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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季的鄱陽湖
燈泡
洪水慢慢退去之后,人們下樓檢查房屋各處,吊扇、門被泡壞了要換,墻需要重新粉刷一遍,摩托車在水里浸泡得生銹當廢鐵能賣幾百塊錢。插座意外地還能通電,一按開關燈泡亮起來,余時發擰下自己家的燈泡,里面盛了大半肚子渾濁的洪水。
他承包的180畝農田和狹長魚塘漸漸露了出來,水抽干之后,田野一片平坦,沒有想象中的垃圾、稻梗或是動物尸體,連田與田之間的界限也沒有了。街上開蔬菜批發市場的張偉說,一切都平靜了。過了半個月,草重新長出來,綠茵茵一片,再過幾天氣溫下降,田野又轉成枯黃。到處都沒有食物,兩只松鼠就跑到余時發家偷雞蛋。
站在他家三樓露臺上,能看到那兩只松鼠在枯樹上睡覺,往遠處能望見圩堤決口處,六個月前,水就是從那里流過來的,再仔細看已經有一棟房屋開始新建。
決口處遭沖毀的五棟房子也露出水面,修農機的黃來援家的房子原本沒被洪水沖走,他叫來挖機把房子敲碎,搬出一些顯然已經失去功用的機器堆在路邊。回收廢品的黃紫益家的房子被沖散,兩片屋頂落在百米開外,他從屋頂的圓邊認出了它們,以及一層完整的水泥板。有段時間,她的妻子常常吃了午飯就到荒地里去找東西,起先要劃小船,然后是在小腿肚深的泥里走,淤泥發臭。她在找當時沒有帶出來的五萬塊錢,還有女兒過年攢下的幾百塊壓歲錢,“她的錢舍不得花,存在我的口袋里”。天氣很熱,有一回她差點要暈倒,周圍一個人也沒有,她蹲在地上好久才恢復力氣,然后一個人走回家。每次都好像是不得不去找,“心里覺得很難受很難受,轉來轉去轉不到”。再后來黃紫益說別找了,找不到了。
我和攝影記者大食去的那天,余時發中午煮了一大鍋火鍋呼嚕呼嚕吃,“我管他怎么樣。”這是他的口頭禪,他總是一副樂呵呵沒什么擔心的樣子,“錢反正是沒有了,吃的要管好。”糧田絕收,他花一千塊錢買了谷子碾成米,又花兩千塊錢做臘肉,他說三個女兒愛吃。但今年過年她們都不回家了,一個在濟南,一個在廈門,還有一個在景德鎮,疫情加重,來去都可能面臨長時間的隔離。他想那就把這些臘肉寄給女兒們吧,“她們以前回家,都想帶點臘肉出去。”半年來他幾乎都是一個人住,去景德鎮避洪水的妻子在9月洪水開始退去時回來過一次,清理房屋、整理魚塘,很快又去景德鎮幫大女兒帶孩子了。
冬天天氣好的話,他和嫂子、侄女,以及孩子們坐在門口的空地上曬太陽。每天喂食了十幾只雞,他就去打牌,“我管他怎么樣,沒什么難過的,就是玩。”這個“玩”有點游手好閑的意思,說人不干正經事,用在當下多少有點迫不得已。生活的重建陷入一種緩慢而被動的境況。人像田野里那排被洪水浸泡但又沒有淹死的樹一樣,百無聊賴地抽出新的綠葉子。
其實7月份洪水還沒退的時候余時發和我說過,如果來得及,他要搶種油菜,但后來鎮上打電話來說要建設高標準農田,修溝渠、鋪道路,水泥攪拌機在田里突突突地運行著,田地也就一直閑置著。我們過去那邊看,走在加寬的田埂上,他忽然說:“要是能留在年里(時間停留在這一年)就好了。”不過年,春天就不用來了,他也不必為十幾萬塊的種子和化肥開銷發愁。村里的另一個老頭聽了說,好啊不過年好啊,也不用老一歲。
余時發站在自己曾經被淹的稻田上
債
決口處新建的那棟房屋屋主是黃來援,一張黝黑的臉,眉頭不自覺地皺著。他妻子余國員手機里保存著一段原來房子被洪水沖倒的視頻,她很少去看,“我心里發慌,房子倒的時候手腳都冰涼,我想,不看了,然后就這樣走了。”后來有記者來問,她才翻出來。黃來援有些埋怨,你拍這些做什么啊。她說,這是我們的房子啊。
“沒有意義了,都沒有意義了。”黃來援老這么講。很多事情失去了意義,洪水來的那天因為停電無法用起重機吊上二樓的那片履帶沒有意義,圩堤合龍那天人們放的幾串紅鞭炮沒有意義,除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重新投入生產。“他(政府)不理解我們的心情,就說你急什么,水還沒有退。我當然急了,我要搞生活費,我沒有錢,我不急怎么行。他要是說,住在這里(安置點)一個月給你多少錢,那樣我就不急了,是吧?”黃來援今年50歲,修了很多年農機配件,“我們也不是整天吃喝玩樂的人,我們是干活的人,就要干活,不干活就死掉了,什么都沒有了。”
在江西省,2020年夏天的洪澇災害造成倒塌房屋共937戶1847間。鄱陽縣政府給當地符合規定的因災倒塌獨棟樓房的村民,提供了10萬元補助,加上2.4萬元農房保險和2.6萬元社會救助,總計15萬元。實際上這筆錢對于建房來說遠遠不夠。黃來援打算去銀行貸款,銀行說要有抵押物,他什么也拿不出來,“銀行門口有個電子屏,寫了災后重建貸款,但是他們的利息太高,要7厘的利,本身我就沒收益,更不行了。”他于是開口向親戚朋友借了二十來萬元,建房材料全是賒賬買的。
黃來援說起剛倒房那會兒和妻子去上海就醫,余國員患子宮肌瘤需要手術,心情很壞,甚至不想去看病了,可好不容易掛上的號又不舍得放棄,哪里懂和醫生去求情,“反正我們遇到困難,真的是孤單得很了。”
鎮長方續平跑了一兩個月,給五家倒房戶找了兩塊可供選擇的建房地,可是因為本村土地緊張,兩塊都在其他村,偏遠又靠近墳墓,大家都不愿意去。
沒有住處、收入以及妻子的病加劇了黃來援的不安。8月下旬,黃家開始挖地基,地點就在圩堤后退二三十米的沖坑里,那里是他們原先的田地。那時候水還沒有完全抽干,他們找鎮長又加了5臺抽水機24小時抽。決口處雖然已經堵上,但不防水,內外聯通,因此怎么也抽不干。他只好讓大家往水里挖下去,直到挖機師傅說好像挖不動了,下32根空心水泥柱,上面又堆三層油桶,填滿泥沙,澆上水泥,地基總共深9米。黃來援才覺得心里有點著落。
如今蓋了一層的房子孤零零立在沖坑中央,周圍都還沒填平,落差四五米高。房子和圩堤中間仍然殘留著一個小水坑。黃來援唯一擔心的是,年后雨水一來河水又要上漲。這條圩堤將是整個鄱陽縣最遲動工的,承接此處水利設計的上饒市水利電力勘測設計院同時承擔了規劃另一條更大規格圩堤的任務,它被往后放了放。終于設計好,又因為設計方案中一處水閘的設計不利于行洪而再次修改,等到項目開標、設備運送上堤,將臨近農歷年底。
天晴后,黃來援買了電焊機擺到不遠處的沙地上,慢慢重拾修農機的老本行,賺錢還債。他去問了鎮長好多次,什么時候才能填好沖坑、修好圩堤,得到的答案總是汛期之前,“可是誰知道汛期什么時候來呢?”
黃來援撿回被洪水沖走的機械
80億
舉債不僅是村民個人面臨的尷尬狀況,縣政府同樣如此。
鄱陽縣是2020年洪災的重災縣,33條堤潰了70個口,洪水翻滾形成巨大沖坑。最大的一個在蓮北圩,王能耕站在圩堤上,看到一個深十來米、寬百來米的大坑,底部勘測估計已經沖刷到了巖石,填這個坑要用掉46萬立方米沙,“如果按照100塊錢一方沙計算,那就是4600萬。所以確實一個口子都倒不起。”
王能耕1998年畢業后回到江西工作,當年他第一次遇上大洪水,坐一段船,坐一段車,又坐一段船,回到家已經是好幾天后。2020年第二次遇上大洪水,他已經擔任鄱陽縣水利局總工程師,也是縣應急管理局副局長。
王能耕告訴我,目前水利方面水毀修復所花費的3億元資金全由當地政府自己籌措,全部修復預計需要4.8億元。“其他的口子上都來了資金,用于損毀修復,災后重建。我們水利口上一直沒有資金安排,可能上面也正在銜接。我們上次跟廳里(省水利廳)咨詢了一下,他們也是在積極跟水利部爭取。”過去四五年,鄱陽縣每年投入數億元用于圩堤建設,大部分依靠上級撥款。比如,今年決口的中洲圩,已經施行了三年的除險加固工程,投入8000萬元用于圩堤加寬加厚,護坡填塘,修堤頂公路。“我們從2017年到現在也只做了7公里,但這條堤有33.7公里長,全縣一共有435公里圩堤。國家每年也就是給這么多錢,給點錢,我們就做一點,但是始終就形成不了一個完整的體系。要全部能夠擔得起這么大的洪水,還要經歷一個過程。”王能耕說。
圩堤是按照圩內耕地保護面積分等級的,5萬畝以上的大中型圩堤有來自國家的維修養護經費,小圩堤的責任則落到縣乃至鄉鎮自己頭上。“這個堤國家不怎么管的,它是當地政府來管的,當地政府哪有錢呢,管不起。”油墩街鎮鎮長方續平戴著一副黑框眼鏡,他說的是鎮上決口倒房的崇復圩。2020年7月,我每天都能在村里見到他,穿著一身迷彩軍裝跑來跑去,把仍然住在洪水里的幾戶人家勸導出來,又防止安置點的居民返回洪水中,防止哄抬船只物價,還要在街上做消殺防疫病。他的祖輩從浙江金華遷來,那時候江西富足而浙江貧瘠,改革開放之后,浙江依靠民營企業迅速發展,江西仍然守著農業,如今油墩街鎮也沒有一家工廠。“重視程度不夠,我講白了。萬畝以上是確保絕對不能倒的,倒了一定要問責,可是我們崇復圩(千畝圩堤)里面保護的人口也不少,一萬五六千人口的。”
鄱陽的圩堤大多“老、弱且分散”,“你知道縣城外面的昌河吧。”王能耕在草稿紙上畫了河邊兩段接在一起的圩堤,靠北那段是昌江圩,靠南是沿河圩。1998年洪水迫使人們重新思考與自然相處的關系,人類后退一步,實施退田還湖工程,其中包括劃定單退圩和雙退圩。雙退圩內既不允許居住也不允許耕種,單退圩則要求民眾搬出圩區,土地仍可耕種,當水位達到一定高度后,開閘進水分洪,泄洪職能使得單退圩只可加固,不可加高。昌江圩便是在那時候被劃為單退圩。當洪水來臨、城市防洪工程要求加高河堤時,沿河圩無法封閉,最后形成了一個“假的城市防洪工程”。
采訪結束后我去昌河邊看,武警官兵2020年7月夜以繼日壘起的沙袋已經被全部清理,沿河圩新筑起了近兩米高的水泥墻,但昌河圩仍保持原來高度,交接處好像陡然斷掉的城墻。王能耕稱,早前規劃得不合理,導致“該退的沒退,不該退的又退了”。
王能耕認為理想的圩堤狀態是5萬畝以上的圩堤達到50年一遇的防洪標準,1萬畝到5萬畝之間要達到20年一遇,萬畝以下的至少達到10年一遇。完成這樣的設想,費用是80億。
可是錢從哪里來呢?“首先政府舉債,按照我們縣政府的舉債額度,可能有25個億,可以把大中型圩堤全面提升,再就是把縣里面一些盈利性的項目,比如自來水廠、污水處理廠,打包給一個集團經營,收入都歸它,可以再借35個億。我們就通過這種方式借款、借貸,把整個地方的圩堤全部提升一個檔次。”這是一個財政并不富裕的縣“痛定思痛”后下的決定。
正在修橋的狄溪村
大戶
如果人們要繼續在鄱陽湖區生活,水災將成為心腹之患。“水患不解決,農業就無法得到發展。”鄱陽縣農村農業局局長、應急管理局局長張鵬說。周六我們在他辦公室見面,他走路快,語速也快,給人一種雷厲風行的感覺,“今年(2020年)這么大的水,人的影響很小,房子也淹得很少,但是最大的損失是農業。當然原來農業損失更大,現在的農業損失是小了,只不過從比重來講上升了。”
根據江西省應急管理廳提供的數據,截至2020年8月11日17時,洪澇災害使全省740.5千公頃農作物受災,191.6千公頃絕收。省農業農村廳的數據則顯示,農業直接經濟損失達100.7億元。為了減少損失,湖區災前搶收,災后搶種。其中,鄱陽縣準備了300萬斤種子,集中育秧,又從河南調來200臺插秧機插秧;鼓勵農業公司租用土地種植經濟作物,與農戶分成;甚至可以放些龍蝦苗。
可是農業的損失無法依靠這些經驗完全解決。
2020年7月10日,根據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揮部印發各地的《關于切實做好單退圩堤運用的通知》,單退圩堤在達到進洪水位的條件下必須進洪,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攔。中午消息傳到了鄱陽縣柘港鄉,“憑良心說開始對這個事是很猶豫的,因為老百姓那么多稻子在那里面,我們在圩堤上開了一個村委干部會,村委會干部也是有異議的,但是沒有辦法。退耕還湖、平垸行洪那個條例是明確規定了低水種養、高水防洪,其實已經跟老表(江西人對同省老鄉的稱呼,帶有一定親昵性)講清楚了,所以已經達到了條件,第一次,正兒八經按照這個條例泄洪。”柘港鄉黨委副書記張斌說。
下午泄洪閘打開,一個閘只有一個兩米多寬的泄洪口,洪水很快漫過了圩堤頂部。晚上,潼豐圩上出現兩處決口,直到第二天上午水才打平。
水一平,就有人開始跑到鄉政府問稻子怎么辦。
誰也不知道怎么辦。所有人都提到這是江西第一次大規模啟用單退圩,185座圩堤分蓄了24億立方米洪水,降低湖區水位25厘米,緩解了長江下游城市的壓力,與此同時,六七十萬畝農田被淹沒,等到水位自然下降,最后一部分洪水流出,那已經是10月乃至11月的事情。所有人也都提到,這些農田和農戶是做出了犧牲和貢獻的,大多數時候這些犧牲落到個人頭上時,他們表現得溫和而懂事。
當然也有不滿。有一天下午我們到柘港鄉潼豐圩上去,泄洪閘已經安靜地關閉,決口處正在用六角磚加固,受淹之后的農田沒有再耕種,一片蕭瑟。六七戶承包大戶跑來訴苦,一個穿著棕色棉睡衣的會計,一個右耳別著一支煙的大嗓門,還有一個瘦得可以看見頭骨形狀的農戶,他戴上眼鏡,又從口袋里拿出了三張紙,是一封聯名信,上面寫著:“今年7月我們所有種糧大戶,同鄉、村干部一起為了保住圩堤,日夜奮戰在大堤上,由于洪水來勢兇猛,7月10日政府下令停止保圩,開閘泄洪。一切作物顆粒無收,這樣代價作為一個貧困地區的農民來說,很難承受。在我們當中有承包600畝以上的,少的也有五十多畝。由于我們缺資金,大部分都沒有參加保險。每畝損失一千多元(附每畝租金400元,種子、化肥、農藥300元,插秧工資200元,農機耕作120元)。”對于大戶來說,損失往往以萬計。
大家圍在一起情緒激動地講了很久,如何辛勤勞作,如何覺得不公,一直講到太陽落山,田野與河谷里霧氣升起來,那是白日熱氣在驟降的溫度下凝結的水汽。
潼豐圩水災中受影響的大戶口述當時的受災情況
問號
關于災后補償,江西省農業農村廳種植業管理處副處長李明提供了一些數據,災后省級下撥兩批總計1.28億元救災資金,其中1億元主要用于糧食作物,鄱陽縣獲得的補助是最多的,有700萬,具體分配由縣里決定。
到縣一級,張鵬告訴我說,先是由4家保險公司承擔了約1.6億賠償,針對災前買了農業保險的農戶。2020年是鄱陽縣政府打包為所有散戶買保險的第一年,但因為覺得大戶有更強的風險承受能力,由他們自己決定是否購買保險。6月買保險,7月遇洪災,有些大戶并未購買保險,也難得到賠償。這是出現問題的原因。
農業保險雖然已經推行10年以上,但仍未建立完整的體系,散戶參保意識不強,水稻以外的農業保險普及率更低。保險之外,鄱陽縣政府又支出2500萬元,按早前的標準補助給圩內未參保的種糧大戶和水產養殖戶。
實際上,當地并未制定針對單退圩堤的政策性補償細則。補償標準最初設立是為了給農戶免除農業稅,但2006年1月1日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稅,此后鄱陽縣并未出臺新的政策。在那些手寫的田地租賃合同中,唯一涉及到受淹補償措施的,只是將租賃期限增加一年而已。
面對單退圩堤受災群眾,江西省應急管理廳主動聯合省財政廳向省政府提出,將農作物受災面積納入災害救助資金分配因素法,在第一批中央下達江西省的2億元災害救助資金中,列支四千余萬元補助單退圩堤受災群眾。同時,在近期下發冬春救助資金當中,將單退圩堤受災群眾作為重點關注對象,給予政策和資金支持,“原則上補助標準就高不就低”,并積極籌措救災物資,加大對這些受災群眾的衣被救助力度。
鄱陽縣2020年水稻減產10萬噸,最終產量為100.5萬噸左右。“我們從歷史上到現在都是一個糧食輸出縣,在江西是第一個(糧產量)超過20 億斤的縣。我們省里領導講,鄱陽為糧食生產做了巨大的貢獻,能在這種大災之年保持20億斤的總量。”張鵬說。
實際上,務農的收入并不樂觀。2015年至2019年,糧價逐步走低,國標三等早稻價格從一斤1.32元跌到1.2元,而用人成本逐年增加,收益被擠壓,“都靠國家在大量補貼,提倡工業反哺農業。”用張鵬的話說,農業是穩而不是富的標志。
幾位村支部、農業部門領導都認為要減少農村務農人員,使農業往更機械化和集約化的方向發展,剩余的人往城市流動,“農民不斷減少,農田達到規模化的要求,人口城市化,這都是需要的,這就是一個發展路子,發達國家肯定是這樣。”張鵬稱。
鄱陽縣的人大多都曾去外地務工,只是在社會保障機制等并未完善的狀況下,人口流動會帶來醫療、教育、住房等各種民生問題。“其實在外面打工的,即使賺了點錢,生活條件還是不好,不能進入主流的社會。”張斌說,“有些打工的地方我也去看過,住得非常艱苦的,一個小小房子住好幾個人,一人一個鋪,中間簾子拉一下。上一輩打工的大部分都回來了。但是后面的年輕人,90后或者00后,在外面打工能不能回來,要看社會發展程度,那是個問號了。”
黃立妹在建設中的新房工地
桂花樹
我的好幾位采訪對象慣常用保守、小富即安甚至懶散來形容當地人,但他們也承認,有時候不離開此地,并非出于不愿,而是不能。黃紫益的妻子黃立妹沒上過學,不識字,她經常對小女兒黃芯琪說,“我三個孩子一個都沒讀書出來的,就靠你了。”她帶著孩子暫時住在母親簡陋又陰冷的小平房里,每天做點廉價手工補貼家用。她和黃紫益又時常感到愧疚,他們知道小女兒喜歡跳舞,但培訓班學費昂貴,也沒有人每天接送她去鎮上,“家里窮了一點,窮了沒有資格來培養她。”
黃紫益在接受我電話采訪時嘆氣,希望小女兒別怨他。那天晚上掛了電話沒多久,他把自己的微信頭像換成了小女兒的照片:黃芯琪穿著一件鮮艷的黃色外套,看起來是春天,背后油菜花已經開了,再遠處是那幢新建好的房子。
2020年7月房子倒塌一貧如洗后,他再次籌錢貸款買了一輛貨運車,沒日沒夜開了一個月,賺了差不多3萬塊錢,但也漸漸沒有活了。
2021年1月1日,黃紫益在家賦閑一個月后又出門打工,他給弟弟打電話,找到了一份在建筑工地管理工人的工作。這份工作究竟能帶來多少收益還不好說,因為即使做到春節前停工,他工作時間也未滿一個月,不一定能拿到工資。年底疫情加重,江西省發布的第23號令要求所有來(返)贛人員必須持7天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如果不是需要錢,他并不愿意在這樣的節點跑出去。
他每個月需要還兩筆貸款,總計4800余元,加上一家人生活開支,需要有7000元左右的收入才可維持,“愁死了。”我也因此沒有在年底回訪時見到他,只有一次在他家吃飯時,他剛好趁走夜路回家的幾分鐘給妻子打來視頻電話,信號很不好,可以從卡頓的畫面里看到他還是像以往一樣滿臉笑。我們每次見面或通話,黃紫益總是笑著說一些樂觀的話,“慢慢來”“總會好的。”但我最近一次給他打電話的時候,能明顯感覺到他的壓力。當天晚上將近11點,他發消息給我,向我咨詢他的兒子學什么專業好。他17歲的兒子去年就不上學了,“我還是想他學個專業,以后也別像我這樣累。”
犧牲現有的生活質量、空間為下一代爭取一個有選擇余地的未來,在鄱陽縣乃至全中國都十分常見。黃來援的侄媳婦吳七春陪她兩個孩子在縣城念高中,租了一間十來平的房子,放兩張上下鋪,三個人每人睡一個床鋪。她兒子明年就要高考,“(學習上)我對他們沒什么要求。我說只要你們盡力了就可以。但希望他們到城市里面去生活,這里不好,我們農村沒什么出路,什么都沒有,是吧?”
如果到了城市,甚至不必擔心洪水。在鄱陽縣城,出租車司機和大巴車的接駁人員用輕松的語氣談起,一點也不擔心縣城會被淹沒,“行政、教育的中心都在這里啊。”2020年7月我剛抵達鄱陽的時候,縣城正在加緊堆筑第二道防線,如果洪水仍然無法控制,那么外圍的村莊將主動進洪,保護縣城。
無論如何,2020年的洪水都已慢慢退場。
黃立妹帶我去過兩次他們只建了底下一層(架空用作儲物)的新家,第二次去看的時候,底下一層已被分割成了大大小小四個房間,用綠色模板草草隔開。政府希望他們春節前搬進新房。雖然一直開著窗,水泥和膠水的氣味仍然很重,但是她說,在外面打工都沒這樣的房子住。
她問我,你覺得這里好還是那里好?“那里”當然是指原先被洪水沖毀房子的地方。我就問黃芯琪,你喜歡這里還是喜歡那里?“喜歡這里,這還用說嘛,一出來好像能看到全世界。”她想也不想地回答。我們剛好從新家里出來,準備往回走,前面是河流,河流對面是田地。那天晚上正好有一鉤新月,滿天星星,夜風暖得像春風一樣,路上一戶人家正在把新的桂花樹種到花壇中。黃芯琪支支吾吾了一會兒又帶點不確定地問我:“你說,下次漲水的時候這里還會被沖掉嗎?”
南方人物周刊 孟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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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此步中,選吉祥數理人名,女孩還需避開孤、獨、寡及過剛之數理。
C、 一般用三字姓名,即除去姓氏(包括復姓),名字為兩字的,如"黃啟倫、溫雅迪。避免使用二字姓名(1、減少重名;2、二字姓名,外格均為2兇數,且五行數理較偏重某五行,一般情況均不太吉祥)。隨著時代的發展,起四字姓名也是一個新的趨勢,應大力推廣。
第三步:根據第二步可知名字第一字與第二字的筆劃數為幾,然后根據繁體字(以《康熙字典》或《取名專用大字典》為準)上(第一字)下(第二字)各排列兩行,每行十幾字即可。
第四步:將上下兩排字相互組合幾對,兼顧字義、字形及音韻幾方面,并避開不良諧音,粗谷不雅等組合,選出最佳組合3~4個,供自己或客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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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就是字形,指字的形體結構。許多漢字在字形上包含了木、火、土、金、水,這可以直接看出來。這是最古老最可靠也最廣為人們接受的一種漢字五行劃分法,原理源于漢字的象形文字特性,但最大的弊端是很多字形不包括木、火、土、金、水這五種偏旁部首的漢字難以明確劃分其五行屬性。
屬木的:本,樸,未,術,朱,機,村,材,橋,榕,楠,植,森,棠,集,椿,楚,榆,寨,檳,榜,模,柏,相,棟,松,林,楓,標,樵,桐等。
屬火的:燦,灼,靈,煬,煒,炬,炫,熒,炳,煉,熾,爍,耿,烽,煥,焱,琰,焯,煌等。
屬土的:圣,圭,至,地,堅,均,坦,垣,城,培,基,堂,增,墨等。
屬金的:鑒,鑫,鋼,鈞,鈕,銅,銘,錫,鏗等。
屬水的:泉,淼,冰,汀,匯,江,漢,汝,沉,澤,泓,波,濟,潔,派,潤,濤,浩,深,鴻,淇,澎,潭等。
前幾天一個朋友發給我一個取名網站上的截圖,上面顯示她小孩的名字評分較低,根據網站分析,她小孩將來的運勢會不盡人意,朋友因此惶恐焦慮。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疑惑,取名網上的姓名評分到底可不可信,在這里,我實事求是地解答一下。
相信有很多懂得八字命理的易友都了解,那些網上的姓名測評,實際是根據康熙字典的繁體字解析筆畫,用五格數理,即天格、人格、地格、外格、總格,以及三才配置來分析名字的兇吉。這種以五格三才評定名字優劣的方法叫做五格剖象起名法。
五格剖象起名法起源于日本,由熊崎健翁所創,因此也叫“熊崎氏姓名學”。1936年被留學日本的白玉光(又叫白惠文)帶到中國臺灣譯成漢語推廣,之后時興于中國臺灣、中國香港等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一批所謂的命理大師,規定以康熙字典字的筆畫數做為五格剖象姓名學的標準筆畫數,刻意宣傳和推廣,使之在國內流行。
日本昭和四年報紙上的取名廣告
此方法先是將81個數字中某些數規定為吉數,某些數規定為兇數,然后解析名字里每個字的筆畫數,確定天格、人格、地格、總格、外格之數,以名字的五格之數對照81個數字的固定吉兇,從而確定名字的吉兇。比如人格,為復姓的第二個字筆畫數加名的第一個字筆畫數,如果是單姓單名,則為單姓加單名的筆畫數。
如朱元璋:人格數為朱的繁體筆畫數6加元的繁體筆畫數4,等于10,10就是朱元璋名字的人格數,再查10對應81數中的吉兇,81數中10為兇,為零暗之數,萬業終局充滿損耗。在五格剖象起名法中,人格代表24-48歲的人生運勢,并且影響一生運勢。那么,現實中朱元璋是不是這段時期運勢不好呢,事實恰恰相反,朱元璋25歲前乞討度日,25歲加入郭子興反元義軍后屢建戰功,事業蒸蒸日上,掌握大權,打敗元軍和其他割據勢力,40歲登上皇帝寶座,人生得意,現實經歷與人格數的描述完全不符。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
五格剖象法中,每個數的吉兇是怎么來的,五格起名法里也沒有合理的解釋,說白了,就是發明人熊崎健翁人為規定的。
數字是客觀事物,本身是沒有吉與兇的。熊崎健翁人為的規定哪個數吉,哪個數兇,然后機械的以名字筆畫數分五格,死板的套用人為規定的吉兇數,從而評定名字好壞,既沒有半點科學根據,也不符合基本的易學原理,其本質不過是故弄玄虛的數字游戲而已。
五格剖象起名法中的三才配置就更加荒誕。三才,指天才、人才、地才,它們分別是天格、人格、地格數的個位數,五格剖象法規定的數的五行歸類為:1、2屬木,3、4屬火,5、6屬土,7、8屬金,9、10屬水,前面已經說了,數本身是沒有吉兇的,也就不需要論數的五行,三才是基于五格規定的,五格不成立,三才也就不成立,而且這種歸類也不符合易理,既不符合先天數(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不符合后天數(一坎二坤三震四巽五中六乾七兌八艮九離),更不符合五行數(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
五格剖象起名法,還強調要用康熙字典里的繁體字來確定筆畫數才有用,試問現代人又有幾個人寫名字的時候會專門寫成繁體字呢?再者,憑什么規定用繁體字還要用康熙字典里的繁體字,為什么不是更早朝代的字,為什么不是甲骨文,英文名字又怎么辦,憑什么由誰規定,顯然,這是一門毫無邏輯、毫無現實依據的偽學。
其實,現實中我們也不難發現,許多人過得不順心,但網站上卻顯示姓名五格大吉、評分極高;許多人過得順心如意,可依照五格剖象法,姓名卻兇得一塌糊涂、評分極低。比如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按五格剖象法,其名字評分只有67分,福耀玻璃集團創始人、董事長曹德旺的名字才66分,犀利哥程國榮的名字竟然高達99分,網上的姓名測評可不可信,相信大家已經不言自明。
犀利歌程國榮
現今是自媒體時代,每個人都可以在網上發布觀點,許多看起來權威性的理論身后其實是一些別有用心的大師在亂編炒作,運用大家揚長避短的心理來行騙謀利,一些人不明就里,又喜歡網上測算,看到名字評分低,產生心理負擔,自己嚇自己,特別是為人父母,看到小孩名字分數低五格三才配置兇,內心更是充滿愧疚,這時最容易落入圈套付費改名,而那些所謂的大師坐收名利。
最后,我以誠懇的態度奉勸所有人,不要相信網上的姓名測評,那不過是糊弄外行人的騙人把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