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字起名字什么含義(書字起名字吉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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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詳情介紹：
曾彥修34：我買線裝書，買來做什么？做大便紙
我的關節炎竟然治好了百分之七八十
在北京人民社時，我的關節炎嚴重，走不動，我住的地方與我辦公的地方，只有一站地，但都走不動。走不動怎么辦呢，便找了一個三輪車工人，用破三輪車拉我上下班。然后他就做清潔、燒開水等雜工。他也很高興，他有正式編制，后來當收發。我當了右派后，當然不能坐三輪車了，我就靠拄棍子。
到了上海后，一九六三年，我到醫院去看一般的感冒之類的病，醫生姓李，四十多歲，他問我還有沒有別的病，我說還有關節炎。我把我的情況講了，說走不動，還把拐杖給他看。這個李醫生好得不得了。他說，治療試試看。我說我治療過，沒有效果。他說，再試試。
他去聯系骨科，骨科一個專家的回答也很科學，說你這個類風濕關節炎，目前全世界都沒有治療的辦法。這個病古時候就有，所以，治可以治，一般不大見效。很客氣。這個話，我在北京就聽專家講過。可是這個內科李醫生說，試試吧。
他給我吃“可的松”，激素類藥，當時還沒有“強的松”。我照著他給的藥吃。兩三個月后，在商店柜臺買東西，買完走出來，棍子都忘記了，又回去拿。李醫生太好了，但過不了多久，這個李醫生不見了。我問護士，說調走了。我問調到哪里，說不知道。李醫生走后，我還找其他的醫生，其他醫生說，既然有效，就可以治下去。
我吃“可的松”，三個月后是一天一片，然后是一天半片，最后服到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一九七〇到干校勞動時，也帶著照樣服。
“文革”開始時，我的關節炎實際上已經好了百分之七八十了。從走不了幾步，到后來在干校勞動樣樣都離不開我，真是沒有想到。現在老了，九十歲走不了路，不是痛得不得了，只是隱隱痛。
“文革”前，我在上海是怎么度過業余時光的
逛舊書店，買兩種書——
那個時候物質生活很困難，不用說了。政治生活就是“反修”，一年比一年緊。但是還有星期天，還有多數晚上的時間。當時又沒有電視，我在上海的業余消遣主要有下面一些。
逛舊書店。上海舊書店在福州路。星期天，就坐四十九路公共汽車到福州路口下，在那里待兩三個鐘頭，中午坐車回家。舊書買什么呢？我買兩種書。一種是線裝書，買來做什么？做大便紙。那個時候沒有大便紙賣，上海也沒有，單位每個月發很小張的三十張。
買了些什么呢，現在講，實在對不起，有《二程全書》《朱子語類》《王陽明全集》等，這些書解放后根本就賣不出去，很多，《二程全書》有幾十本，紙還比較好。有中華書局的，也有商務印書館的，你花幾毛錢，一塊錢，提兩大捆回去。同時我不喜歡理學，我對理學厭煩得很。中國搞成這個樣子，理學家要負很大的責任。
另一種是我喜歡的書，因為錢不多，買些零零碎碎的。比如《世說新語》，幾種版本我都買，有中華書局的四庫備要本，有商務印書館的四庫叢刊本。當時一堆一堆地擺在那里，沒有人要，三四毛錢一本。文字漂亮得不得了。還有董解元的《西廂記》——董解元的《西廂記》比王實甫的好——賈島的《長江集》。《長江集》，很薄，萬有文庫本，有光紙的，五分錢或一毛錢，字一點點大。
我看了后，倒數的第三首詩吧，好像是“此地別燕丹，壯士發沖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記不清了，每一個字我都畫了紅圈。其他有幾首也畫滿了。還有三曹詩集里的一些詩，我也是圈上加圈。
批鄧拓的時候，因鄧拓引用過賈島的詩，說鄧拓要拿刀殺人。“文化大革命”一來，我就知道不對了，我也畫了圈，不是說我也想刺殺元首嗎？要趕快消滅書。
那時，什么書都有問題。這一類道林紙的，反光的，很重，水又化不了。怎么辦？第一，不敢燒，要冒煙，抓到不得了，就是反革命。第二，又不敢拿到廢紙店去賣，怕廢紙店有人監視。當時就是這么荒唐。因此，我放在水盆里泡，發漲后，撕碎用手捏成蠶豆大，放進馬桶一邊沖一邊倒，再查，你查不出來。
那時，逼得不得不想這樣的辦法。因為查出來，說不清。盡管是非常薄的唐代詩人的一本舊書，你在上面畫了紅圈圈，就可能是反革命。在這個問題上，田家英就吃了虧。一九七八年以后，我見過他夫人董邊。
這些故事現在為什么講？因為沒有人想得到人們會在這樣的情況下生活。
除了逛舊書店外，還逛文具店。文具店有紙筆墨店。福州路過去拐彎有個河南路，河南路有家很大的墨莊，叫曹素功墨店，各種各樣的墨多得很，觀賞觀賞，買點零碎的，兩毛、三毛的，十幾二十塊的買不起，但經常去看，太好看了，想不到墨的形狀竟是數十百種的。
逛舊貨店、古董店——
上海廣東路有一家很大的古董店，延安中路等處也有。上海古董店、舊貨店不少，那時還開著，只是沒有人去買。我沒有什么知識，只是看看。當時賣的東西多是幾塊，而不是幾十、幾百、幾千。
比方說，紫檀木的筆架，兩三塊，現在一萬塊錢都買不著。各種小玩意，鎮紙的東西，有象牙的，有竹的，有玉的。象牙的，大概不到十塊錢，但買不起呀。字畫一大堆，都三塊五塊。木器店也有。有個圓桌子很漂亮，是花梨木的，現在叫黃花梨，要十五塊錢。價錢不便宜，但買回去，放在那里。一個右派，不知道自己犯的罪還消遣，不是自己找罪受。我只是去看看，看了后，心情好一些，時間也過得快一點，一個上午就過去了。
跑舊貨店有一個目的，我要賣一點舊貨。當時舊貨店的東西還是很貴。國內什么都不能生產，什么都不準進口了，偏偏我有一些東西可以賣。
我有幾個照相機。一九三六年，我在重慶北碚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當練習生會照相。解放初，我買了幾只舊照相機，德國的蔡司依康、羅勒福來、徠卡都有。蔡司依康相機有兩種，一種照小的，兩寸，一卷照十六張；一種照八張，這兩種我都買了，因為已成廢品了，兩種加起來，不超過五十塊。
還有觀劇鏡，外國進口的，鍍金的，很漂亮，我也買過一個，好玩，也便宜，那個時候三五塊錢，也是舊的。還有金筆，解放后，在廣州地攤上，五一筆、派克筆，根本不值錢。五一金筆，一支舊的可能相當于一九五四年幣改后的兩三塊錢。我大概一樣買了一支。還有一種瓦特曼金筆，中國人只知道瓦特曼是墨水，也有金筆，我也買了。
這個時候，這些東西派上用場了。我的東西都賣了。上海有錢的很多，會買東西的人更多。覺得錢沒有用，買的人，不一定是投什么機，可能是絕望的心情，買點舊貨看看算了。好東西，一兩天就賣出去了。
上海舊貨店的人都是有眼光的，他收這些東西都是高價。因為上海有一批人，手里有錢，又懂這些東西，知道以后再也沒有這些東西了，不準進來了，就要買回去，貴也要買。舊貨店幫你賣，非常合理。一般是七折到八折。比如他賣了一百塊，他通知你，他收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傭金，給你七十塊或者八十塊。賣解放初買的東西，也只在上海才賣得出去。
聽音樂——
上海音樂廳當時在延安東路，離外灘一站路，現在整體搬家了。我辦公的地方在陜西北路，有軌電車可到。一九六三年夏天后，饑餓的情況稍有緩解，音樂廳才有演出。每次演出要登廣告。只要有演出，不吃午飯，我就去買票，兩毛到三毛一張。買好票，立刻用糧票買點東西回來上班。回來的時間不夠，要遲到一點。遲到一二十分鐘。我跟一個副總編輯在一個小辦公室，這個副總編輯不管這些事，普通的辦公室不行，遲到是不行的。五點過下班，就不著急了，七點才開幕。
其實我哪里懂這些東西，就是散散心。但是，到現在還記得那些人演的什么。不是有意記的，什么原因，說不出來，但是這一輩子就記住了。
一個是上海音樂學院教授衛仲樂，六十幾歲，白頭發，彈《十面埋伏》，想不到琵琶彈得那么精彩。還有一個陸春齡，是個三輪車工人，報上介紹過，吹笛子《江南春早》等，好得不得了。溫可錚，個子不高，男低音。男低音是很難唱的，世界上不多。中國二十世紀以來，我所知道的，他是一個。好不好，我無法評論，我不懂。
還有一個，叫杜矢甲，跟蕭軍的作風差不多，在延安對誰都不理不睬的。在延安，我聽杜演唱過兩三次。他不大出臺。他唱《伏爾加船夫曲》。二十世紀以來，世界上最出名的男低音只有蘇聯的夏里阿平，高爾基的朋友。我在臺下還見過拉二胡的閔惠芬，她拉《二泉映月》《江河水》。我看她比賽時，年紀很小，坐在椅子上，腳似乎還不著地。
為什么六七十年前聽過一兩次的，連他們的名字、他們的作品現在還記得，想也不用想？因為我自己沒有才，我尊敬有才的人，我佩服有學問、有專長的人，我尊重他們，我覺得他們了不起，所以把他們記住了。另外，我不會悲觀的原因，是我還有這些可笑的閑情野趣。
坐公共汽車逛郊區——
當時在上海一張月票可以到處跑，但是郊區要另外買票。所謂郊區，就是離開上海市區十幾二十里以外的地方。上海郊區什么樣子，我也去看看。老看南京路、淮海路，有啥意思？
上海周圍附近的市鎮，什么七寶、寶山、朱家角、高橋，我都去過。我坐著車，看一看，又坐車回來。七寶、朱家角是比較大的市鎮。現在鼎鼎大名的寶山縣，當時就是一條小街，什么都沒有，連我們四川的小鄉鎮都比不上。到高橋看到了杜月笙的杜家祠堂，大門外墻上好像有用金箔貼成的一篇杜氏族譜序，似乎是章太炎寫的，說杜月笙的祖先是杜甫，妙不可言。
去轉郊區是為什么目的呢，什么都不為。不買東西，也不賣東西，反正花錢的話，就是三毛、一毛五的票錢，不花錢的話，就是月票。我總不能說在上海待了這么多年，只知道南京路、淮海路、外灘嘛。這也是開闊眼界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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