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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詳情介紹：

• 1,我所知道的戴笠（一）

我所知道的戴笠（一）

黃康永著

戴笠

戴笠從小流氓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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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出生于浙江省江山縣保安鎮，生于1893年（屬蛇），死于1945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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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小名春風，別號雨農。他從1933年四月一日任中華民族復興社干事會特務處處長后，至1946年三月死亡時止，曾經用過的化名有：洪淼、汪濤、江漢清、涂清波、金馬、金水、沈沛霖、雷云、馬行健、高崇岳等。由于戴笠深信麻衣相法，說他的年庚八字五行缺水忌土，所以戴笠在軍統特務組織里用的化名，大都引用有水偏旁相聯的字體，以填補他八字命運的缺陷。

戴笠父親早死，靠母親撫養成人。他也學著蔣介石頌揚母教的故事，以孝母自詡。他之所以能夠從反革命生活中得到蔣介石的青睞，也被說成是母教的培養。他的妻子毛氏，也是江山人。她于抗戰以前，曾經常居住在戴笠家與娘家之間。因戴笠生性好色，妻子不過名義上是家庭組織的成員而已。她于1940年病死在家鄉，戴笠卻從妻子身上大做文章，以此通令全體軍統特務分子，在抗戰時期內，無論何人都不準結婚，如果違犯他的規定，一律禁閉四年，不準提前釋放。但事實上戴笠個人雖沒有正式繼續結婚，而其名義上的情婦，則難以數計。他的前妻毛氏曾養過一子，取名藏宜，曾在上海復旦大學讀過兩年書，他自稱是復旦大學畢業。這個兒子是個花花公子，同他父親一樣，也是一個色中餓鬼。奸淫婦女，作惡多端。1949年全國解放后，他終于受到人民的懲罰，被捕鎮壓。

戴笠住在重慶，除身邊辦公的人員和警衛外，他就一個人獨住。為了行動秘密，他在重慶的住址就有：曾家巖151號公館、上清寺康莊三號小洋房、神仙洞公館；鄉下有楊家山公館、松林坡公館、鄉下中美合作所大禮堂后臨時住宿處。他除了重慶這些房子之外，在西安、蘭州、成都、貴陽、衡陽等處，都有他的秘密住宅。他于抗戰結束后，在上海、南京、漢口、天津、青島、北平、鄭州、福州、廈門、蘇州等地，都有幾個大小不同的秘密公館和幾輛保險汽車。由于戴笠的情婦胡蝶同唐生明的妻子徐來很接近，所以戴笠同胡蝶住在上海時，大都住在舊金神父路十一號唐生明的家里。

戴笠于幼年在江山硤口讀私塾，由于他生性好賭好色，在生活上不務正業，因此鄉間親朋大都對他鄙視。當時對于抽頭聚賭，一般也要受到禁止和關押罰款的，所以一些人聚賭的時間，大都設在夜里，戴笠常靠賭博騙錢生活。他自己承認，在賭博上有弄假的本領，如偷牌、識牌、換包等各種做假的小動作他都能。因每天都要到聚賭的地方去，從硤口鎮去隔著一條河，他每天就用打稻的谷桶從周王廟下水偷渡河去賭。因他長期以賭博騙取家鄉親友的錢，也曾被鄉親毒打過，在硤口也就蹲不下去了，1926年他逃到杭州，投入周鳳岐部當學兵。當時也正是大量需要兵源的時候，他當然被收用了。但是象他這樣好色好賭之徒，哪里能受軍紀的約束？不久，又是故態復萌。白天在兵營里接受訓練，到了晚上吹過熄燈號，他就偷偷地越墻逃出兵營去賭博。他既有一套以賭騙錢的本領，手頭上比較寬裕，他就利用金錢廣結朋友，在兵營里顯得相當活躍，并且在杭州結識了不少流氓光棍，由此拜某某為師投入清幫。因在周鳳岐學兵營里慣施流氓伎倆，也常受到懲處，他無可奈何，只好離開杭州去上海另找門路。經他幫會師父介紹拜上海大流氓黃金榮為老頭子，于是他又在上海過其更加放蕩的流氓生活。那時他表弟張冠夫正在上海經營小生意，生活也不寬裕，租住在亭子間里，戴笠初到上海只得投靠張冠夫，同住在一道。戴笠到上海后，人地生疏，但他很會虛裝門面，他白天穿的衣服，當晚洗凈壓平，第二天還是這一套。他就這樣在上海灘上進行著招搖撞騙的勾當。戴笠這一套，卻得黃金榮的賞識，經黃寫信向蔣介石推薦，戴就去廣州投考黃埔軍校，被錄取為黃埔第六期入伍生，經過三個月的入伍訓練，就分配在騎兵科學習。他在軍校六期騎兵科是沒有畢業的。直到1939年兼任國民黨中央訓練團警衛組組長時，蔣介石問到他，才知他不是國民黨黨員，也還沒有在黃埔軍校第六期正式畢業。蔣介石乃下手令追認戴笠為黃埔軍校第六期正式畢業生，并由蔣親自介紹他為國民黨黨員。戴笠的學歷也就是在這一情況下取得的。

戴笠的主要經歷

戴笠于1928年以黃埔軍校失業學生，在南京太平橋過著打流生活，雖然每月可以領到十幾元的食宿補助費，而他是不會安分地生活下去的。那時他卻想出一套陰謀詭計，偷偷地在失業同學中搜集牢騷怨言以及其他反蔣言論，作為材料編寫成情報，經常在南京蔣介石總司令部門口附近守候，等到蔣的汽車到達時，他就將這些秘密材料親自遞交蔣介石。時間長了，蔣介石也就對他逐漸信任。蔣的汽車每到了總司令部門口也就停車接收戴笠的秘密情報。蔣介石認為戴笠有情報才干，并且十分“忠貞”，就交由侍從室情報小組當組員。當時是由胡靖安擔任組長，胡是黃埔軍校二期畢業生，由于性情暴戾，蔣介石逐漸不加重視，就派戴笠為侍從室參謀，每月撥給他三千元活動經費，要他負責搜集和反映各方面反對蔣的言論和活動的情報。從此戴笠就得到蔣介石寵信。蔣認為他是獨特的情報干才。

1932年，由劉健群、潘佑強、戴笠等向蔣介石建議，組成“中華民族復興社”，經蔣介石親自指派戴笠為復興社干事會特務處處長。特務處于1933年四月一日正式在南京成立。1933年，他揭露國民黨三省“剿匪”總司令部調查課課長鄧文儀包庇南昌飛機場火燒的貪污案，蔣介石撤去了鄧文儀的課長職務，派戴笠兼任課長。調查課下轄徐州行轅調查科，武漢行轅調查科，以及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陜西等地保安處諜報股。同時，戴笠要求培養特務骨干，由蔣介石派他為浙江省警官學校特派員，掌握該校組織、人事、訓練大權，大力培養公開警官人員和各級特務骨干分子。這批培養出來的學生，大都是軍統后期的高級的特務分子，如毛森、蕭勃、章微寒、樓兆元、黃佑等，都是該校培養的高干。1936年蔣介石計劃統一全國警官訓練，在南京成立國民黨中央警官學校，浙江警官學校就此結束。從第五期招收的學生都并入南京的中央警官學校，派戴笠兼任該校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抗日戰爭開始后，特務處擴大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于戴笠在當時國民黨內部的資歷還淺，蔣介石從名義上要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兼任局長，并親自指派戴笠為副局長，掌有實權（局長是無權過問軍統局內部事務的，形同虛設）。軍統局的全盤組織，人事及情報活動、行政措施等，都由戴笠一人獨攬。從1938年到1946年戴笠死時的時期內，軍統局先后開辦了約百來個特務訓練班。其中屬于綜合性特務訓練班的，有臨澧訓練班、蘭州訓練班、黔陽訓練班、息烽訓練班、重慶訓練班、東南訓練班；屬于情報性特務訓練班的有外事人員訓練班、外交人員訓練班、外語人員訓練班、榮譽軍大訓練班、密檢人員訓練班；屬于行動性特務訓練班的有檢查人員訓練班、重慶爆破人員訓練班、國術技擊人員訓練班、湘水擒拿人員訓練班、警犬訓練班、各省站爆破訓練班、江山周王廟行動訓練班、修水中美訓練班；屬于警察方面特務訓練班有重慶特種警察訓練班、上海中美特種警察訓練班、北平中美特種警察訓練班；屬于對中共方面特務訓練班的有重慶特種政治問題研究班、漢中特偵班、界首特偵班，屬于思想方面特務訓練班的有高級干部人員訓練班、重慶暑訓班；屬于電訊方面特務訓練班的有金華電訊人員訓練班、東南電訊人員訓練班、遵義譯電人員訓練班、重慶譯電人員訓練班；屬于軍事方面特務訓練班的有諜報人員訓練班、忠義救國軍軍官教導團、衡山、陜壩、建甌、息烽等地中美訓練班；屬于地區性特務訓練班的有南洋訓練班、越南戰地工作干部人員訓練班、臺灣工作干部人員訓練班；屬于行政方面和業務方面特務訓練班的有經濟監察班、經濟研究班、視察人員訓練班、管理人員訓練班、勤務人員訓練班、司法人員訓練班、司機人員訓練班、通訊人員訓練班，國民黨財政部重慶、衡山、西安查緝干部人員訓練班、東安軍醫人員訓練班、氣象人員訓練班等等。這一系列各種各樣的特務訓練班都用戴笠的名義為主任，另派副主任負責全部行政、訓練責任。總之，大約訓練了特務學生約兩萬余人和特務武裝五萬余人。1939年至1942年戴笠兼任中央訓練團警衛組組長。同年，由于蔣介石要戴笠統一掌握全國反動幫會組織，在重慶成立全國人民動員委員會，由他兼任主任委員。1940年兼任軍委會運輸統制局監察處處長。同年，又兼任財政部緝私署署長。1942年，他將署長職務派軍統局機要科秘書王撫洲擔任。1942年十二月，由蔣介石批準他與美國海陸軍情報局合作在重慶建立中美合作所，戴笠擔任所長，美國海軍準將梅樂斯擔任副所長。1943年因緝私署揭露孔二小姐（孔祥熙之二女）走私案（實際是林世良走私案），激怒了財政部長孔祥熙和宋藹齡，要求蔣介石命令戴笠放棄緝私署，由孔祥熙派遣宣鐵吾擔任署長。1944年，由于戴笠在國民黨內部的羽毛已漸豐滿，蔣介石就把他正式升為軍統局局長。戴笠除以個人名義擔任的職務外，由其控制的機關有軍令部第二廳、侍從室第六組、侍從室警衛組、軍委會特檢處，軍委會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兵工署警衛稽查處、軍委會別動軍、軍委會忠義救國軍、各省市地方警察局、警察訓練所以及各稽查處、軍委會西南運輸警務組、外交部駐各國使館武官和副武官、中國警察學會。他又以調濟糧食為名，在重慶南岸、江北、沙磁區等地開辦了五家裕民米店，實際上是盜購軍糧，囤積糧食。他還在重慶珊瑚壩飛機場上坡開了一家飛虹照象館，實際上是偷攝各有關反蔣民主人士從飛機上來去和接送人員的照片，作為情報。

由于全國的警察機關大半都掌握在軍統特務的手中，因此戴笠妄圖在抗戰結束之后擔任全國警察總監，作為掩護特務活動的公開運用機關。他第二個意圖，計劃在抗日結束之后，在國民黨內部掌握一部分軍事力量。他在抗戰期間同美國海軍情報局有密切聯系，日轟炸美國珍珠港事件和日軍要在菲律賓登陸，軍統局于事先都有情報反映。當時美國不相信日軍會在珍珠港進行轟炸，因此遭受到損失，而對日軍要在菲律賓登陸則作了準備，因此美國得到勝利。這樣，美海軍在抗日結束后，支持戴笠充當國民黨海軍總司令。但這兩個意圖，戴笠因于一九1946年墜機殞命而都成為泡影。

戴笠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六年這十三年中，公開得到的獎章有：西安事變紀念章、二等寶鼎章、二等云麾章、甲種光華獎章、忠勤勛章、抗日勝利勛章等。

戴笠死亡的經過

胡碟

戴笠于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后，奔走于寧、滬、平、津、青島之間，其主要的秘密，是為蔣介石作消滅共產黨的陰謀布置和指揮特務組織活動。他于1946年三月十六日由北平乘航委會撥給他使用的一架222號專用運輸機改的客機，當天在天津住了一宿，第二天由天津起飛，準備十七日到上海參加胡蝶與潘友聲的離婚簽證，以保證他同胡蝶正式結婚，然后轉重慶，以實現他與國民黨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李士珍爭奪建警計劃，由他兼任警察總監的企圖。同時，他還決定要在重慶主持抗戰勝利后第一次大規模軍統局成立紀念“四·一大會”。但當時據航空氣象的反映，氣候惡劣，對于飛行有危險。戴笠堅持于十七日要趕到上海，命令多帶汽油，如果在上海不能降落，就改為南京降落。他的決定是任何人不能反抗的，飛行員只得冒險起飛，因為上海氣候不好，又是大雨，飛機不能降落，從而改飛南京。南京也是滂沱大雨。遂由空軍派了四架軍用機起飛導航，因云層低，又有雷雨，導航機和戴笠222號專用機聯絡不上，飛機與地面聯絡也受到障礙。到十二點半以后，地面的聯絡和戴笠222號座機聯絡中斷，地面已叫不到222號的聯絡。這時戴笠座機已闖入江寧板橋鎮南面的戴山腰上。據目擊者言，飛機先撞在一株樹上，然后再沖及約二百公尺高的岱山上，一聲巨響，全機焚燒。一代殺人惡魔就此結束了生命，同機十三人（連機組人員）全部被焚身亡，無一幸存者。

戴笠的性情和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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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從小就是流氓成性，最善于偽裝。這就形成了他在建立軍統特務組織后的思想言論基礎。他為了鼓吹“戴笠”的名字，他就標榜自己的名字是有來源的，他說：“古詩有云：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簽，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他認為自己的言行，在軍統組織里是必須遵循的準則，所以在軍統局訓練處設立了一個編撰科，專門搜集和記錄他平日的言行，并由編撰科主辦了《家風》和《清白》兩種刊物，刊物的內容主要為他自吹自擂，是每一個特務必須閱讀的刊物。軍統的長期標語是：“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團體即家庭，同志如手足”，“需要即是真理，行動即是理論”。這些標語不僅長期掛在禮堂里，還在《家風》和《清白》刊物上交替刊登，也就是從他的性情和作風上反映出來的“意旨”作為軍統政治活動的基礎。為了哄人，他在不少集會上，最喜歡引用孟子的一段話：“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實，戴笠這個人是兩面三刀，很難捉摸的。他對于可利用的人，奉承巴結，對另一些人則兇殘暴戾，令人害怕。從他交結朋友和駕馭部屬就可以看出他的真正面貌。胡宗南是黃埔軍校一期的學生，早就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因此從師長爬到軍長、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的高位，是黃埔一期生中爬得最快最高的。戴笠同他形同手足，不僅在蔣介石面前吹捧他，而且把自己的學生兼情婦葉霞翟介紹給胡宗南做老婆。只要對他有利的，不論是國民黨內的元老派、軍政大員、金融界巨頭、海外商人，或上海流氓等，都有他的朋友。如程潛、湯恩伯、杜聿明、曾擴情、章士釗、何浩若、貝淞蓀、伍仁碩、林可勝、杜月笙、黃金榮等，都有交往。他更會走蔣介石的裙帶門路，如宋美齡這條線，從秘書到女傭人，逢年過節都要送禮送錢，因此博得“夫人”對他贊不絕口，深為器重。與宋子文也很交深，用“戴笠”的親筆簽名可以在中國銀行取款。與蔣經國又親如兄弟。由于他善于弄虛作假，經常運用情報特權，制造假象，說好說壞，隨他為之。在蔣介石家庭之中，從女傭人到宋美齡對他倍加親近，因而戴笠更加得到蔣介石的重用和信任。蔣介石就曾經說過，“只要雨農插手，我就放心了。”當1946年戴笠死后，蔣介石就表現得非常傷心，曾多次去南京靈谷寺向戴笠靈柩憑吊。但是，戴笠對于部屬有一套駕馭方法。軍統特務組織的紀律是殘暴的，既不遵守國家行政法規，也沒有自己的單行法例，戴笠認為不許可的事或違反自己意旨的一切行為，就是違紀犯法。首先就是禁閉，這種禁閉大都沒有時間，如果戴笠稍不如意，就很有可能遭槍殺。因此，在軍統特務組織里的特務成員，無不害怕戴笠的“家規”。軍統局里的高級骨干，如周偉龍、余樂醒、謝力公等都先后受到戴笠禁閉。他自認為最能干的特務許忠午、樓兆蠡等，在軍統十三年的歷史里就禁閉過七、八次。軍統東南訓練班副主任桂運昌由于鬧人事矛盾，曾被關押在息烽陽朗壩監獄里。當桂運昌從息烽監獄出獄后，擔任息烽訓練班政訓處長時，他只要聽到息烽陽朗壩幾個字就滿面發青，汗流浹背，有時偶然路過這座監獄，也會心驚膽戰，嚇得兩腳抬不起來，要人攙著才能行動。由此，監獄里的殘暴管理，也就可想而知。前已提到，戴笠于1940年死去了老婆，他就異想天開地強令別人也不要有老婆。他下了兩道手令：第一道手令，凡有家屬在重慶的特務，都要把家屬遷回老家，至少也要離開重慶，理由是有家屬在身旁就不能安心工作。第二道手令，他硬性規定軍統組織里在抗日戰爭沒有結束前，不論何人都不準結婚，如果違犯了這個規定，就一律禁閉四年，決不特赦釋放。對于第一道手令，我就是將妻子兒女遷回湖南家鄉的，至于觸犯他第二道手令的，從1940年到1945年因私自同居或秘密結婚而被禁閉的就有一百多起。戴笠對于部屬還更殘酷無情的是動輒秘密制裁（就是槍決）。黔陽訓練班教官王伯剛，是戴笠黃埔騎兵科同學，1935年調衡山游擊干部訓練班擔任教官，這個班當時是同共產黨合作開辦的，戴笠認為王伯剛同共產黨人員過往密切，就調回息烽監獄禁閉。戴笠最忌軍統分子同共產黨人接近，說要殺一做百。當時有不少人擔保王伯剛是無異心的，但戴笠終于將王伯剛秘密制裁了。戴笠的殺人是不擇手段的，在舊法律規定懷孕的婦女如犯了死罪，要待分娩后再決定執行。貴陽郵電檢查所檢查員楊某因生活困難私拆了二十元匯款信件，戴笠親自決定判處死刑，不管她即將分娩，仍然立即執行。這一槍也結束了無罪嬰兒的生命。在軍統內部戴笠憑個人意氣擅行槍決的就將近二千多人。但戴笠用一套貓哭老鼠假慈悲的辦法，認為他這樣地制裁軍統特務，是為了維護軍統特務的“紀律”。對這樣死了的特務，稱之為。“殉法”、“殉職”、“殉難”，在每年的“四·一”大會也列為“烈士”，一同設靈堂悼念。蔣介石每年參加這個大會時，也要親自主持祭奠。軍統特務組織里的成員，既沒有開除，又不許脫離，如果有人自行請求長假的話，不僅不會得戴笠的批準，甚至還有被關押的危險。戴笠就說過：”我們團體里的同志，只有活的進來，睡在棺材里出去。”當然有不少人對于這種規定是聽而生畏的。但他也用一套利誘的方法，特務處原只有七百多人，不到十三年的時間，就擴大到三萬多人和十幾萬外圍人員，還有不計其數的運用人員。戴笠的基本特務的待遇較一般軍事機關同級人員待遇要高一些，公開的外圍特務除本身待遇外，還享受軍統的特權待遇。至于那些不計其數的運用特務，大都有不同數額的津貼。此外，還有工作活動特別費、節日特別費。就是那些被禁閉釋放人員，在釋放之后，不僅可以獲得工作，還可以由戴笠親自批發一筆特別費。戴笠為了誘致青年當其骨干，還正式訂定有選拔才能和晉級提升的人事制度。由于戴笠殘暴狡詐的性情和虛偽善變的作風，形成他那一套駕馭控制部屬的手段，使得他在軍統特務組織里能夠隨心所欲地統治著他們。（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