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怎么看中國(藏族怎么表示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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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詳情介紹：
從中華文明統一性看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系列述評之四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
在近日召開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釋了中華文明的統一性。
統一的中國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載體，維系各族命運，團結每個個體，凝聚萬眾一心的偉力。
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植根于悠久的歷史傳統
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珍藏著漢藏蒙滿四種文字的大藏經雕版。
2023年6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走進中央總館蘭臺洞庫1號庫，實地察看版本保存收藏情況。這些用上等梨木、紅樺木制成的雕版，歷經數百年風雨變遷，依然散發著獨有的魅力。
總書記走進庫架深處，仔細觀摩珍貴文物，感受著古老文明傳承至今的氣息和底蘊：“這些雕版、典籍，蘊含著中華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更蘊含著生生不息的力量。”
在漫長的歷史積淀中，中華文明長期形成了多元一體、團結集中的統一性。
這種統一性，建立在強大的文化認同之上。
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內蒙古赤峰博物館觀看古典民族史詩《格薩（斯）爾》說唱展示時強調：“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是多民族不斷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遼闊的中華大地上，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荊斬棘，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
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到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從“洛陽家家學胡樂”到“萬里羌人盡漢歌”，從新疆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到陜西出土的唐代“三彩載樂駱駝俑”……歷史充分證明，兼容并蓄的中華文明，鑄就了追求團結統一的民族精神。
這種統一性，蘊藏在自古以來的實踐傳承之中。
六合同風、四海一家。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秦國‘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開啟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程。此后，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統一天下為己任，都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
歷朝歷代的中國人始終秉持著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矢志不渝地追求統一、趨于統一、實現統一，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屢仆而屢興、愈挫而愈勇。
這種統一性，熔鑄成血脈里的家國情懷。
家國情懷，是貫穿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條重要脈絡。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中國人的精神譜系里，國家與家庭、社會與個人，是密不可分的整體。
那是為了救亡圖存，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后繼，“我死國生，從容去”的壯懷激烈；那是為了研制“兩彈一星”，一大批科技工作者以身許國、深藏功與名的赤子之心；那是自愿守邊陲的藏族牧民“家是玉麥，國是中國”的樸素情感；那是以身作界碑的戰士們“清澈的愛，只為中國”的無悔誓言……
茍利社稷，生死以之。熔鑄在中華民族精神血脈里的家國情懷，將個人、集體、國家的前途命運緊緊相連，讓我們無論面對何種艱難險阻，都能夠團結凝聚、百折不撓、奮勇向前。
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鑄就共同理想信念
2018年6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考察期間，登船來到劉公島，登上東泓炮臺遺址，并參觀甲午戰爭史實展。
甲午之敗后危難當頭，中華兒女萬眾一心、抗爭求索，共同書寫了抵御外來侵略的英雄史詩。
總書記語重心長：“我一直想來這里看一看，受受教育。要警鐘長鳴，銘記歷史教訓，13億多中國人要發憤圖強，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更好更強大。”
這是歷史的教誨，也是文明的指引：統一的信念，維護統一的國家；國家的統一，熔鑄信念的統一。
中華文明的統一性，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
燦爛的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各民族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農耕文明的勤勞質樸、崇禮親仁，草原文明的熱烈奔放、勇猛剛健，海洋文明的海納百川、敢拼會贏……各民族文化共同熔鑄中華民族的特質和稟賦。
因為融為一體，所以顛撲不破。從脫貧攻堅戰中“不獲全勝決不收兵”的堅定決心，到改革大潮中“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的非凡魄力；從抗疫斗爭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懷，到維護國家尊嚴和核心利益時“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頑強意志……面對涉灘之險、爬坡之艱、闖關之難，文明的堅韌賦予中華民族共克時艱的堅強。
中華文明的統一性，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
2022年7月3日，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式對公眾開放參觀。900多件從北京故宮博物院精選的藏品跨越千里來港展出，參觀的市民絡繹不絕。
正是在習近平總書記關懷、見證下，故宮博物院與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簽署了《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協議》，為香港融入祖國發展獻上一份文化厚禮。
“14億中國人民凝聚力這么強，就是因為我們擁有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華精神，這是我們文化自信的源泉。”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語意味深長。
一樣的血，一樣的夢。國土的統一、國家的穩定、民族的團結、文明的賡續，早已成為每位中華兒女的堅固信仰，共筑華夏兒女心手相依、團結奮斗的根基。
中華文明的統一性，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
2022年，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新疆考察調研。當總書記對師生、對村民、對社區居民們講起“我們要像石榴籽一樣”，話音未落，現場千百個聲音不約而同地響亮回答：“緊緊抱在一起。”
因為有著堅強統一的祖國，我們才能深入推動區域協作，讓“山海情”雋永綿延，千千萬萬貧困家庭得以“挪窮窩”“換窮業”“拔窮根”；因為有著堅強統一的祖國，我們才能在大災大疫前堅持全國一盤棋，展現“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強大優勢……
縱覽中華上下五千年，凡是國富民強的盛世，無不出現在“大一統”的昌明時代；而民不聊生的歲月，往往伴隨著政權衰落、分裂割據的歷史背景。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
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昭示我們凝心聚力，在新的起點上創造新的更大輝煌
“明天的中國，力量源于團結。”
2022年的最后一天，習近平總書記通過電視和互聯網，發表了二〇二三年新年賀詞。人們發現，總書記書架上新擺放的照片里，加入了過去一年他同新疆各族群眾、同香港同胞、同陜西老鄉們在一起時的多個溫暖瞬間。
“14億多中國人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同舟共濟、眾志成城，就沒有干不成的事、邁不過的坎。”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語擲地有聲。
不斷凝聚共識，是中華民族一路闖關奪隘走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前進道路上，突出的統一性依然是我們凝心聚力、發展文化、復興文明的強大底氣。
從統一性，感受文化發展繁榮的要義——
2023年6月閉幕的第十九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上，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化精品集中亮相。宜興紫砂、龍泉青瓷、杭繡、東陽木雕、發繡、揚州漆器……豐富多彩的展品風格各異，共同組成中華文化和諧共生的圖景。
文化的民族特性體現了一個民族的辨識度。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我國的一個顯著特征。多元意味著豐富的文化形式，一體則展現為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
中國繁榮發展的文化，正是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文化，是鮮明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它積淀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
從統一性，領悟萬眾一心的磅礴力量——
2023年春節期間，北京故宮博物院一票難求。人們走進午門正殿，在開年大展“國子文脈——歷代進士文化藝術聯展”中探尋砥礪奮進的家國情懷。
筆墨紙硯、詩書畫卷……一件件飽含經世濟國之情的展品，講述著中華文化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抱負，歌頌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脊梁。
正是這股精神牢固凝聚著國人，支撐我們以分不開、打不亂、志不散的狀態，跨過歷史的溝壑深谷。
從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上冰雪健兒馳騁賽場取得驕人成績，到億萬農民辛勤勞作實現糧食生產“十九連豐”；從各地基層干部扎根鄉土投身鄉村振興火熱實踐，到無數醫務人員不畏艱辛奮力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我們深刻感悟到“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
從統一性，深刻認識新的文化使命——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出“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時代強音。
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更好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需要我們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更廣泛地凝心聚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文化建設和文明發展上創造新的更大輝煌。
團結就是力量，奮斗開創未來。
團結統一的中華民族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夢。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我們勠力同心、和衷共濟，共同守護中華民族“根、魂、夢”，一定能夠更好地擔負起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
新華社北京6月14日電
新華社記者 白陽 徐壯
來源：中國青年報
藏歷“春晚”：來自高原的新春祝福
新華社西寧2月12日電（記者白瑪央措）高亢悠揚的扎木念彈唱、熱情奔放的民間舞蹈、詼諧幽默的藏語相聲和小品……2月11日晚藏歷除夕的電視熒屏上，青海廣播電視臺安多衛視傾力打造的2021藏歷金牛新年文藝晚會《金牛奮蹄高原春》，為全國藏族同胞送上滿載祝福的“年夜飯”。
自1989年舉辦至今，安多衛視藏歷新年晚會已持續舉辦32屆。安多衛視總監洛加才讓表示，今年的藏歷“春晚”以“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筑中國夢”為主題，歌頌近年來青海省各族干部群眾在決勝全面小康、決戰脫貧攻堅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表達藏族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感恩之情。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古老的非遺文化登上藏歷‘春晚’舞臺已經成為一種傳統，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學習和保護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藏族首位“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班典旺久說。他通過高亢的民族唱腔演繹《格薩爾》史詩《賽馬稱王》篇章，讓觀眾感受藏戲獨特的藝術魅力和文化內涵。
玉樹藏族自治州稱多縣清水河寄宿小學的28名藏族學生組成伊舞隊，登上藏歷“春晚”舞臺。孩子們伴著清脆的腳鈴聲，甩起飄逸的長袖，為粗獷、豪放的伊舞增添了靈動之美。
安多衛視總編室主任索南仁青介紹，截至目前有超過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網民，通過青海藏語網絡廣播電視臺觀看安多衛視藏歷年晚會等節目，日均點擊量為10萬次左右。
“安多衛視的藏歷春晚是獻給全國各族人民的一道藏文化大餐，晚會節目在傳承中創新，體現了藏族傳統文化正走向現代化，表達了藏族同胞維護祖國統一、維護民族團結的信心，展現出民族地區生產生活的新面貌。”藏學研究專家謝佐說。（完）
來源： 新華社
李雨檬：?建國后毛澤東對“敢講話”“講真話”的思考和探索
建國后毛澤東對“敢講話”、“講真話”的思考和探索
——讀《毛澤東年譜（1949-1976）》
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思想路線，讓人“敢講話”、“講真話”是其題中之義，也是中國共產黨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的重要前提。建國后，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中，“敢講話”、“講真話”這一中國共產黨人一貫的優秀品質被毛澤東反復強調，他希望“把我們中國變成這樣一個活潑的國家，使人民敢于批評，敢于說話，有意見敢于說，不要使人不敢說”【1】，把黨內、黨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他提出:“我們應當造成一種環境，使人敢于說話，交出心來。”【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收錄了毛澤東有關“敢講話”、“講真話”的大量論述，為我們研究毛澤東關于建設什么樣的黨、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據。
一
“敢講話”、“講真話”的必要性
從革命時期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面臨著新的任務和新的挑戰。怎樣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的中國，怎樣才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怎樣才能應對危機、克服困難，毛澤東反復強調“敢講話”、“講真話”。
實行民主集中制，需要“敢講話”、“講真話”。
1962年，毛澤東針對黨內一些同志還不夠理解民主集中制、不愿意讓群眾講話的狀況，嚴肅地提出了批評：“現在有些同志，很怕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3】毛澤東還打了個“老虎屁股”的比方，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并提出了“偏要摸”的態度：“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4】
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實行民主集中制，中共必須充分發揮民主。毛澤東說：“如果離開充分發揚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一，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實的還是空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5】如果沒有民主，就會造成三個“不可能”:“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6】
在黨內黨外充分發揚民主的重要方法，就是讓人“敢講話”。“讓群眾講話”既是前提，又是關鍵。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著重講了民主集中制問題，他指出：“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7】
1962年4月9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八次會議上再一 次強調要實行民主集中制，并對“民主集中制”作出解釋：“民主集中制是一種制度，也是一種方法，就是要讓人家講話，要聽不同的意見。”【8】因此，“要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就必須發揚民主，讓人講話。在黨內是這樣，在黨外也是這樣”。【9】
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需要“敢講話”。
1957年7月，毛澤東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期間寫過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文章提出要造成一種“政治局面”： “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于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要想實現這種政治局面，“方法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10】
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許許多多新的困難擺在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面前。怎樣才能克服這些不斷出現的困難呢？經驗告訴我們，必須調動群眾和干部的積極性。
1962年1月，毛澤東再次提到了這種“政治局面”，并且強調了這種“政治局面”的重要性，他說：“黨內黨外都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面。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面，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11】毛澤東說：“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不依靠群眾，不發動群眾和干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12】
毛澤東在堅持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大方針下，進一步提出了具體的方法，這個方法就是：既需要向群眾和干部交心，又要讓群眾干部敢于說出自己的意見。他說:“如果不向群眾和干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和干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13】也就是說，只有“交心"、讓人“敢講話”，才能更好地發動群眾和干部的積極性，才能更好地克服社會主義建設遇到的困難。
做好統戰工作，既需要讓黨外人士“敢講話”，也需要黨外人士“講真話”。
1957年，隨著黨內外對人民內部矛盾公開討論的開展，各方面的矛盾被迅速地揭露出來。毛澤東分析當時中共與黨外人士的關系，指出了問題，也提出了希望。
1957年3月20日，毛澤東在當天的兩次會議中都提到中共要拉近與黨外人士的關系，中共要“同他們講真心話”。上午，毛澤東在江蘇、安徽兩省及南京軍區黨員干部會議上講話時指出：“我們要發揮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作用，他們可以做一些我們所不能做的工作。要同他們講真心話。關系政策的事情不要用兩套，不要黨內一套、黨外一套。”【14】
同日下午，毛澤東在上海市黨員干部會議上提出“我們跟黨外人士的關系應該比過去進一步，他說，“現在是隔著一層。黨與非黨，有一點界限是必要的，應該有區別，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條深溝。現在的情況就是有許多地方黨內黨外這個溝太深了，應該把這個溝填起來。要跟他們講真心話，這樣，他們會進步得更快些”。【15】
“我們革命的歷史很長，聲勢很大。在這種情況下，有許多民族資產階級階級分子、民主黨派成員不敢講話，在和共產黨接觸過程中他們有一部分有不滿意的地方。因此現在讓他們講話，通過這種批評才能提高黨。我們這里的墻不像匈牙利那么高和厚，但是存在著的，我們也需要拆墻。【16】除了要“填溝”，時隔兩個月，1957年5月11日，毛澤東在會見羅馬尼亞大國民議會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會議代表團時毛澤東又提出了要“拆墻"。他認為，只有讓黨外人士“敢講話”，我們黨才能有提高。
1957年5月1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他在《指示》中總結出造成了“深溝高墻”的問題：“從揭露出來的事實看來，不正確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對黨外人士發號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黨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溝高墻，不講真話，沒有友情，隔閡得很."【17】面對發現的問題，他表示“必須完全扳過來”、“以上情況，雖非全部，但甚普遍。這種錯誤方向，必須完全扳過來，而且越快越好。”【18】通過前幾次講話毛澤東對實際情況的了解更加充分，對中共與黨外人士關系的認識也更加成熟了。
填“深溝”和拆“高墻”，拉近關系、建立友情，讓黨外人士“敢講話”和對黨外人士講“真話”，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一再強調的。
做好民族工作，需要中共聽取他們的意見，并創造條件讓他們說出心里話。
1956年7月22日，毛澤東召集討論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涼山彝族自治州的平叛問題。在聽取李維漢的匯報時毛澤東作了許多插話。
在李維漢匯報到發展黨團員問題時，毛澤東強調：“發展黨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一定要好好地發展。要注意培養少數民族的黨員干部。現在，民族之間還有些不信任，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是共產黨員，就要做到民族之間的完全信任。要做到這一點，就要聽取少數民族的意見。”【19】
為了爭取民族之間的完全信任，毛澤東認為，“要做到叫人家相信，就要創造必要的條件，就是‘唱對臺戲’，先黨內后黨外，叫他們說心里話。”【20】中共既要聽取少數民族的意見，更是要創造條件讓少數民族說出心里話。
二
“敢講話”、“講真話”是一種工作方法
毛澤東重視并提倡“敢講話”、“講真話”是貫穿在社會主義建設一種工作方法。
進行調查研究，毛澤東很關注群眾是否敢說話、是否肯說真話。
1961年3月，廣州會議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條”草案。這個草案是否正確、是否符合實際、是否行得通、是否還有未解決的問題，需要征求干部和群眾的意見，一次更大規模、更加深入的調查研究就此展開。在此過程中，毛澤東十分關注群眾對“六十條”的反映。1961年3月31日，毛澤東聽取張平化的匯報時，特別詢問道：群眾肯說真話嗎？他們敢不敢說話 ？聽到張平化肯定地回答道“群眾還是肯講真話”后，毛澤東再次強調了“草案”的性質，他說:“你們可要注意，這只是一個草案，要讓群眾提意見。”【21】可以看出:只有群眾“敢講話”、“講真話”，調查研究才有可能是成功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工作也要講真話、不講假話，“不能欺騙人民，也不能欺騙外國人，更不能欺騙自己”。
1960年3月15日，毛澤東在華東六省一市第一書記會議上，提出了“外賓參觀”的問題同大家討論。“外賓參觀，要使他們看好壞兩種，不能只看好的，使他有比較，就是講老實話。”【22】
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老朋友埃德加·斯諾時，談到了朋友之間“講真話”和怎樣建立信任的關系。毛澤東說：“一個人不講真話建立不起信任。誰信任你啊？”朋友之間也是這樣。比如我們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見面到現在，總沒有變嘛，還是沒有變嘛，總是以朋友相待嘛。”【23】毛澤東在會談的最后又一次表達了他的觀點：“總而言之，我跟你反復講的一句話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現在，我們兩個人的基本關系沒有變。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是不講假話的。”【24】只有不講假話，朋友之間才能建立起長久的信任和友誼。
《毛澤東年譜（1949-1976）》新公布了大量毛澤東與外賓的會談記錄。通過這些會淡記錄，我們可以發現：毛澤東在與外賓交往過程中，非常重視要說老實話，要“講真話”。
1960年9月1日，毛澤東在會見墨西哥社會活動家、墨西哥全國和平理事會主席哈拉將軍時，說道：“說老實話，不能欺騙人民，也不能欺騙外國人，更不能欺騙自己。”【25】在與外賓交往時提出不能欺騙“人民”、“外國人”還有“自己”，毛澤東的這個提法是很有他的特色，很有中國共產黨的特色，很有中國特色的。
1973年1月13日，毛澤東在會見扎伊爾總統蒙博托時談到了各國革命有不同方式，并提出了“不講假話”：“各國革命，各有各的方式。你們搞你們的方式，我們搞我們的方式。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不講假話。比如我們跟尼克松達成的公報，就是各講各的。有幾處共同的，可以合作的。”【26】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基辛格。基辛格說：“我們同別的國家從未像同你們這樣開誠布公和誠實地談話。”毛澤東馬上回應道：“不要講假話，不要搞鬼。”【27】
毛澤東在向外賓介紹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情況時，也談到了對人民和干部講老實話。1970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談到了中國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毛澤東說：“能辦的就辦，辦不到的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講老實話，說實在辦不到，等一等，地球照樣轉，將來有希望。”【28】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要講真話、不要講假話。
1958年10月21日，劉子厚在匯報到徐水調查的情況時談到有假報產量的現象，毛澤東馬上指出“不要講假話”。他說：“虛報不好，對虛報的人要進行教育，進行辯論，不要講假話，是多少就是多少。”【29】
毛澤東專門談到了農業生產。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在《黨內通信》中反復強調不能講假話，并列舉了假話的幾種形式，他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30】
毛澤東特別說明了“講真話”的好處和講假話的危害：“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31】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32】
毛澤東還分析了講假話的原因：“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33】所以，“講真話”還需要上下齊心，共同努力。
做理論工作，要使人精神振作，就要讓人敢講話、講真心話。
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作第四次講話，主要談到了領導作風問題。《毛澤東年譜（1949-1976）》公布了這次講話的一些具體內容。為了活躍黨內思想，毛澤東提出創辦黨的理論刊物。他希望辦刊的特點是：“要提高風格講真心話，振作精神，要有勢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氣勢.”【34】他還在會議上提議：“是否再用兩三天時間來開會，在會上談談思想問題，講講心里話。我的企圖是要人們敢說，精神振作，勢如破竹，把顧慮解除，要在地委副書記以上約一萬人的范圍內，把沉悶的空氣沖破一下。”【35】
運用“開會”的方式處理各級機構的關系，毛澤東提倡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要交心、要講真心話。
1958年5月29日，毛澤東繼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并講話。講話提到了在5月27日召集的經濟協作區主任研究經濟協作的會議中一個協議案，在取得很大成績的同時，也存在“氣氛不那么好，雙方都有些氣，但心里有話又沒有講出來”【36】的缺點。對此，毛澤東說：“共產黨不交心，我們這些人不交心，就不像樣子。怎么辦呢？改正錯誤，再開會。沒有別的事，就是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這兩種矛盾沒有展開，沒有揭露，真心話沒有講出來。”。【37】
“開會”也需要讓人“敢講話”、“講真話”，也要講方法：第一，“人數不要多，人太多了不能講話了”【38】；第二，“方法應該開門見山，不搞外交辭令，橫直講老實話”【39】；第三，可以考慮延長會期，“是否再用兩三天時間談談思想問題，講講心里話”【40】；第四，開“出氣會”以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有什么氣出什么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是正確之氣、錯誤之氣，都不記賬，不打擊，不報復”。【41】
三
“敢講話”、“講真話”的條件和原則
“敢講話”、“講真話”是需要條件的。毛澤東認為，要創造一種環境，要造成一種開放的氣氛:“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42】
領導干部要端正態度，允許人講話、講真話。
毛澤東舉了兩個生動的例子。1959年7月29日，毛澤東在廬山住處同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談話。《黃克誠自述》中說：“盡管主席對我的指責頗重，但空氣不緊張，能讓我們說話感不到壓力；即使說的話讓主席不滿，他表示不同意時，態度也不嚴厲。所以我們的心情較好”，“談話時主席顯得火氣不大，所以我們也較敢講話”。【43】毛澤東親自示范了領導干部的態度也很重要。
還有一例。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在我們這次會議中間，有一個省，會本來是開得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里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這位省委書記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問題，讓人家去紛紛議論呢？平素養成了這樣一種風氣，當著你的面不敢講話，那末，你就應當回避一下。”【44】
黨員要在主觀上要敢講話、講真話，這是講黨性的表現。
黨員要做好思想準備。毛澤東說“不敢講話無非是一怕封為機會主義，二怕撤職，三怕開除黨籍，四怕老婆離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殺頭”，解決辦法是：“我看只要準備好這幾條，看破紅塵，什么都不怕了”。【45】
黨員要積極參加勞動，融入群眾，聽群眾講真話。“群眾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講的話，不會全是真話。尤其我們都是知識分子，同勞動人民格格不入。有種辦法可以同他們一起，即多少參加一些勞動。”【46】參加勞動，融入群眾，讓群眾講真話。
黨員要選擇說話的時機。毛澤東說：“說話要選擇時機，不講策略也不行。”【47】“應當選擇說話的時機，是對的。像明朝反魏忠賢的那些人，不講策略，大禮案、紅丸案，那些人，并不高明。比干、汲黯、朱云、屈原、賈誼，則是好的。”【48】
在創造條件的同時，毛澤東認為，“敢講話”、“講真話”也有其原則和界限。
要處理好民主與集中、自由和紀律的關系。
對比民主、自由與集中、紀律，毛澤東說：“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這些道理，廣大人民群眾是懂得的。”【49】
要造成種“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就要處理好民主與集中、自由和紀律的關系。
要明確“兩個界限”：“讓人講話的界限是什么呢？一個是，遵守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另一個是，不準組織秘密集團。”【50】
對于“遵守黨的紀律"，毛澤東說：“只要服從決議，服從多數人決定的東西，少數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見。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51】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對此有過思考。他在3月20日的上海市黨員干部會議上就講過：“不但在純粹科學藝術的問題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問題上，只要不屬于反革命一類，也讓他們自由講話。”【52】
對于“組織秘密集團”，毛澤東描述了其具體表現：“我們不怕公開的反對派，只怕秘密的反對派，這種人，當面不講真話，當面講的盡是些假的、騙人的話，真正的目的不講出來”。【53】對此，毛澤東在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會議上就說：“當面不說，背后嘀嘀咕咕，這最不好。可以尖銳一點，也可以委婉一點，但不能不說，有話不說就很危險。”【54】
要明確批評的目的，要鞏固黨的領導，而不能造成渙散和混亂。
1957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江蘇、安徽兩省及南京軍區黨員干部會議上指出：“批評是可以的，但是批評的結果，批評的目的，是要鞏固民主集中制，鞏固黨的領導，絕對不能像敵人所希望的那樣，造成無產階級隊伍的渙散和混亂。這是原則性，必須如此。”【55】
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寫明了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并強調“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就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56】毛澤東提出這些標準為發表自由討論提供了政治標準。他說：“提出這些標準，是為人民發展對于各種問題的自由討論，而不是為了妨礙這種討論。不贊成這些標準的人們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來辯論。但是大多數人有了明確的標準，就可以使批評和自我批評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就可以用這些標準去鑒別人們的言論行動是否正確，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57】
要用正確的態度對待善意的批評。
毛澤東在談到民主集中制時，還曾講到了一種理想中的狀態：“還是從前講的，叫作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現在我們黨內黨外都實行這三條，講錯話不要緊。”【58】
對待善意的批評，言者無罪。“凡是善意提出批評意見的，言者無罪，不管你怎么尖銳，怎么痛罵一頓，沒有罪，不受整，不給你小鞋穿。小鞋子那個東西穿了不舒服”。【59】
用“民主”的方式處理“說錯話”。
對待“說錯話”：“一般人民說錯了話，或者鬧了事，不能對他們使用專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60】“只要不是違反紀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團活動的，我們都允許他講話，而且講錯了也不要處罰。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是要用道理說服人家”。【61】對于暫時不能“說服”的，毛澤東的建議是：“正確的就采納，不正確的要說服，說不服就等待”，【62】“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是要用道理說服人家。說而不服怎么辦？讓他保留意見”。【63】
通過梳理《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毛澤東關于“講真話”、“敢講話”的論述，可以看到：毛澤東對于怎樣發揚民主，怎樣創造條件讓人們“敢講話”、“講真話”，進行了不懈思考和探索。毛澤東的愿望是：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敢講話”、“講真話”，最終“人民的生活會要好起來，人民的政治情緒，人民跟政府的關系，領導者跟被領導者的關系，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將是一種合理的、活潑的關系”。【64】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國共產黨人在繼續前行的偉大征途上，必須不忘初心。在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歷史貢獻中，毛澤東作出的思考和探索在今天，依然值得中國共產黨人深思和借鑒。
注釋：
【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頁。
【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22頁。
【3】《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頁。
【4】《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6頁。
【5】《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4頁。
【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頁。
【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7頁。
【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97頁。
【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8頁。
【1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544頁。
【11】《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3頁。
【12】《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3頁。
【13】《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3頁。
【1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21頁。
【1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23頁。
【1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53、154頁。
【1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36、157頁。
【1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57頁。
【1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4頁。
【2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5頁。
【2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70頁。
【2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44頁。
【2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頁。
【2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182頁。
【2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449頁。
【2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頁。
【2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68頁。
【2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52頁。
【2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72頁。
【3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4、35頁。
【3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5頁。
【3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5頁。
【3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5頁。
【3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21頁
【3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22頁。
【3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63頁。
【3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63。
【3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63頁。
【3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123頁。
【4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22頁。
【4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6頁。
【4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7頁。
【4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122頁。
【44】《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7頁。
【4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21、322頁。
【4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四），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5頁。
【4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21頁。
【4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頁。
【49】《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頁。
【5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8頁。
【5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8頁。
【5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23頁。
【5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8頁。
【5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21頁。
【5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21頁。
【56】《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4頁。
【57】《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4頁。
【5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97頁。
【59】《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9頁。
【6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23頁。
【6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8頁。
【6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594頁。
【6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78頁。
【6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23頁。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研究實習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修訂發布，轉編自“毛澤東思想旗幟網”，原刊于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會、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編《從毛澤東年譜（1949-1976）看中國道路》，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第251-265頁）
藏族人的婚
舊藏區，婚姻多數是包辦，父母有養育和解決子女婚姻的責任，子女只有服從和孝敬父母的義務。過去，找媳婦或贅女婿，子女是沒有權利過問的，尤其是女子，往往到夫家還不知夫婿的面容怎樣。解放后，多為自由婚姻。男女戀愛，告知父母，再行習慣手續，最終成婚。舊式婚姻，有許多約束，也就是不合理的地方，列舉如下。
第一，是貴賤不能聯姻。以往，十分注意門當戶對，不能隨便娶你意中的人。考慮對象，第一是地位、財富，次之才考慮品行和儀貌。那時，貴族的子女可以互相通婚，富有的人與窮人是絕對不能相愛的，農奴的子女當然不可能和領主結婚。
第二，是迷信的約束。說親之前，先要獻哈達討對方值年屬相，再把屬相帶到活佛或專事歷算的人那里卜算，看看相合還是相克，如有緣份，方能訂婚。若是相克，男女雙方再愿意，父母也是不能同意的。
第三，作為普通農奴，戀愛結婚得受自家領主的約束，主人不同意，農奴便不能結婚。一般是同一-領主的農奴結婚還容易，主人尚可同意;而不同領主的農奴結婚，就關系到農奴的增減，得征求雙方頭人同意后，才征求父母同意，確實難上加難。
第四，藏區舊社會分八等九級，屠夫、鐵匠、乞丐等是最下等人，他們的婚姻，也只能“門當戶對”，其他階層的人家是不會與之聯姻的。
臧族也禁止近親結婚，父系親屬絕不能結婚，母系親屬要在四代以后才能結婚。當然，在交通不便，人煙稀少的偏僻山區里，也有近親結婚的，結果后代大多發育不全，不是傻瓜便是跛子。這在林芝、米林一些偏僻山區，經常可以看到。
由于男女沒有婚姻自由，帶來的社會后果很不好。有的因為得不到自由戀愛結婚的權利，有的削發為僧，或逃奔遠方，有些甚至自殺。舊社會流傳過不少民歌，反映青年們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反抗與控訴:
為了我的情人，
歷盡千辛萬苦;
如今不達目的，
借刀讓我削發。
若能與情人一起，
哪怕是赤腳爬山、
人披荊斬棘和涉水，
也是心甘與情愿。
我心愛的情人，
不能成為伴侶;
活著真是多余，
不如早離人世。
現在戀愛結婚基本上父母不包辦代替，但仍然基本遵循過去的求婚、訂婚和婚禮程序，故有必要把過去的一套婚姻程序略作介紹。
求婚這是必須經過的第一道手續。求婚之前先卜合屬相，再送哈達給對方家庭正式提出求婚。
訂婚雙方同意婚事， 便派人選擇黃道吉日，起草婚約證書。婚約證書一般請有才華能詩文的人起草，內容是寫男女結合、互敬互愛、互相體諒、孝敬長輩， 品德應當高尚，等等。也有的婚約書上寫上今后財產繼承事宜。這種婚約，是用詩歌形式寫的，可以朗誦。訂婚這一天，男方要送給女方家中老少尊卑，每人一條哈達，并要送給對方父母養育女兒的“奶錢”。對方準備好茶酒招待來人。雙方代表進入正廳依次入座以后，主人家端上“切瑪”，敬茶酒。求婚的人家獻上禮物，也送還這一天所花的費用，還要送一塊“幫典”(圍裙)。送這一天的費用是因為男家求婚，本來一切費用自當男家負擔，如今女方代辦，應當用錢補償為謝。送“幫典"的意思是:姑娘自小不知磨破母親多少塊“幫典”，送來這一塊賠償損失。敬完茶酒以后，便把一式兩 份婚約書放在高腳盤內，由一家證人高聲朗誦，另一家證人認真校對。念完訂婚書，證人便把兩家的家印當眾蓋在書上，然后鄭重地由女方與男方代表分別交給對方父親。接著，兩家父母對證人獻哈達，表示謝意。訂婚這一天，青年男女都不參加，只是家人出席。儀式結束后，盡情歡樂一天。離開時，女方家庭將哈達和回禮送給對方。出
結婚結婚儀式的頭一天， 男方得派人把一套漂亮的服裝，以及巴珠、嘎鳥、手鐲等裝飾品，用綢緞包好，送到女方家中，讓新娘明天過門打扮用。
迎親的這一天， 男方家要找一-位有地位的人，帶上一隊人馬，還得牽上一匹準備給新娘騎的打扮考究的馬，這匹馬的顏色，與女方屬相吻合:這匹馬必須是懷孕的母馬。同時，還得帶上彩箭，前上有明鏡、璁玉、珠飾等。馬隊到達之前，女方要舉行敬“切瑪”、喝酒等告別儀式;男方迎親隊伍進門之后，先把彩簡插在新娘背上，表示她已經屬于男方家的人了。又把璁玉放在新娘的頭頂上，這塊璁玉藏族習慣稱為靈魂玉，這樣做，表示男方的靈魂已托付于女方了。女家送新娘時，一般帶去一位陪人。 當姑娘要出門時，女方家有一人一手拿彩箭，一手拿羊腿，站在樓上高喊:“不要把我家的福氣帶走呀!”反復多次，直到姑娘走遠。
馬隊出門起程，領隊是一個屬相最好、穿著白袍、騎著白馬、手中舉著九宮八卦圖的人;接著，便是迎親代表;然后是新娘和伴女;最后是隨同前來的人。一路上，男方家人要侍候在路旁向馬隊敬三次酒。如果路上遇到背水、背柴禾的，認為最吉利，應下馬向過路者敬獻哈達。要是碰到抬病人、倒垃圾、或背空筐子的人，這是不吉利，結婚后再請僧人念經消災。馬隊行進期間，隨行人員高唱“諧青”(大歌)，新娘則邊行邊哭。
男方在新娘到達之前，必須裝扮大門，專為新娘下馬準備墊子。墊子是裝著青稞、麥子的口袋，鋪上五彩錦緞，面上用麥粒畫上“萬字符號”符號。男方家人手捧“切瑪”和青稞酒在門口迎候。傳統的進門儀式是十分煩瑣的，從下馬、進門、上樓到入廳，每次都得唱一次頌歌，獻一條哈達。新娘入廳后，坐在新郎下首，迎親和送親的隊伍也入廳依次坐定，接著便獻“切瑪”、敬酒，給佛像、父母獻哈達，在柱頭上掛哈達。參加婚禮的人唱諧青，以示祝賀。主人獻哈達，感謝眾人。做完這些，新郎送新娘入洞房，其他人便盡情吃喝玩樂。這種活動一直延續三天。 三天中，親朋都可陸續來送哈達和禮物，主人款待酒茶，新娘不出房周旋。
女方家人選擇一個吉利日子，全家前來祝賀，并正結婚前，移交儀式由男女兩方代表主辦，一人高聲朗誦嫁妝式移交嫁妝。每念一種，女方代表便當場把物品交給男方代表。嫁妝的清單，每念一人的經濟 地位不同而有所差別，但其中必有 小銅菩薩一尊
級書一冊、佛塔-一個。據說是文成公主嫁松贊干布時，就是帶這三件物品，所以一直流傳下來，成為婚僅嫁妝必備之物，嫁妝清點完畢，便把清單放在高腳盤上，置于新郎面前，意思是交給他收起。
宴請賓客和交接僅式完了以后，新娘才出房門，與家人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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