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給大家談談研究黑猩猩的女科學家叫什么名字,以及世界科學家的名字的知識點,希望對各位有所幫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郭美美這次又火了,不過這次她是真的把自己給點著了。隨著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網在內的各大媒體的介入,一個細節豐富、內容翔實的故事將她一絲不掛地展現在了大家面前。從這些細節中,我們能從科學的角度思考些什么?這個問題一旦被提起,就變得好玩了起來。
性交易
性交易不僅存在于人類社會中,在動物世界里也有。1998年,科學家發現,阿德利企鵝居然會用性交易換取緊缺的生活必需品——筑巢用的鵝卵石。有趣的是,企鵝可是動物中為數不多的一夫一妻制的動物——雖然只是在交配季節。
在一夫一妻制非常少見的動物社會中,性交易的現象并不多,但交配機會的不平等卻是以一種以非常現實的形式普遍存在:身體強壯的雄性動物可以獲得更多交配機會以傳播自己基因,而如果善于毆打同類讓它們俯首貼耳,你就能成為群族頭領,擁有數不盡的和組織內部女同志睡覺生孩子的機會。雌性動物要是獲得了頭領的寵幸,也就不用費勁巴拉地去換鵝卵石了。
虛榮
其實,炫耀的行為在動物界極為普遍。孔雀開屏是為了尋求交配的機會(雌孔雀還會打量雄性身上非炫耀性的細節,它們對羽毛的光澤度和對稱非常在意,因為只有體能最優越的孔雀,才能保持這身好羽毛),瞪羚在捕食者前面蹦蹦跳跳是在賤賤地說:就算我這么不認真地跑,耷拉著舌頭的你也追不到我。但是,以交配為目的的炫耀行文基本上都只存在于雄性動物中。考慮到在生物進化的過程中,路易威登出現的時間太短,不可能在人類基因中做植入式廣告,性炫富行為的目的更多的還應該是虛榮。
動物有虛榮行為嗎?有可能。今年,一組研究黑猩猩種群的科學家就發現,一個種群中的12只黑猩猩中有8只會把一根草放到自己的耳朵上,并讓它搖搖晃晃地懸掛著。而其他3群黑猩猩中卻不存在這種行為。他們懷疑,這個潮流始于一只名為Julie的黑猩猩。
窮出身
其實,不僅郭美美,今年被拿下的眾多“大老虎”的出身都非常貧寒。而2013年的一組科學家的發現則證明:窮人往往會因為過多地考慮很多非常現實的問題而令自己思維的“帶寬”變窄(其效果相當于將智商值降低13活整晚熬夜)并在一些關鍵的財務問題上做出錯誤決定。不得不說,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下,最終“為了改變生活現狀而孤注一擲”是很多人不得不做的選擇,也是一個不能被忽視的現象。
敘述
你可能從未想過,為什么有人會把郭美美的稿子做的這么長這么大這么細致。我也不好瞎猜,但剛剛看到的一篇卻很值得思考:美國田納西州范德堡大學的心理學家在研究中發現,在對罪犯的罪行進行描述時,越是細致越是令人厭惡,閱讀這些罪行的人就越傾向于對犯罪的人進行嚴厲的懲罰。而如果在罪行描述時加入視頻或者圖像,效果還會更明顯。雖然沒有找到科學依據,但我還想加一個:數字也很重要。起碼,對于很多人來說,5萬元一次交易的價格,實在時太令人羨慕嫉妒恨了。
道德暗示
雖然幾乎每個稿子都提到了無辜中槍的紅十字會,但我隱約覺得,在文章中提到紅十字會并不是一個好的主意:心理學家們的實驗發現,人們在洗過手后會下意識地覺得自己的道德水平會變高,穿白色的衣服的人會讓人感覺比穿黑色衣服的人更正直。這恐怕也是紅十字會的標識采用了象征血的紅色和象征純潔的白色的原因。雖然不敢說在一篇充斥著赤裸裸的性交易、賭博、虛榮的文章中插入紅十字會的內容是否會適得其反,但基于上述發現,想要給還紅十字會清白,找些干凈的內容來搭配可能更有效。
最后,借這機會給大家普及下英語。現在流行的“不作死就不會死”的英文版本NO ZUO NO DIE其實并不是一個正確的翻譯,如果不解釋,老外也不會懂。比較可取的翻譯應該是:YOU ZUO, YOU DIE。
作者:xdg
□ 張思晨
十年前,為了紀念我國著名物理學家嚴濟慈,中國科學院將一顆小行星命名為“嚴濟慈星”。
這讓我想起小時候,爺爺奶奶告訴我,那些死去的人,并沒有離開,而是變成了一顆星星,一直守護著地上的人們。
不知不覺嚴老先生已經離開我們二十年之久,但他為中國科學界留下的那一抹星光,會永遠閃耀在科學的浩瀚宇宙中,散發出悠遠而明亮的光,永不落幕。
“嚴濟慈,字慕光,中國現代物理學研究工作的創始人之一,我國光學研究和光學儀器研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抬頭仰望星空,和嚴老相遇,慕先生之光,重走繁星之路。
圖為嚴濟慈先生。“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供圖
三換專業,為國踏上科學路
1901年,嚴濟慈出生在浙江東陽下湖嚴一幢三合院內。
少年時候的嚴濟慈,就顯示出了極大的學習天賦,考入了最好的高中。1918年夏天,嚴濟慈從東陽縣立中學校(現浙江省東陽中學)畢業,以全省第一的成績考入了南京高等師范學校。
當時的“南高”和“北大”齊名,東陽縣立中學校開辦以來的3屆畢業生中,嚴濟慈是第一個考上全國高等學府的,這對小小的下湖嚴是莫大的榮耀,入學后的統一復試,嚴濟慈又名列全校第一。
由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專業所限,入學第一年的嚴濟慈只能在商業、農業、體育和教育4個專修科中選擇。第一年選擇商業后,并沒有激起嚴濟慈對于商業的興趣,第二年嚴濟慈轉入工業,從一年級讀起,但同樣,工業專修科對于他依然沒有吸引力。
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嚴濟慈第一次參與了游行,在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中,他意識到只有國家強大才能不被帝國主義壓迫,同時他也感受到社會中濃厚的科學與民主的氣息,他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只有德先生和賽先生才能幫助中國,個人的學習要融入國家和民族的事業之中。于是,他第三次更改專業,改學數理化學科。
當時社會處于極大的動蕩中,各界人士都在尋求救亡圖存之路。“留學外國者,今日之急務也”的留學救國的思想,在青年學子中廣泛傳播。嚴濟慈大學畢業時,中國留學熱的潮頭已從日本調轉歐美。
1923年夏,嚴濟慈大學畢業,他的恩師何魯極力勸他出國留學。但出國留學所需要的高昂費用,對嚴濟慈本不富裕的家庭無疑是雪上加霜,嚴濟慈婉言謝絕了老師的好意。誰知第二天,何魯、熊慶來等幾位恩師為他湊齊了赴法國留學的路費,助他出國留學。恩師何魯對他說:“去了學有所成,日后報效國家,先生們的心足矣!”
嚴濟慈將恩師的寄語牢牢記在心里,思索再三,為了實現科學救國的目標,踏上了前往法國的求學之路,郵輪在海上行駛了五個星期,最終到達了法國馬賽。
一年獲碩士學位,被徐悲鴻稱作“科學之光”
嚴濟慈雖然離開了中華大地,但他的心與中華大地更近了。他在船上曾悲痛地寫道:“吾與外人談話最怕的就是他們問我國事,民生涂炭,言之痛心……”
初到法國,嚴濟慈首先在近郊的一所中學補習法文,幾個月后,在巴黎大學的高等數學考試中,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巴黎大學的第一張文憑學士學位。1924年夏天,已經獲得普通算數文憑的嚴濟慈進入巴黎大學。他選擇了微積分、理論力學和普通物理3門功課。
一年的時間里,宿舍-教室-圖書館-實驗室-宿舍,成為嚴濟慈每天固定的活動路線,他在給愛人的書信中寫道:一個人,既然學術界許身,便沒有權利同普通人一樣的生活法……
經過一年的潛心學習,1925年7月,在巴黎大學的夏季考試中,嚴濟慈拿下得三門主課文憑,其中普通物理名列第二,獲得巴黎大學碩士文憑。一年之內完成三門主課獲得碩士學位,這在巴黎大學的歷史上還是首次出現。
從巴黎大學畢業后,他向63歲的法布里老教授致信,法布里教授是法國著名的光學科學家,也是嚴濟慈普通物理口試的主考官。嚴濟慈在信中詢問:“我很榮幸通過了您主持的普通物理考試。這次我同時還考取了數學分析和理論力學兩張文憑。我想向您請教,下一步我該怎么辦?”
幾天后,法布里教授回信約請他在索邦大學辦公室會面。1925年7月29日下午,兩人會面。法布里聘請其到自己主持的巴黎大學光學實驗室從事研究工作,嚴濟慈開始了物理學研究所承擔的第一個課題“石英在電場下的擴展”,這也正是居里夫人十分關注的課題。為此,居里夫人還把自己丈夫及其哥哥用過的石英樣品借給嚴濟慈作研究使用。
1927年6月,巴黎大學舉行了論文答辯,嚴濟慈成為第一個獲得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由于當時“獲得高等職務的任命只限于法國人”這一規定,嚴濟慈未能獲得高等職務任命。
1927年9月1日,中華新聞學會歡宴留歐學生回國,前排右二為嚴濟慈,前排右四為徐悲鴻。“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供圖
他卻沒有任何遺憾,因為他來法國的目的也僅僅是為了學習最先進的知識,如今目的已經達到,他歸心似箭。在回去的船上,遇到了同行的徐悲鴻,兩人相談甚歡,徐悲鴻為他畫了一張素描小像,并用法語寫下了“科學之光”的贊譽。
“科學之光”,既包含了嚴濟慈的字“慕光”,又預示了嚴濟慈先生未來將為中國科學界帶來光明,引領一代學子走上科學之路。
“在鬧市還能做學問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科學家”
回國一年間,嚴濟慈在四所大學當教授。當時月薪880塊大洋,僅一年,他就還清了所有的債務。
1929年,嚴濟慈攜夫人張宗英再次赴法,一方面是因為當時時局很不穩定;一方面,嚴濟慈認為在20年代末期,中國的科學研究還沒有開頭。中國最有發展的是地質,但那時地質主要是調查工作,生物學多是采集標本。第二次出去,是要使自己更充實,使科學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
他說這次是代替兒子出去的,“科學在中國的土地上生了根,到了我的兒子這一輩,中國科學水平提高了,他們就用不著出國。”
嚴濟慈和人張宗英。“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供圖
那一年的11月,船停泊于蘇伊士港口時,他在信中再陳心志:“居吾輩情形,吾輩研究科學,科學在中國沒有根,未能獨立,更無先人可為吾輩之準則。雖科學為國際的,但我總愿于國際外做中國的科學事業。”
兩度赴法,兩次回國,嚴濟慈始終恪守愛國主義情懷。
“遙想前途當以居里夫人為楷模。”這是嚴濟慈在赴法時給愛人信中的話。1930年10月,回到祖國后,他把視野投向科學深處。
當時的北平文人氣息濃厚,嚴濟慈便回到北平,擔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后來他寫信從居里夫人那里要到一些含鐳的鹽樣品和放射氯化鉛,又籌建起放射學實驗室和鐳學研究所。他和幾名年輕人泡在東皇城根那方小天地里做研究——如同他留學巴黎時那般。
胡適曾在飯桌上感慨,“慕光,你真不容易,在巴黎那個花花世界里你還能做學問。”
嚴濟慈答,“也只有在巴黎鬧市里還能做學問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科學家。”
對于每天做學問,嚴濟慈樂在其中。
他曾寫道,“怎么會有人覺得科學枯燥無味呢?還有什么東西能比支配宇宙的自然規律更引人入勝呢?自然規律的和諧和真實,使小說顯得多么空虛,神話顯得多么缺乏想象力啊!”
正因為這種潛心鉆研,成就了他科學生涯的黃金時代。在1927年至1938年的12年間,他的名字和53篇科學論文一起被刊登在法、英、美、德等國重要學術刊物上,被中外學者引用。
“科學在中國的土地上生了根”
1938年初,時局混亂,日本對華展開瘋狂的進攻,嚴濟慈表明他要“和四萬萬同胞共赴國難” “和千千萬萬中國的讀書人一起,為神圣的抗戰奉獻我們的綿薄之力”……此番言論被媒體報道后,他北平的家門口來了日本憲兵蹲守,他還未來得及見上一面的女兒被毒殺。
隨后,遭到日本特務監視的嚴濟慈,決定將物理所主要人員和設備從北平撤退至昆明。當時的昆明也并不安寧。日本的轟炸機像吃人的禿鷲一般,三天兩頭在頭頂盤桓,時不時扔下一串串炸彈。嚴濟慈把從北平遷來的物理所安頓在一座破廟里,“完全轉向戰時工作”,待敵機一走,大家就又回到所里繼續磨鏡頭、鏡片。
彼時借住在嚴家的程葵珠記得,嚴濟慈“常常摸黑或深更半夜才回家,有時回家又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人也明顯地消瘦下去”。后來她才知道,他正在物理所研究應用光學,研制抗日急需的軍用儀器,“他說一個人再有才智,如果沒有強大的國家,是無法讓科學為民族、為正義服務的。”
嚴先生手下有一支科學的生力軍,這也是抗擊侵略者的一把利劍。當時大西南幾條運輸線路都被炮火封鎖,前線部隊迫切需要望遠鏡、測距鏡等儀器。作為研究光學的專家嚴濟慈一一應承下來。不久,500架1500倍的顯微鏡送到了前線醫療陣地和科研機構,1000多具水品振蕩器安裝在無線電發報機上,300多套五角測距鏡和望遠鏡送到了戰場上……
1948年9月,嚴濟慈赴南京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議,目睹了國民政府的腐敗和黑暗。會議結束后,嚴濟慈當即返回昆明。
194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合影,嚴濟慈(三排右三),饒毓泰(前排右二)。“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供圖
80歲申請入黨,求得光榮的歸宿
松柏之志,經霜猶茂。
在80歲生日前夕,嚴濟慈決定提出入黨申請。他提起筆,向黨組織表明了自己的決心:“我在黨的教育和領導下參加革命工作,已整整三十年……雖已年逾古稀,但是我沒有遲暮之感。我爭取要做一名共產黨員,求得光榮的歸宿。”
很多人疑惑為什么要在80歲的年齡入黨,1980年3月6日,嚴濟慈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我為什么要在這個時候入黨》一文中闡明了原因:“工作的實踐,生活的比較,使我悟出這么一個道理:實現四個現代化,離不開科學;而科學的發展,離不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又離不開黨的領導。”
1981年,嚴濟慈在預備黨員轉正申請書中寫道:“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我沒有生過一天病,請過一天假……我過去是進步的科學家,現在是黨內的新兵……我決心做一名辛勤的老園丁,澆灌出萬紫千紅的新花,把社會主義祖國建設得更美好。”
直到嚴濟慈先生去世,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履行著入黨申請書中的承諾——為祖國的科學發展而奮斗。
1989年,嚴濟慈(右一)、錢三強(左一)、顧功敘(左二)、翁文波(左三)參觀北平研究院舊址。“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供圖
1996年11月2日,嚴濟慈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他用一生詮釋了入黨誓言,將全部心血都奉獻給了祖國的科技教育事業。
嚴老的心不似一顆飄搖的柳樹,而是靜默的松柏,始終佇立著,不為塵世的一切所蠱惑,只追求自身的簡單和豐富。
嚴老是一位真正的君子,如山中松,能夠傲雪凌霜,堅守科學家精神,于僧清影坐,借鶴隱枝棲,他不是繁華隊里身,卻郁郁蒼蒼,自成風范,頂天立地,一生默默耕耘,成為科學界最美麗的風景。
追逐光,成為光,散發光。如今中國的科學之路越來越寬闊平坦,越來越多的科研工作者與光同行,堅定理想信念,厚植科學愛國情懷,映照一路星火同行。
慕先生之光,重走繁星之路。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在我成為改變世界的科學家之前》
[美]約翰·布羅克曼 編
宮靜萍 陳德用 余濤 譯
湛廬文化|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人類行為學家羅伯特薩波斯基
新時代的愛因斯坦李斯莫林
量子電動力學巨擘弗里曼戴森
諾貝爾獎獲得者默里蓋爾曼
…………
這些與我們同時代的偉大科學家,正在改變世界。他們有人出身科學世家,有人的父母甚至沒念過什么書,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從孩提時代起,就對事物充滿好奇,對世間萬物求知若渴。那么,在他們童年時,是什么讓他們打開了科學的大門,找到了一生的事業,成為了現在的自己?是一次旅行、一本書、一次辯論、幾次頓悟?還是父母的全力支持、導師的指點迷津?26位科學家相聚本書,親自講述影響他們職業選擇以及帶來研究靈感的關鍵時刻。
不喜歡出門玩,卻喜歡偷偷讀《怪醫杜立德》(進化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
我很希望自己可以告訴你們,我孩提時代在東非的生活經歷讓我對博物學,尤其是人類的演化史,產生了興趣。但事實并非如此。我接觸科學的時間相對較晚,而且是通過書本了解的。
我7歲才被送去寄宿學校,因此我的童年就如田園牧歌般美好。寄宿學校的生活雖然艱苦,但是我還是成功地熬出了頭,當然也并非毫無悲慘的經歷,只是相比之下實在無足輕重。由于學習成績優異,我最終如愿以償地考入了向往已久的牛津大學。我先在肯尼亞,之后是尼亞薩蘭,然后是英國牛津的家庭農場度過了恬靜美好的家庭生活。
盡管非洲和英格蘭有著魅力非常的鄉村大自然風光,我的家庭也賦予我得天獨厚的學習氛圍,但是可惜的是,這些并沒有引領我成為一名生物學家。我父母對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如數家珍,無論是康爾沃的山徑還是阿爾卑斯山的茫茫草原,那漫山遍野的野花,幾乎沒有他們叫不出名字的。父親為了逗我和妹妹開心,還會把這些野花的拉丁學名一并告訴我們。但我對博物學全無天賦。
我喜歡偷偷摸摸地讀書,這可能是個“不良”習慣。當天氣很好,我應當跑出去呼吸新鮮空氣的時候,我偏偏會拿著一本書偷偷溜回臥室。閱讀的習慣著實培養了我對語言文字的熱愛,也許對我日后的寫作水平也有所幫助。我一直在想,我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名生物學家,是否因為受到了《怪醫杜立德》系列圖書的影響。這套叢書我百讀不厭。雖然它沒有直接讓我走上科學研究的道路,但書中的主人公對我影響深遠。杜立德醫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博物學家和思想家,他總是對新鮮事物充滿好奇。那時的人們雖然對博物學家和思想家全無概念,但是杜立德醫生已然成為我的人生楷模,喚起了我的科研意識。
許多孩子都曾異想天開地希望在關鍵時刻有神秘的力量助他們一臂之力,可能是母親和杜立德醫生對動物的熱愛感染了我,我的夢想是能夠與動物對話,動員它們勇敢地站出來譴責人類對它們的不公。《怪醫杜立德》除教會我為人處世的道理外,還讓我明白了人類并不具有物種獨特性,人類也是由動物演化而來的。達爾文也大力推崇這種觀點,他的著作《人類的由來》和《人與動物的表情》的部分內容也致力于彌合人類與動物的鴻溝。如果說達爾文的這兩本書影響了大批19世紀末的成年讀者,那《怪醫杜立德》至少影響了一個出生于20世紀40年代的小男孩,也就是我。
杜立德與達爾文的另一個相似之處是兩人都敢于打破傳統、挑戰權威。由于兩人都可以從動物的身上獲得重要信息,再加上性格使然,他們不斷質疑傳統智慧及傳統觀念。書本和老師理應培養未來的科學家挑戰權威的精神,這是立志要成為科學家的年輕人應當具備的可貴品質。俗話說:“盡信書,不如無書。”我們應該學會獨立思考。我始終覺得,正是小時候的閱讀偏好為我長大后熱愛達爾文埋下了種子。
編輯:袁琭璐
人類和現存的倭黑猩猩親緣關系最為親密,因為我們有在年代上最近的共同祖先,但由于走了不同的進化路線,發生了生殖隔離,我們成了不同的物種。其他的大猩猩和紅毛猩猩它們和人類的關系稍遠,但也同屬于類人猿。有尾巴的猴子,基本上和我們關系不怎么密切。如果黑猩猩說是我們人類的表親,那猴子估計就是遠房七大姑八大姨的后代,和我們基本沒多大關系,所以以后不敢說我們是從猴子進化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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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界的動物王國中,物種豐富,有很多物種都有親緣關系比較近的種類,它們也會發生雜交,但不管是自然雜交還是人為控制下的雜交有些已經繁育出后低,因此就誕生了騾子(馬和驢的雜交)、獅虎獸(獅子和老虎的雜交)、斑馬獸(斑馬種馬和母馬的后代)、(混血駱駝,由駱駝和南美大羊駝通過人工受精而得來的混血駱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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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里問題就來了,其他物種雜交后的后代雖然多多少少在性狀上有問題或者不能再次生育,但至少有后代,那人類和親緣最近的黑猩猩呢?歷史上有沒有過這樣膽大、驚人的實驗呢?相傳還真有!
“猩猩人”(即黑猩猩與人類的混血)可能存在過、也可能沒有。但所有跡象都表明,大部分故事是杜撰的,已經無從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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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古老”的傳言,但都發生在20世紀,一些科學家曾聲稱一個“猩猩人”曾經在世間存在過。美國進化心理學家戈登·蓋洛普(GordonGallup)曾回憶起一項據稱是科學家們用人類精子使雌性黑猩猩受孕的實驗。根據這個故事,這只黑猩猩生下了一個“混血兒”,但是科學家們后來擔心這個嬰兒會帶來的倫理問題,所以他們最后將其安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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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洛普并沒有說自己親眼目睹了這個實驗,他是聽另一位他信任的教授告訴他這是真實發生過的實驗。隨著時間的推移,故事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變得越來越模糊且不一致。據說這項實驗據是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國家靈長類研究中心進行的,但該中心直到30年代才被啟用的。此外,科學家費老大勁創造出這么一個驚天地泣鬼神的成果,能簡簡單單因為道德原因就殺死一個半人半獸的實驗品似乎違反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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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文獻記載的科學家曾多次嘗試用黑猩猩和人類來雜交繁殖后代(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是我們的近親)是蘇聯的一起實驗。據《新科學家》雜志報道,20世紀20年代,蘇聯科學家伊萬諾夫在假裝進行醫學檢查的同時,將黑猩猩的精子注入婦女體內,以此來制造“親密關系”。這個實驗在幾內亞進行,當時幾內亞還是法國的殖民地。盡管伊萬諾夫后來在蘇聯通過重金找到了5名女性志愿者提供她們的卵子,但貌似實驗都沒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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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論壇報》(The Chicago Tribune)在1981年報道稱,一位科學家聲稱在1967年成功地用人類精子使黑猩猩受孕。這件事是發生在我國,但是,由于當時我國經歷了文化革命有關部門搗毀了這個實驗室,導致實驗中斷,據稱,這只黑猩猩最后因無人照管而死亡。
以上就是一些歷史上有人人類通過實驗手段和黑猩猩進行雜交的傳言,這種違背倫理的事,肯定不會有任何的正面記載。但從理論上來說對于這種混合成功的幾率不大,但在實驗上科學界還沒有達成共識。可能會,也可能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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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和黑猩猩的DNA有95%的相似度,99%的DNA編碼序列也相同。然而,人類的DNA中有23對染色體,而黑猩猩只有22對。這種差異會導致胚胎在分裂時死亡,也會使繁育出健康的后代變得相當困難,就算有后代將無法生育。此外,通常情況下,不同物種之間的生理差異,即使它們很相似,也可能使種間雜交不可能成功。
但也有成功的例子,就像前文開頭提到的一些種間雜交的后代。而且雜交在動物界相當普遍,并可以產生新物種,盡管半斑馬半驢的形象我們已經見過,但“人獸”的概念卻因其潛在的道德倫理問題變得充滿巨大的爭議。如果半人半黑猩猩可以被創造出來,它會有人權嗎?它如何適應我們這個社會?所以這并不是一個科學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