘書先生寄了一本。沒想到的是,這位文壇泰斗竟然回信了。老人很客氣:“承惠施大著,並奉夾函,感愧之至。”后又說到他身體不好 ,三年來大病末愈,“我患白內障,尊著當請人讀給我聽。”(原信珍藏)。但錢先生來信后不久就過世了,對此書再未致信施教。但我想,錢鐘書先生極少給陌生人回信,我那本小說若沒有觸動先生的地方,恐怕不會寫這封回信吧?
后來有不少評論家給這本書寫了評。李星也寫了一篇短文,節錄如下:
“程海的小說不好讀,但很耐讀。不好讀并不是因為作者故弄玄虛,有意設置語言的障礙,而是因為他既不靠曲折離奇的故事來吸引人,又不是客觀地講述生活事件的過程,直接告訴人們一個什么道理,而是將自己的生活體驗、感受,充分地心靈化、情緒化,也就是高層次地審美化。心靈化的小說,包括散文、詩歌,都不可能供追求感官刺激的人來消遣,它卻可能供具有自覺的精神追求的人去體味,去琢磨。這是一種藝術審美品質比較高的小說,歌德、泰戈爾、川端康成、魯迅的小說都具有這樣的特點。
“程海最先是以寫詩進入中國文壇的。……他的小說也具有詩的魂魄,包括心靈化、感情化,包括純美而高遠的意境,包括詩意盎然的語言。程海的藝術感覺能力和藝術想像力在當代中國文壇的作家中是一流的。他的小說題材不新、故事不新、人物關系不新,但他的描寫和敘述卻處處充盈著新意,新的感覺、新的想象、新奇的描寫,讓你驚嘆不已。一個作家的本事在于對新的題材、新的人物關系、新故事的發現,一個作家的本事更在于敢在別人已經占領了的土地上耕耘,你有你的收獲,我有我的收獲,而且我的收獲同你不一樣,甚至比你的更有價值。程海有這個魄力,中外文學史上那些大家也都有這個魄力。
“像他的詩一樣,程海的小說也蘊藏著對家鄉、對故土、對這片土地上的人的眷戀和熱愛,迄今為止,他的小說還是以涉及鄉土的為多,但他的小說風貌距所謂的鄉土小說甚遠,這是因為構成他小說靈魂的是一個視野開闊,站在人類所創造的思想和智慧的高處的現代知識分子對真善美的執著追求。真善美并不是一個新觀念,從文學史上看,莎士比亞、雨果、屈原、司馬遷都苦苦追求過,但是在現代社會的背景和人際關系中,它仍然具有著更加特殊的意義,仍然閃爍著理性的光輝。將熱情獻給它,程海認為值得,我們也認為值得。”
前面說過,這段文字,是在我初涉文壇,出版第一本小說集時寫的。也是李星先生在他很年輕時寫的。在當時,我們倆都籍籍無名。讓我感佩驚訝的是:這段文字直到現在,仍能俯瞰和涵蓋我的全部文學作品。就因為這段文字,他平日的訥言笨拙忽然煥發出了新的意義。他忽然間敏捷了,銳利了,有范兒了,讓我刮目相看了。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思想的顏值往往和形象的顏值大相徑庭。事物總是相反相成。想一想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孔子,老子,哪一個不是以卓越的思想永垂不朽的?姿容,對于這些巨擘,只不過是一張不值一提的肉體裱糊紙而已。
我曾在1993年答西安晚報記者問時說過這么幾句話:“李星平日口訥,非虛言浮語之輩,但我佩服他的文章,佩服他直指事物本質的能力。”
我后來還在陜西日報一篇文章中說:“我至今仍認為他是全國最杰出最有天賦的評論家之一。
李星在談到我和他的友誼時曾說:“兩人之間,沒有利益,沒有權勢這方面的交換。”是一種“干凈的,純粹的,精神的,文字的朋友。我覺得很自豪。”他又把他和我的友誼形容為俞伯牙和鐘子期的那種友誼。“一個砍柴的,一個彈琴的,兩個人之間的友誼,彼此了解,心意相通。那種友誼是高尚的,純粹的,或者是審美愉悅的。”
1991年初,我寫完了長篇小說《熱愛命運》,首先想到的,就是讓李星先生寫一篇序。因為從他給《我的夏娃》寫的那篇短文,我就知道了他懂我,他是我的知音。
我拿著打印稿去找他,說明來意。沒有任何客套,也沒有拿任何禮品,也未講一分一文稿酬,但他欣然接受。幾天后,便寫了洋洋萬言的序:《中情誰察死不甘——《熱愛命運》中的南彧形象求解》。
這篇序,更充分地展現了李星先生不凡的美學觀和文學洞察力。行文高瞻遠矚,恢弘磅礴,在我國評論界中,他第一次肯定了“程海的藝術感覺能力和藝術想象力在當代中國文壇的作家中是一流的。”他第一次提出我的小說是心靈化,情緒化的小說。創作手法是詩體浪漫主義。而且直言“《熱愛命運》不僅切入時代歷史的視覺獨特,表現手法獨特,而且人物獨特,甚至獨特到中國當代文學中絕無僅有的程度。”還有:“程海的小說讓人想到了他對凡庸詩人的超越。”
后來,他又在一次講話中提出我的小說:“巜三顆枸杞豆》,《人之母》開始了中國文壇散文化小說的先河,甚至早于史鐵生的巜我與地壇》等。”
讓我感動的是:李星先生說這些話時并還沒有任何利益方面的考慮——我當時并未送他一根煙,一分錢。他說這些話只是一種文學真誠而已。而在當代,這種純粹的文學真誠,在眾多的屁股決定思想的鄉愿式評論家中,又何其少見,何其稀罕!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我為斯人一揖,一哭!
1993年,在轟轟烈烈的“陜軍東征”文學熱潮中,《熱愛命運》發行近百萬冊,在全國各地熱銷,我的名字于是和李星的名字一起,為千百萬讀者所熟知。這也許是對李星先生熱愛《熱愛命運》的一點微薄的報償吧。
但虛名并不能頂飯吃。由于我和出版社簽的是字數合同,并未拿到多少稿費。而李星,竟一分稿費未得(我為此事向出版社訴求兩次,但都未有結果)。
在中國,真正的評論家是最窮的。一是不愿說瞎話假話去掙外快,二是評論書籍不大會熱銷,所以常常聲名赫赫,卻囊空如洗。然而君子固窮,我從未見他寫過什么賺錢的報告文學,也未見他當過什么商品代言。
現在他已七十有六,且患有多種疾病,常常靜臥家中讀書。有時也寫些評論序言之類。只不過神情凝郁,腳步也有些蹣跚起來。微信取名為“老人”,真有了一點秋風颯然之感。但雄心不減當年,聽說我新近又寫一長篇,便要我送去一讀,并想再為我再寫一篇序言呢。
老子講:“大德不德。”我也改一句:“大友不友”。
論理,在事業上,李星是我的鐘子期,是我的真正的知音。而這種知音往往曠世難求。他對我的著作所發出的聲音,是他心靈的天籟之音。別人很難模仿也很難企及。但世俗對一個人的評價總是和時勢,需要,潮流,利益緊緊相連。而李星先生的聲音卻是遠遠超越世俗的,所以往往是孤獨的,也不大容易被世人廣泛理解。但這是他由衷的審美愉悅,風雨無阻,誰也改變不了。再說,他的評論文章與其說是寫給我的,還不如說是寫給他的評論事業的。我們個人之間,反倒是生疏的,隔膜的,無關要緊的。
在所有友人當中,李星先生應該是我的大友,首屈一指的大友。但實際呢?實際是我和他很少交往。認識他四十余年,只看望過他兩三回,而每次交談,也不過數十分鐘而已。而和其他的酒肉朋友,卻常常是侃侃長談,通宵達旦。每每想到這些,便不由愧悔,總覺得很對不起李星先生。
大友不友,這便是我們兩人之間的宿命。
當然,我的其他交往,只要和事業無關,會紛紛散入塵土。而和李星的交往,卻會被文學永遠銘記。
我曾在幾篇文章中說:衡量一個評論家是否成功,最主要的是看他是否為他的時代挑選出了最偉大的作家和最偉大的作品,如果他挑選的作家和作品是偉大的,那他本人也是偉大的;如果他挑選的作家和作品是平庸的甚至是渺小的,那他本人也必然是平庸的甚至是渺小的。
對于未來來說,李星和我只是兩個應試的學生。一切都需等待時間和歷史的公正評判。
李星,1969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專業。 歷任《陜西文藝》編輯,《延河》編輯,《小說評論》編輯、主編,茅盾文學獎評委 。享受國務院津貼專家 。 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團顧問、陜西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陜西生態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陜西圖書評論學會副會長、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陜西省影視評論學會常務理事。著有評論集《讀書漫筆》《書海漫筆》等。曾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陜西省作協505文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等,并獲中共陜西省委省政府授予的“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