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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遺珠拾萃說“湖廣”》
北京,作為首都,自明、清兩代便是“會館”云集之處,且功能不斷演進……無論從建筑、人文、經濟均承載城市記憶,見證光陰腳步。2022年3月,北京湖廣會館年底變身全域性活態博物館——讓老會館重新煥發光彩,北京湖廣會館正在進行為期300余天的修繕,預計2022年底修繕完畢,屆時湖廣會館將變身為一座全域性活態博物館。
借此修繕再啟,本文以湖廣會館作為北京“會館”群落之代表,通過梳理“會館”的緣起、建構以及其他,希望為歷史人文建筑之瓔華——會館,作一紀錄、回顧、總結。
緣起之辯迄今為止,會館研究者通識以“會館”服務對象劃分功能,分為“文人試館、工商會館、行業會館、殯葬儀館四類”。據最為晚近的會館相關數據資料——2014年12月,中國商業出版社出版了白繼增、白杰父子的《北京會館基礎信息研究》一書。他們的考證并未按“通識”分類,僅僅將“商業會館”單獨列了出來,而“行業會館”“商業會館”究竟多少屬于“商業會館”?難以統計,但據此可以判斷,“會館”類別中“文人試館”當不在少數。“緣起”指的是“會館”究竟為何初建?并非厘清會館的時代淵源。從現有的古籍資料中,“會館”初建的目的計有兩種:
便于基層社會治理
“蓋都中流寓十土著,游閑屣士紳,爰隸城坊而五之,臺五差,衛五緝,兵馬五司,所聽治詳焉。惟是四方日至,不可以戶編而數凡之也,用建會館,士紳是主,凡入出都門者,籍有稽,游有業,困有歸也,不至作奸。”“繼自今,內城館者紳是主,外城館者公車歲貢士是寓。其各申飭鄉籍,以密五城之治。”這段引自《帝京景物略》中的表述略可“譯”為,在首都的城市社會治理中,原有都察院、廠衛及兵馬司等部門各負其責,但外阜來京的士子們很難及時納入城坊戶籍管理體系,由此導致的社會治安等方面問題,較為突出。以建立“會館”的方式,通過在京各籍士紳們的同鄉自治體系,恰恰可以彌補這方面的漏洞……
服務士子、便宜公車
“古者征舉至都,國中有館舍以處之,厥后名存實更,諸館皆系于學,其入館也有常數。明時,鄉貢士及庠生之優者,皆令居太學,學舍不能盡容,多館于其鄉在朝者之邸第,未聞立館以萃試子者。自舉人不隸太學,而鄉貢額加廣,于是朝官各辟一館,以止居其鄉人,始有省館,既而擴以郡,分以邑,筑室幾遍都市,是不徒夸科目之盛,競閭里之榮,特慮就試之士離群廢學,有以聚而振之也。”
這段話引自清道光丙戍年(1826年)的《山陰會稽兩邑會館記》。其意為:古時候,士子進京會試,首都相關部門有專門負責接待的公共館舍。后來,該館舍的名字雖在,實際經營卻隸屬太學。明代時,鄉貢士和庠生中優秀者,方可居住在太學的館舍,其他士子則只能借住在京的同鄉士紳家中……自士子不隸屬太學開始,鄉貢名額增加,朝中士紳專門創立會館,以為同鄉舉子居處,于是開始有了“省館”,再拓展出“郡館”“邑館”等,會館從此遍及京城……創建會館,并不為在京城炫耀本省士風之盛,與其他各省較一高下;而是特別為士子們創造較力學業、聚焦備考的學習環境。會館緣起之“社會治理”與“便宜公車”之辯貫穿了古今“會館”研究的史料出入,但“兩辯”有一共同之處,即“服務學人”,筆者將“士子”譯為“學人”,意為紀念彼時“學風”敦厚,富宦為仁。
北京舊時有句民諺“臭溝開,舉子來”,著名北京會館研究者袁家方先生在其著述《會館:桑梓之情》中說:“‘二月開溝’是當年北京人難熬的日月,逢會試之年,恰恰這時,又是舉子們進京時候。如果舉子人數少,大約不為北京人所注意,正是因為行旅接踵,車馬絡繹,來自全國各地的舉子們北調南腔,往來不絕,成為京城,特別是南城一大盛景……”
士風之隆“湖廣會館”最負盛名之事——民國元年(1912年)孫中山先生來北京,五次到湖廣會館參加會議并發表演說,在這里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布國民黨的成立……但“湖廣會館”列為“文人試館”究竟道理何在?其間“士風”之蹤何處尋覓?
古建筑研究者張馭寰先生所著的《古建筑勘察與探究》中記載:(湖廣會館)戲樓:座南面北,南北9間,東西6間,兩層共計54間。樓內周圍列置圓柱。正南面設舞臺,池座16間,雅座18間,樓座亦為18間。舞臺的兩側和前面均為方形采光窗。第一層雅座和池座隔欄桿互相銜接。第二層樓座各柱間,下設欄桿,上裝花格,在花格上懸金匾,書寫:“一等侯爵”“世襲一等侯爵”“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狀元”“榜眼”“探花”“會元”,等等。
《北平湖廣會館志略》中有“鄉宦科第匾額”的記錄,為張先生的勘察做出了佐證:
大學士匾:大學士康熙朝余國柱、大學士康熙朝吳正治、大學士康熙朝熊賜履、大學士嘉慶朝劉權之、大學士道光朝葉名琛、大學士同治朝曾國藩、大學士同治朝左宗棠、大學士同治朝曾懋謙。
協辦大學士匾:協辦大學士乾隆朝彭維新、協辦大學士乾隆朝陳大受。
封爵匾:一等侯爵同治朝曾國藩、一等伯爵同治朝曾因荃、一等伯爵同治朝左宗棠、一等子爵同治朝李承典、一等子爵同治朝鮑超、一等男爵道光朝葉名琛、一等男爵同治朝胡林翼、一等男爵同治朝蕭孚泗、二等男爵光緒朝楊玉珂,二等男爵光緒朝劉錦棠。
鼎甲匾:狀元順治己丑劉子壯、狀元嘉慶乙丑彭浚、狀元嘉慶辛未蔣立鏞、狀元道光乙巳蔡錦忠、狀元嘉慶己卯陳沆、狀元光緒丙戌趙以炯、狀元光緒己丑張建勛、榜眼順治己丑熊伯龍、榜眼嘉慶辛酉劉彬士、榜眼同治癸亥龔承勛、榜眼同治戊辰黃自元、榜眼光緒丁丑余聯沅、榜眼光緒庚辰曹貽孫、榜眼光緒甲午尹銘綬、榜眼光緒戊戌夏壽田、探花嘉慶丙辰帥承灜、探花嘉慶戊辰石承藻、探花嘉慶己卯胡達源、探花嘉慶庚辰陳鑾、探花道光癸巳蔣恩淳、探花咸豐庚申歐陽保極、探花光緒庚辰譚鑫振、探花光緒甲午鄭沅,探花光緒乙未王龍文、傳臚咸豐壬子彭瑞毓、傳臚咸豐庚申黎培敬、傳臚光緒丁丑孫宗錫、傳臚光緒丙戌彭述、傳臚光緒己丑杜本祟、傳臚光緒庚寅蕭大猷、傳臚光緒丁未蕭榮爵。
博學鴻詞匾:博學鴻詞康熙己未曹宜溥。
朝元匾:朝元道光乙巳孫鼎臣、朝元同治乙丑李士彬、朝元光緒己丑陳曾佑、朝元光緒甲辰譚延闿。
會元匾:會元雍正癸卯楊柄、會元乾隆甲戌胡紹鼎、會元同治甲戌秦應逵、會元光緒甲辰譚延闿。
南元匾:南元乾隆丁酉廖文璜、南元道光壬午魏源、南元光緒辛卯賀倫夔。
總計匾額63方。其中,大學士8方,協辦大學士2方,封爵10方,鼎甲43方(狀元7方,榜眼8方,探花9方,傳臚7方),博學鴻詞1方,朝元4方,會元4方,南元3方。
“惟楚有材”——63方匾額環列戲樓上下層之間,“士風”盛況可見一斑;“花樓金匾”——湖廣會館中人才濟濟之傲,“文人試館”中團拜、聯誼之所的裝潢,非金屋玉砌,榜中人才懸繞,一道湖廣會館獨家風景線。會館內的“榜樣”,竟于經年中形成了一種“人文時令圖景”:京師二月,“行旅接踵,車馬絡繹,來自全國各地的舉子們北調南腔,往來不絕,成為京城,特別是南城一大盛景”。及此,為人津津樂道的“為學”故事也不脛而走——樂平泉先生執掌的同仁堂(道光間之后),每年早春二月,派人在四面城門及街頭路口,懸掛印有“同仁堂”字號的紅燈籠,為人們照明指路。
舉子們長途跋涉,風塵仆仆,終于趕到京城,已是人疲馬乏,剛剛進京,就遇到開溝帶來的道路阻斷和臭氣熏天。恰好,同仁堂的燈籠就在晚上為他們照明、指路。及至到了會館,又會得到同仁堂送來的“平安藥”,克服水土不服和小病小災。
建構演進以試為本
少有資料談及“會館”的建筑形式,遍覽相關資料發現一有趣之處——會館資料中最為一手的“記”“碑記”中,關于“會館”建筑,往往都是寥寥數語,如,“……屋凡三重,南面合三十二椽,頗寬敞,可下數十榻。”“其屋三重,圍以旁屋,計十七間。又買左隙地,縱十二丈,橫五丈五尺……”——“三重”與“旁屋”,屬于北方“合院”建筑形式。“合院”之于建筑科學,侯仁之先生的評述最為精練:“大門開在東南角,是因為北京城東南方向來的是暖濕風;西北方向的墻高,是為了擋住凜冽的西北風……屋面設計成曲線,是考慮到雨水流下來時可以順著曲線朝邊上走,不會滴下來濺在人的身上,也不會損壞柱子。而屋頂一壟一壟地彎起來,太陽一斜,就會有陰影打在屋頂上,有吸熱的地方,有散熱的地方,屋面的保溫隔熱效果馬上就提高了……”
冬暖夏涼的“合院”,為士子提供了優良的住宿、備考環境。上段引文出處一為乾隆年間修繕的“同安會館”;一為同時期新建的“瓊州會館”。及至咸同,新建或修繕的會館中于“合院”基礎上加增了祭祀文昌、孔孟、篤圣、朱子等或本鄉神祇、先賢的“奉祠”。李鴻章在同治十一年(1812年)安徽會館建成時撰寫了《新建安徽會館記》,文中描述剛剛竣工的安徽會館的格局時寫道:“中正室,奉祠閔、朱二子,歲時展祀。前則杰閣飛甍,嶕峣(jiāoyáo,高聳)聳擢,為征哥張宴之所。又前曰文聚堂,閎偉壯麗……”據《林則徐日記》,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壬寅。晴。早晨赴福州舊館,移奉文昌帝君、武圣、天后神座安供福州新館,午后設供,在館中晚飯罷回寓。”又,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月初二日的日記有“早晨詣福州會館,拜文昌、天后。”。
《北京湖廣會館志略》記載,晚至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時,湖廣會館主事人還提出:“本館正院北房五楹為鄉賢祠,供奉兩湖先賢,僅有總神位一座,殊不足以答神庥而資瞻仰。查北平越中先賢祠、山右三忠祠、楚學精廬所供鄉賢,均每人分列神位。兩湖自周鬻子以次,代有名賢,自應仿照辦理。惟茲事體大,應請旅京耆宿名儒慎重將事,藉免遺誤。至本館創建續修諸公,亦應設位供奉,以隆報享。”
服務士子——除了提供住宿、備考的優良環境外,還將奉祀神、賢的儀式、儀軌一同引入。一方面,兵、禮——治國二事的士人職責貫徹于心;另一方面,便宜于士人之間的團拜,為士人之間的交往提供了一方“止乎于禮”的屋檐。
園林戲樓
“合院”中的園林來自士人的清雅之趣,更來自道光以來,新建會館多為往日官紳的府宅,如道光十五年(1835年)新建的廣東南海縣館,買的是雍正間曾任工部、禮部尚書的董邦達先生故第,也是董先生之子、相國董誥的誕生地。據《新建廣東南海縣會館碑記》記載:“道光癸未……購宣武門外米市胡同董文恪公邦達故第,仍其式廓,略加修治,始于甲申之冬,迄于乙酉之春……此館為董文恪公子文恭相國誥岳降福地,形勢安恬,堂廡爽愷,花木競秀,丘壑多姿,庶幾旅人于處,君子攸芋乎。”
從中可見,這個院落有著安謐、恬然的格局,房屋開敞、舒暢,花草樹木紅綠掩映,山石點綴相間,又有董先生父子兩代的風骨和文韻流傳,確是難得的環境氛圍。簡略整理,就是一個獨具特色的會館。湖廣會館的“戲樓——文昌閣——寶善堂”的圍廊連接,與子午井所處的中庭,及至院落西側的楚畹園……這一格局形式,構成了“南地北高”“東密西疏”的園林景致形式。徜徉其間,移步換景,或邁入圍廊中天的庭院一品子午時的甘甜,或登高凝神、“風雨懷人”……
湖廣會館的“動線”是先入“戲樓”再進“園林”;與之相映成趣的是北京另一所行業會館的“動線”布局,先入“園林”再轉入“戲樓”的正乙祠。“文人試館”的“先動后靜”在史料中有著這樣的記載:“吾越之有會館,最初曰稽山,僅醵(jù)祭為社耳。拓而為紹郡鄉祠,乃始可以館士。建館初以醵祭為重,作歌吹合于前庭……”引文所指的會館為“山陰”“會稽”會館,“歌吹于前庭”,士人崇尚大儒先賢、相互切磋、潛心治學之“雅興”于后,“先禮后潛”的動靜中,士人“況肯到紅塵深處”的風骨亦在其間。
“銀號會館”正乙祠的戲樓形成今時規模(第二次擴建)于1790年先后,恰逢徽班進京之際。湖廣會館的戲樓創建于1830年,亦即會館初建的17年后。“兩座樓”的共同點為,一層中庭散座池皆為十六;戲臺三面開放,兩層舞臺之間開有方形孔道,設吊鉤,專為演出神怪戲時特效所需;臺前三面環樓,兩旁有樓梯;看樓中心為馬蹄形,上有罩棚……幾乎是相同的建構與布局,可見,“文人試館”也好,“行業會館”也好,于聯誼、戲劇等團拜、娛樂一道,殊途同歸。
“會館”今不復存,北京湖廣會館作為“會館”遺存,與其中1995年所設的“北京戲曲博物館”一并,“館博一體”成了北京文化地標……
文|繆燕東 劉鋒
虎坊橋路口是南城重要節點。
紀曉嵐故居在路口東北。路口西南則是湖廣會館。從外表看,湖廣會館古色古香,但明顯重修過。
它最初為官員府邸,1807年捐為會館,成為湖北、湖南兩省人士在京交往的根據地。1830年重修并增建戲樓。1912年,孫中山先生曾5次蒞臨會館。當年8月,在此主持成立國民黨,會館見證了我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成立。譚鑫培、余叔巖、梅蘭芳等京劇大家都曾在大戲樓舞臺留下痕跡。1997年北京戲曲博物館在此成立。戲樓現在繼續對外演出。票很便宜,比正乙祠便宜許多,明顯給大眾看的價位。
北京湖廣會館
路口往東走是香廠路。清代稱此地為香廠。相傳當時有些勞動者在此以手工曬香為生,故而得名。
《風雨晴雪走胡同:一個媒體人的北京胡同行腳》,侯東合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21年5月版。
原文作者丨侯東合
摘編丨安也
民國時,香廠名氣很大。它不僅是一條胡同名,而且成為地域名。彼時北起虎坊橋大街,南抵先農壇,東起留學路,西至虎坊路,均統稱“香廠”,為民國政府為振興北京而開展的區域試點之一,建造了大量西式建筑。
當時,“香廠新市區”總面積約22公頃。經過建設,這一帶成為當年北京最西化、最繁華時尚的地區,首設了路燈、交通崗亭、汽車出租行等新鮮事物,匯聚了多家劇場、電影院、曲藝場和中西餐館,引入了節假日促銷、電話訂餐等服務。商品服務則定位于“新、奇、特”,引進了哈哈鏡、魔術等娛樂活動。這里的東方飯店在全國率先做到每間客房都有電話,并有7部汽車免費接送住店客人。香廠新市區成為北京從封建城市過渡到現代化城市的先行地區,成為當時的“新北京”,堪稱北京當年的CBD(中央商務區)。從1914年興建至今,已經100多年過去了。
惜1928年后,北京不再是首都,降格為北平,同時又因政治動蕩、經濟蕭條、人口遷移以及自身商業定位失準等諸多因素,新市區商業逐步衰退為小商鋪和平民街區,既往的輝煌早已被人淡忘。我也是來到香廠,才知此地昔日之輝煌。據初步梳理,香廠地區現存民國時期建筑共計10處。
市政當局當時在香廠地區建新北京,共規劃建設14條大路,香廠路是其中之一。現在香廠路,已沒有老建筑,改建成了二層小樓。一些地方擺滿了小攤。百年前CBD,今日平凡如斯。萬明路也是民國時北京市政當局在香廠新市區新辟的大路,因其北端東側明清時有萬明寺而得名。開辟大路時,萬明寺被拆除。1916年前后,在萬明路與香廠路交會處東北側,建起了4層船形大樓的“新世界游樂場”,系仿照上海“大世界”而建,內設書場、劇場、影院、雜技場等,樓中有電梯,樓頂有花園,是當時北京較高的樓房建筑,游人眾多,在當時繁華一時。其地位大約相當于現在王府井的東方廣場。20世紀80年代,此樓被拆除,改建為居民大樓。
1919年6月11日晚,《新青年》雜志編輯部陳獨秀和高一涵、鄧初3人,曾在樓頂花園散發《北京市民宣言》。陳獨秀當場被捕,監禁3個月,經李大釗等人營救釋放。
萬明路11號是東方飯店。乍一看,東方飯店只是座現代高樓。從合適角度往里看,則發現院子里有樓,三層,上面寫著“1918”。上有“北京東方飯店初期建筑”文物說明牌。時有一些外國人從東方飯店里邊出來,歐美臉型。這就是東方飯店老樓,建于1918年,是當時北京唯一的民族資本自營的高檔飯店。也是香廠新市區組成部分。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飯店由法國人開辦、管理,六國飯店是英國人奠基、主事,唯有東方飯店是中國人創辦、經營。當時凡有骨氣的中國上流社會人士,包括政界要員、商業大亨、文化名人都愿下榻東方飯店。所以,在此曾發生了眾多歷史事件,并且留下了各界名人的足跡。陳獨秀、蔡元培、張學良、白崇禧、胡適、梅蘭芳等均曾在此下榻。東方飯店是目前香廠地區僅存的保持原有名稱和業態的民國公建,其北側客房保留完整,樓梯和陽臺扶手均為1918年原狀原物。
飯店目前正在依托其獨有的歷史資源,全力打造國內第一家“民國文化主題酒店”。每層、每間名人住過的客房外都掛著精致標志牌,上面鑲嵌著人物肖像和文字說明。他們是:劉半農105房,黎錦熙106房,趙元任107房;胡適201房,陳獨秀205房,魯迅206房,蔡元培209房;錢玄同304房,李大釗308房,邵飄萍310房……
你想住哪間房?
東方飯店主樓大堂墻壁上,則分別懸掛著五幅油畫,形象再現了發生于此的歷史場景。宴請蘇聯代表團:1922年,羅文干、蔡元培、李大釗、蔣夢麟、胡適、馬敘倫等北大教授,在東方飯店宴請蘇聯政府代表團;國語注音:1925年至1926年,錢玄同、趙元任、劉半農、黎錦熙、林語堂等學者,每月聚集在東方飯店研究漢語注音問題;魯迅避難:1926年,直奉戰爭爆發期間,魯迅先生避難住進東方飯店,并在這里寫下《記念劉和珍君》;北伐告捷:1928年6月10日,白崇禧率部進入北平,在東方飯店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宣布北伐勝利;少帥斡旋:1935年至1936年,張學良、張大千等人住在東方飯店。少帥張學良設宴調和張大千與時任中國畫院副院長徐燕孫二人矛盾,徐張遂握手言和,此后張大千蜚聲北方畫壇,一發不可收。
而今日此飯店也有傳奇:1957年7月至10月,傅抱石、關山月在此聯手創作著名國畫《江山如此多嬌》,毛澤東主席親筆為此畫題詞:江山如此多嬌。此畫曾懸掛于人民大會堂,世界聞名。
香廠路東段連著仁壽路。仁壽路也是當年新市區的14條馬路之一。因曾有仁壽寺,故名仁壽路。新中國成立后仁壽寺尚存,但已破敗,后被拆除。
仁壽路南段,一座青磚老樓極有氣場,一下子就吸走了人的視線。
北京的上海:新市區泰安里
樓上有說明牌:新市區泰安里,建于1915年至1918年間,是香廠新市區組成部分,該組建筑仿上海里弄式住宅。現在是西城區區級文物保護單位。泰安里這些樓完全由青磚建成,民國風格窗戶,墻上有簡約花紋裝飾。許多青磚已經發黑,一些窗子玻璃破碎,樓頂上長滿荒草。確實是一組經典上海里弄式建筑,北京少見,雖然破舊,氣質猶存,一個區級文物保護單位都委屈它了。大門敞著,可以進到巷里,巷里又有門能進到樓里。樓里是一個天井,四周是房子。天井里堆滿了雜物。天井上邊是有窗子可以取光。只是年久失修,里面又臟又亂。
現在正在騰退過程中。大部分人已經搬走。這種樓拿到現在,一點都不土氣,只是蒼老一些而已。
泰安里內部
泰安里可謂北京里的上海。可以來看看。時間是一位偉大的作者,它能寫出城市的最后結局。
“新市區”附近胡同
校尉營胡同。明時稱校尉營,以有兵營而得名。1965年定名為校尉營胡同。北側有一些工棚,原來的建筑拆掉,正在興建沿街新建筑。南側房屋保存甚好,皆小四合院,有老北京感。36號、14號、16號都是保護院落。從圍墻就能看出,這些四合院功力深厚。
44號四合院,高門樓,廣亮大門。過道墻壁上掛著文物保護牌,它是宜興會館,西城區文物保護單位。牌子上說,此院原為清朝光緒年間兩任順天府尹周家楣的故居,光緒十三年(1887)周家楣去世,順天府民眾集資將其故居擴建為宜興會館新館,并在館內設立祠堂,以紀念周在治理順天府時的清明政績。順天府尹相當于今日之“北京市長”。周家楣在順天府尹任上,彈劾貪官污吏,救災施賑,疏浚河道,興辦教育,政績斐然,為順天人民做出了重要貢獻。除了宜興會館的祠堂,他逝世后,京郊之地、順天府鄉紳百姓念其德政,還在通縣為他建了專祠。看來,周家楣彼時是人民的好公務員。
“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舊時官員都是向老百姓攤派、集資甚至搜刮的。一個封建官員,逝后百姓主動集資為其建祠,實屬不易。他大概是元、明、清、民國幾朝,最受人民愛戴的“北京市長”。因為從建筑上尚沒看到對其他“府尹”的謳歌。局部的貢獻,只有局部的人知道。周勤政愛民的先進事跡,只有順天府的人知道,并不為更多人所知。倒是其在任上編纂的《光緒順天府志》,質量上乘,讓人念念不忘。現在院里邊住著住戶,建起了一些臨時建筑,原建筑的輪廓,尚可以看出。
校尉營胡同往東走到頭,是一堵圍墻。從圍墻邊往北,竟是一個教堂的背影。此乃珠市口教堂。珠市口教堂是北京南城唯一一座具有簡易哥特式風格外貌的基督教堂。正位于珠市口西大街和前門大街兩條繁華路段接合處。教堂始建于1904年,是1900年以后美國衛理公會開設的八座教堂的第一座。1921年該堂進行了擴建,基本形成了今日教堂的三層建筑格局。為了保留這處教堂,當年擴建馬路時,特意從此繞了一個彎兒。現在,教堂周圍周筑都沒有了,只有它在路邊,顯得突兀。
珠市口教堂
珠市口位于北京前門外,正好處于南北中軸線與東西珠市口大街交叉處,人來車往,十分繁華,是舊時外城最熱鬧地方之一。最初,此地出現的是生豬的交易市場,故稱“豬市口”。到了清代,為了文雅,把豬市口改為“珠市口”。當時,這里從來沒有出現過珠寶商業的買賣,壓根兒與珠寶無關。珠寶在前門那邊的珠寶市呢。這里連著繁華的前門大街,前門大街土地有限,那些有錢卻在前門找不到地盤的商家,那些缺錢想找便宜一些地方的商家,把目光往外延伸,投射于此。就像今日在北京買不起房的人,跑到北京周邊的河北去買一樣。日久天長,珠市口成為南城一道貧富之分的分水嶺,雅俗之分的一道梁。口北富,口南窮。口北雅,口北俗。陳宗蕃《燕都叢考》引《順天時報叢談》中說:“蓋以珠市口大街為經,用以區別雅俗耳。”舊時,此地有“道兒北”和“道兒南”之分。指的就是珠市口南北。好的店鋪,都在珠市口以北,好的戲園子,也都在珠市口以北。“道兒南”只能低一個或幾個版本。
鋪陳市胡同。與校尉營胡同相連。清時稱窮漢市,貧苦民眾在此等候雇主,出賣勞動力,故稱。相當于今日街頭自發形成的勞動力市場。在北京,每一個行業都有屬于自己的胡同,即使是窮漢。清光緒時又稱補拆市或補陳市,民國改稱鋪陳市。新中國成立前巷內多小旅店,客房均為大通鋪,收費低廉。來住的多為光棍漢,三五人搭伙合租一間小房,大家共同起伙做飯,均攤伙食費用,也稱“鍋伙”。這又有點相當于今日之共享空間。1965年將附近一些巷并入,統稱鋪陳市胡同。巷內有小廟一座,稱觀音禪寺。115號院,是一個保護院落。外面墻上有字顯示,正是古剎觀音禪林。當年古剎的字還在、墻還在,但里面已經住了人。原來的山門被砌起來一半,成了窗口。連石頭門墩都被砌進墻里。窗口上方即是原來的剎名。這幾個字已經風化了,像馬上就要脫落了。摸一下字下面,土簌簌地掉下來,應該采取保護措施了。
胡同只剩下西側一半了,東側用圍墻擋住,被前門大街占領。像一個人臉被削掉一半。這又印證了沿大街胡同易被破壞的原理。胡同東面圍墻外,有施工工地和工棚。建筑工人不斷從鋪陳市胡同走過。這令人想起清朝時場景,胡同里也是走著一些出賣體力的工人,只是工裝不同而已。恍若穿越時空。這條胡同的基因至今未改。
墻隔開新大街和老胡同:左為前門大街,右為鋪陳市胡同。
儲子營胡同。明稱廚子營。民國后雅化為儲子營,名稱沿用至新中國成立后。民國很逗,儲子比廚子高雅嗎?1965年定為今名。此地為散幫廚子的居住集中地,主要以協助事主料理婚喪嫁娶的宴席為生,因而得名。這是代表廚師的北京胡同。是典型的南城普通胡同,有些普通四合院,后來改建得比較多。歷朝歷代,廚師哪會住上好房子?所以,難怪窮漢們的鋪陳市胡同連著廚師界的本胡同。
九灣胡同。明稱般若寺。清稱般若寺胡同、九曲灣。由于胡同彎曲多變,民國后更名為九道灣。《北京胡同志》稱,該胡同最窄處僅70厘米,只能單人只身通過。彎曲之處達13處之多,故稱九道灣。1965年更名為九灣胡同,現在公認是北京市最彎曲的胡同。經典四合院不多,多是后來改建的紅磚平房。把一條胡同修得如此彎曲,實在不易。
九灣胡同
鷂兒胡同。聽著很厲害,令人想起鷂子翻身,其實它跟鷹、跟鷂子沒有半毛錢關系。明代稱要兒胡同。清后演變為鷂兒胡同。尚有一些保存較好的四合院,大部分后來改建過。5號是一個保護院落。清末開始建立警察制度,外城巡警廳即設在此院。其前身為清代都察院中城正指揮衙門。民國時期又成為市警察局偵緝總隊隊址,新中國成立后改為公安部門的家屬宿舍。現在5號只是一個破落四合院,從保護別人之地變為被保護老院,只有保護院落牌子而已。過道里掛著四合院正房還在,但一部分磚、瓦已經換成了平瓦。僅一百年的時間,原來曾經威勢的地方,就成了這樣的狼狽模樣。不過,它的結局比東廠、西廠好多了,東廠連建筑都不見了。歷史就是這樣,很多握有權力的機構和個人,只是在當時威風,如果它們沒有為國家和民族做出突出貢獻,就會隨著時間流逝煙消云散。
鷂兒胡同
居仁里胡同。民國時稱香廠居仁里。名妓賽金花曾住居仁里16號院。彼時,清華大學劉半農教授及商鴻逵二人多次到居仁里采訪賽金花,并出版了《賽金花本事》一書。全書以自傳體的形式介紹了賽金花生平。賽于1936年12月3日病死于居仁里宅內,終年72歲。死后葬于陶然亭錦秋墩上,其墓碑現保存于陶然亭慈悲庵陳列室內。16號院,后來改建過,院里有臨時搭建的塑鋼房子。原來房子不存在了,只有這塊地還在。胡同往北不通行,北部已拆建成樓房。不僅想起已走過的陜西巷怡香院,賽金花在那里時,曾多么奢華風光,而最后病死于這樣一條陋巷。
居仁里胡同這個小院,賽金花在此去世。
圓鏡胡同。曾用名大眼鏡胡同、達圓鏡。不寬,干凈。有一些小四合院,改建的和原版的交織著,沒有太多特色,除了名字。四勝胡同。清時此地曾有小廟,廟內供奉四圣。民國時即以廟名街,稱四圣廟。1965年更名為四勝胡同。舊社會這里下等妓院集中。天橋“四霸天”之一張德泉(綽號張八,號稱東霸天)曾居住此巷。胡同里面彎曲很多,不比九灣胡同直。違章建筑多,原房子里面搭出來的小房,充斥著整條胡同。
趙錐子胡同。明代即稱趙錐子胡同。1965年將附近花枝胡同并入。舊社會兩胡同內暗娼較多,是北京下等妓女較為集中之處。現在是一個特別正常的胡同。沒有任何特色,就是它的特色。63號房子很老,磚上面刻著“合順居飯館”,繁體,顯然是民國時期所刻。看陣仗,當時必是一個很大的飯館。
榮光胡同。明清時稱為蓮花玉河、蓮花河。1965年更名為榮光胡同。民國時期該巷娼妓較多。風格基本與儲子營胡同相同。
靈佑胡同。北端曾有靈佑宮,建于明代。清時稱靈佑宮,以廟得名。1965年更名為靈佑胡同。四合院,皆被拆光,建為普通平房。10號院邊小磚房頂,趴著足有十只貓。房頂有吃的,這些貓在享用美食。這里好像是流浪貓大本營,它們有多種顏色,白色,黃色,花斑、黑色俱全。這些貓很臟,一看就是流浪者。這是南城貓界的重要活動基地。大喇叭胡同。曾用名大臘八胡同。短而窄,都是擁擠的平房。小喇叭胡同,大喇叭胡同之弟。窄,多是后來重建之房。
靈佑胡同:群貓會
何家胡同。清雍正以前叫何家莊,后改為何家大院,1965年更名為何家胡同,據說因此處何姓住戶多而得名。1949年前多住體力勞動者,拉排子車的和裝卸工居多。不長。多紅磚平瓦平房,簡單實用而欠美觀。只殘留個別四合院。歷朝歷代,干體力活的總難以住上好房子。
永勝巷。多好的名字!明清時,巷內有廟名“斗姥宮”。清康熙時以宮為名,改稱西斗母宮。1965年改稱永勝巷。房子大部為后來改建。福昌里。以前胡同里有座娘娘廟,后來拆掉,兩邊蓋成民房,形成胡同,取名福昌里至今。著名天橋雙簧藝人“大狗熊”孫寶才曾住此里。亂搭的違章建筑多,把胡同弄得很窄。
華康里。從1930年開始,這里就叫華康里。華康里建于1915年至1918年間,是當時“新市區”建設中一組封閉的街坊。臨街有樓,朝南。在當時確為格局形式新穎之建筑。彼時此處曾有妓院。現在只是一個南北向巷子,窄。巷兩邊其實就是老房子,但私搭亂建后已不清晰。華康里南邊盡頭,是一幢樓房的拱形過道。上有標識,西城區普查登記文物。這幢二層青磚樓,簡約西式風格,門洞上方寫有“華康里”三個大字。看質地,應是民國原版。一層被各種違建包圍。
華康里
臘竹胡同。清時稱臘竹芯,《光緒順天府志》載為蠟燭芯胡同。據傳巷內曾多有做蠟燭芯為生的居民,因而得名。1965年改稱臘竹胡同。整條胡同被改造過,古意全無。
小臘竹巷。臘竹胡同之弟。原稱小蠟燭芯胡同。由清時蠟燭芯胡同派生而來。1965年更名為小臘竹巷。風格似其兄。
阡兒胡同。明稱千兒胡同。清稱阡兒胡同。巷名來源與鄰居蠟燭芯胡同有關。因巷內有制售插蠟燭用的蠟阡,故而得名。這幾條胡同,形成北京歷史上的蠟燭產業區。民國初年,更名為阡兒路。1965年改為阡兒胡同。磚頭或者鐵皮搭出的簡易房子,占領了胡同公用道路。整條胡同都失控了。
大川胡同。清稱穿心胡同。民國初年,市政當局在香廠地面開辟14條大路,穿心胡同是其中之一,并被更名為大川路。1965年改稱大川胡同。違章建筑特別多,整條胡同被這些違建給擋住,破壞了胡同格局,擁擠混亂。民國時的大川如今連條小溪都不是了。
大川一巷
紅爐胡同。原名鐵香爐,因此處曾有一大鐵香爐而得名。據稱鐵香爐現在仍埋于地下。1965年,改名為紅爐胡同。不長,傳統四合院少,小院落大部改建成普通平房。
照陽胡同。原名陰陽胡同。20世紀40年代曾稱照陰陽胡同。1965年改此名。窄,再加上搭出來的違法建筑,顯得特別雜亂。
紅光胡同。胡同曾用名王家大院。里邊略微曲徑通幽。
華嚴路,明清時曾名花園路,據說有一位姓甄的大官僚在此路東口居住,人稱甄家花園,故街名花園路。1915年定名華嚴路。懂點佛教的人,都知道常有華嚴寺,乍一看以為此路跟華嚴寺有關系,實際沒有半毛錢關系。猜測,“華嚴”是“花園”的諧音。民國很搞怪,“花園”有何不雅,非要諧音弄成“華嚴”?
雙五胡同,曾用名雙五老廟、雙五道廟。窄,多簡易小四合院。路極繞。板章路。清時此處即名板章路。當年,是民國新市區重要組成部分。現在居民混住,顯得比較破舊。13號為二層青磚老樓,跟陜西巷云吉班那種色情樓風格接近。13號、15號、17號連在一起。有標識,它是西城區普查登記文物板章路商住樓。
板章胡同。有板章路,亦有板章胡同。路與胡同共名,北京少見。兩處所不同者,板章路南北向,寬。板章胡同東西向,窄。板章路北段東側與板章胡同相連。這是板章路與板章胡同的相會。清時即稱板章胡同,胡同內曾有安溪、同安等會館。13號,是座三層青磚小樓,很老。發出一種樓老了后獨有的古老氣味。此樓必有資歷,但查不到其在江湖的傳說。
留學路。明稱牛血胡同。據說這里宰牛戶多,故得名。民國初年,市政當局在香廠地區進行開發建設時,將其諧音雅化統稱留學路。從牛血到留學,這是神一樣的邏輯。去留學宰牛嗎?這是民國留下的又一段名字佳話。路很長。名字雖然文雅,但現在已成一條典型的低端商業街,兩側都在賣日用品。沒有故事。
正陽胡同。明稱養羊胡同。據傳此地貧民多以養羊為生,故稱。1965年稱正陽胡同。一側是住宅樓,一側有簡易平房。窄。
華仁路。形成于1915年。因與華嚴路、仁民路相連,故定名為華仁路。全是后來改建的一層平房或二層樓。已無過去蹤影。
仁民路。清至民國,天橋一帶醫院少,只有一家市立第一醫院,即仁民醫院。此處遂以仁民醫院為路名,稱仁民路。過去風貌已蕩然無存,建筑皆為重修。路邊宣武中醫院,乃仁民醫院故址。
齊勝巷。巷中原有一座小廟,稱“七圣廟”,遂以此為名。民國時期有妓院。1956年將廟拆除,建成友誼醫院家屬宿舍。1965年定名齊勝巷。建筑皆后來改造之平房,沒有什么特點。這一代帶胡同大都只剩名字,沒有遺存。
本文及文中所附圖片皆選自《風雨晴雪走胡同:一個媒體人的北京胡同行腳》,較原文略有刪節修改,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侯東合
摘編丨安也
編輯丨王青
導語部分校對丨劉軍
□徐春燕
明清時期,中原遍布會館,現在保留下來仍有數十座,幾乎都是省級或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它們是時代的產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是保護城鎮記憶的重要載體,也是河南商業興衰的歷史見證。
徜徉于老會館中,其過往輝煌歷歷在目,與會館如影相隨的故事,也令人難以忘懷。
外地客商來到中原,不同區域經營理念的傳遞和文化信仰的滲入,豐富了中原的商業文化。作為文化遺產保留下來的老會館,既是中國商業文化的瑰寶,也是中原文化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周口關帝廟也是山陜會館 徐春燕攝
◎建會館助力商業發展
會館肇始于明,興盛于清,最初是由流寓客地的同籍人士自發建立,著眼互相幫扶的社會組織。隨著商業的發展,由商幫或同業商人集資建立的商業會館或稱貨行會館不斷增多,逐漸成為會館的主流。
商業會館是商人們聯絡感情、規劃行情、聚會議事的場所,也是他們祭祀神靈、娛樂休閑之地。目前河南保留下來的老會館均為商業會館,據鄭州大學王興亞教授估計,全省遺存的明清商業會館有200余座,分布遍及全省。這與河南交通便利、物產豐富息息相關。
商業會館又可分為同鄉會館和同業會館兩類。同鄉會館由同籍商幫合資而建,諸如山陜會館、山西會館、徽商會館(江南會館)、福建會館、江西會館、湖廣會館等等。同業會館由從事相同或相近行業的商人集資建立,如漆業商人所建的漆業會館、糧食業商人所建的陸陳會館等。
商業會館誕生在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水平、而政府商業管理能力滯后之時。會館建設耗時費力,需要商人數量足夠多,還需要商人手里有足夠的錢,從這個角度講,諸多會館的建立是明清河南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的體現。
作為商戶聯合的群體,會館在集中各方力量、規劃市場行情、抵抗地痞勒索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彌補了官方治理的不足。同時許多會館還有資金互助、救死扶傷、賑濟貧困等方面的行為,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個體孤單打拼、缺乏支持體系的狀況。
設立會館也有弊端。會館是鄉土觀念和封建經營理念結合的產物,出于維護自身利益考慮,各地會館之間必然會出現壁壘森嚴、分割市場、壟斷商品經營等問題,阻礙社會生產的進步。會館多與封建勢力結合以求得庇護,這對經濟社會健康發展也會起到阻礙作用。因為這些弊端,加之清末交通運輸方式的轉變,使得中心城鎮轉移,商人經營模式備受沖擊,商業會館逐步走向衰落。
◎鐵旗桿寓意“天下第一”
社旗縣,舊稱賒旗店,位于伏牛山南麓,南陽盆地東側,清代詩人尚志亭曾生動描述:“依伏牛而襟漢水,望金盆而掬瓊漿;仰天時而居地利,富物產而暢人和。”賒旗清代是河南四大商業名鎮之一,境內山陜會館坐北朝南,位于賒旗店鬧市中心,作為同類建筑中的扛鼎之作,有“天下第一會館”贊譽。
行走在這座會館中,看到它分前、中、后三進院落,琉璃照壁、懸鑒樓、石牌坊、大拜殿、春秋樓位于中軸線上,其他配殿、鐘鼓樓、馬廄、轅門分列兩側。建筑裝飾無木不雕、無石不刻。著名古建專家單士元感嘆它“輝煌壯麗,天下第一”,古建大家羅哲文、鄭孝燮也嘆為觀止。鄭孝燮贊它“高樓杰閣,巧奪天工,精雕細琢,錦繡裝成,公輸匠藝”。已故中國古建學會會長楊廷寶稱它的戲樓是“華夏古戲樓典范之作”。
社旗山陜會館的建設,最早可追溯到清康熙年間。當時賒旗店剛剛崛起,山陜商人因財力有限,僅建造了一座關帝廟而無其他建筑。乾隆時期,賒旗店已成為“地瀕赭水,北走汴洛,南船北馬,總集百貨”的“中原咽喉”,山陜商人認為此前所建關帝廟簡陋狹小,決定重新擴建。
據《社旗山陜會館》一書記載,為了擴建,“大家各輸其誠,各展所長”,為尋找原料和能工巧匠,“或奔走取材于楚,泛江河而來宛郡,或周知四方,遍訪匠師”。
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開始,至咸豐二年(1852年)竣工,其間大的重建、擴建多達十余次,開支浩繁,但從未因資金短缺停工,這源自山陜客商運籌得當。擴建資金來源,一是自愿捐贈,一是每年從商號中抽厘(從商戶年收入中抽取固定比例)所得。山陜會館內有一通《創建春秋樓碑記》,詳細記錄了參與抽厘的423家商戶名稱及捐贈數額。
山陜會館入口處有一對“霄漢鐵旗桿”。這對鐵旗桿由陜西冶鑄世家華陰徐氏的后人徐忠孝帶頭打造。站在鐵旗桿前由下往上看,底座是一塊完整青石,雕刻有天馬、麒麟、獅子、神牛等圖案。底座上方安放著一尊鐵獅子,鐵旗桿從獅子背上插入,向上直沖云霄。
據記載,鐵旗桿高17.6米,單根旗桿重2.5萬斤,采用“分節擁土”工藝鑄造,每處節點均有蓮花或云斗裝飾。社旗會館的這一對鐵旗桿,高度重量皆驚人,形制完整,鑄造工藝精湛,全國同類建筑中無出其右者。
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南陽社旗鎮山陜會館鐵旗桿記》記載:會館建成時雄偉恢宏,已到了“壯麗不可有加”的地步。但前期捐款仍剩有“三千余金”,商人們“不可析金以入私橐”,于是就鑄造了這對鐵旗桿。
清代中葉,20兩銀子差不多是一個小戶人家全年收入,“三千余金”不是小數目。商人逐利是天性,遇事常錙銖必較,這樣揮金如土打造鐵旗桿,有無更深層原因呢?
原來清代陜西、山西都產鐵,山西澤州大陽古鎮是中國最古老的冶鐵之鄉,陜西自唐代以來鐵器鑄造就享譽全國,僅華陰柳子鎮就有上千戶鐵匠。將這一對耗費巨資、結構巧妙、氣勢不凡的鐵旗桿立于繁華之處,除了可增添會館雄偉氣勢、展現秦晉商人雄厚財力外,還會成為秦晉冶鐵行業活廣告,增強各地民眾對秦晉文化的認同。多方考量之下,這對鐵旗桿才出現在世人面前,山陜商幫可謂一舉多得。
社旗山陜會館全景秦振攝
◎山陜客商風頭勁健
中國自古重農抑商,即便如此,商業經濟在各種藩籬制約下依然破土而出,茁壯成長。明清時期,各地商幫的出現,標志著商人階層成熟壯大,最引人注目的是秦晉商人。晉商注重誠信,秦商善捕商機,兩省地緣相近,習俗相同,販運貨物相類,人們習慣合稱為西商或山陜商人。
山陜商人是明清時期在河南境內實力最強的地域商幫,所建山陜會館在河南數量多,分布廣,基本貫穿會館建設始終。
清順治至雍正時期,是山陜會館初建階段。順治十年(1653年),山西旅汴客商集資在開封龍亭東側老會館街建起山西會館,這是河南境內第一座同鄉會館。
之后,山陜客商在各地陸續建立會館。清康熙、雍正年間,先后建成的會館有開封朱仙鎮山陜會館、周口沙河兩岸山陜會館、郟縣山陜會館、北舞渡山陜會館(在今舞陽縣)、洛陽山陜會館等。
那時的河南經濟剛從明末戰亂中恢復,山陜商人進駐時間不長,經濟實力有限,會館規模普遍不大。乾隆至道光年間,河南山陜會館建設進入鼎盛階段。會館建設花費之巨,裝修之奢,可與江南同類會館比肩。
乾隆三十年(1765年),開封老會館街的山西會館重修,陜西富商加入,改名山陜會館,此時會館已初具規模,《山陜會館晉蒲雙厘頭記》記述道:“接檐香亭五間,旁構兩廡。前起歌樓,外設大門。廟貌赫奕,規模閎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甘肅巨賈也加入進來,再行擴建,并更名為山陜甘會館。這座會館完整保存至今,會館內的磚雕、木雕和石雕并稱“三絕”。
乾隆時期,作為淮河流域物資集散中心的周口(時稱周家口)日益繁華。因山陜商幫勢力強大,此前所建多座山陜會館得到擴建。但保留至今的,只有沙河北岸的山陜會館。
這座老會館為仿宮殿式建筑,占地20余畝,三進院落。殿堂宏偉,裝飾華美,木雕、石雕、磚雕、琉璃彩繪和鑄鐵工藝巧奪天工,可稱中原會館建筑的精品。清人高麟超在《洗凡文抄·陳游紀勝》中稱贊:“關圣帝裝塑威嚴,雙石坊鏤刻精妙,春秋閣飛檐建瓴,鐵旗桿直插云霄,集公輸之巧,薈冶煉之精勝跡也!”
乾隆時期,各地山陜會館或新建或改擴建,在全省建設格局基本定型。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后,山陜會館建設接近尾聲。先是道光年間,商業名鎮朱仙鎮遭遇水災,航道湮塞,商人損失巨大,無力修復會館。咸豐年間,北舞渡屢遭兵燹,山陜會館未能幸免。后來山陜商賈曾重修,但隨著光緒末年京漢鐵路通車,北舞渡喪失了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會館也從此黯淡下來。
賒旗店、周家口亦如此,昔日的“水陸交會之鄉,財貨積堆之藪”,“連年生意冷落異常”,商人紛紛遷往他地。隨著清末河南商業頹勢盡顯,中原各地山陜會館風光不再。
除山陜商人外,徽商也是清代實力很強的商幫,他們在全省建有多座會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徽商在今周口慶豐街集資修建了江南會館,亦名安徽會館。當年會館占地約15畝,包括戲樓、大殿、拜殿和東西廊房等,門前立有一面寬12米、高6米的大照壁,上面雕刻有二龍戲珠及祥瑞花草圖案。可惜該會館今已拆毀。道光年間,徽商還在開封和商城縣等地建立會館。
荊紫關禹王宮 徐春燕攝
◎同業會館各有千秋
明清時期的河南商業發展迅速,各州、府、縣還出現了很多同業會館,有些是外地客商所建,有些是本土商人所建,還有的是外地和本土商人合資共建。
淅川荊紫關鎮平浪宮是河南第一座同業會館,這座建筑恢宏裝飾華麗,透露出當年船幫強大的經濟實力。它坐落于荊紫關鎮南街東側,坐東朝西,前望丹江,名字取“風平浪靜”之意,主要供奉水神楊泗爺。
平浪宮始建于清太宗崇德三年(1638年),分前宮、中宮、后宮三進院落,建筑為硬山式,正脊和垂脊上有磚雕。建筑群最外側是鐘鼓樓,造型別致,四角攢尖,三檐疊起,木質灰頂,頂部還立有避雷鐵叉,嵌著“風調”“雨順”四字。后宮正中塑著楊泗爺神像,兩旁分立蝦兵蟹將以及青魚、夜叉塑像。
明清之時,當地船民經年累月穿行于惡浪險灘,每次出航前,都要去朝拜楊泗爺。每年陰歷六月初六,平浪宮還會舉辦大型朝拜祭祀活動,以乞求楊泗爺保佑“船頭無浪行千里”。
禹州城區西北隅有座十三幫會館,是河南規模較大的由多省同業商人共建的商業會館。同治十二年(1873年),藥行幫、藥棚幫、甘草幫、黨參幫、茯苓幫、江西幫、懷慶幫、祁州幫、陜西幫、四川幫、老河口幫、漢口幫、寧波幫等十三個商幫購地20畝,開始營建十三幫會館。到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耗時31年才建成。
十三幫會館坐北向南,有廟院、中配院、會議所三部分組成,前低后高,布局嚴謹。興建了九龍壁、山門、鐘鼓樓、戲樓、東西廊房、拜臺、拜殿、大殿和配殿等建筑,目前保留下來的有山門、影壁、戲樓、大殿、二殿、廂房等建筑。依然雄偉富麗,有鮮明地方建筑風格。
南陽與陜西、湖北接壤,山陜、湖廣、安徽、江浙、四川以及省內的懷慶、沁陽以及南陽本土商人聚集于此,先后建立會館近40座,其中有多座同業會館。荊紫關的同業會館,除平浪宮外,還有藥王廟、漆寶會館等。
周口除山陜、安徽、江西、覃懷、湖廣、福建等地客商所建的同鄉會館外,還有糧商建的陸陳會館,油商建的油業會館,釀酒商人建的酒仙廟,機坊商人建的機神廟,氈坊業商人建的府君廟,木泥業商人建的魯班廟,皮革業、制鞋業商人建的孫臏廟等形形色色的同業會館。
會館是時代的產物,明清時期,遍布各地的商業會館的出現,是河南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的標志,也是中原商業地位不可替代的有力證據。各地商人會聚河南,深耕中原,建設會館,壯大了自己的勢力,整合了四方的力量,也助推了河南經濟的發展。
制圖 王偉賓
本文刊發于2020年12月25日15版
編輯:河南日報文藝部
今年是黨的二十大召開之年。為表彰先進典型,弘揚湖湘巾幗奮斗精神,講好湖湘巾幗奮進故事,宣傳優秀婦女的先進事跡,激勵全省廣大婦女學習先進,立足崗位建功立業,在第112個三八國際婦女節這一天,湖南省婦聯舉辦的“瀟湘巾幗逐夢 強國復興有我”——湖南省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112周年暨先進典型事跡“云”報告會。
我們邀請了7位來自各行各業的三八紅旗手標兵、三八紅旗手代表作先進典型事跡報告。現在,跟隨湘妹子一起走進中南大學湘雅醫院產科主任張衛社的逐夢故事。
我叫張衛社,是中南大學湘雅醫院產科主任,在產科醫生這個崗位上,我已經干了24年。有人說,產科是醫院最有喜氣的地方,可是,誰又知道,這喜氣的背后承載著多少突發的風險!
古話說,女人生孩子,是一只腳踏進“鬼門關”。如今,現代醫學已經極大地降低了這種風險,可是,那些危重孕產婦面臨的危險卻一點也沒少!24年來,我每天工作15個小時,手機從不關機,每年經歷上百次母子生命垂危的較量,身上的擔子,一刻也松不了。
那是2009年的一天,天剛亮,一位即將臨產的雙胞胎媽媽緊急轉到湘雅醫院,入產房的時候第一個寶寶已經看到頭了,寶寶生下來后緊接著胎盤也掉了下來。“不對!這情況不對!”我的心一下子被揪了起來。
果然,我一摸,第二個寶寶沒有在子宮里,而是被“擠”到了腹腔。如果不盡快手術,超過6分鐘,母子生命都難保。
那時,我還只是一個普通醫生,擅自決定搶救方案,責任完全要自己承擔。可是,情況緊急,哪里等得及片刻的猶豫和上報!
我不知道自己哪來的膽量,一邊囑咐護士穩定產婦,一邊呼叫上級醫師到手術室,自己直接護送產婦,展開生命接力。我聽到自己撲通、撲通急促的心跳在計算著時間,2分鐘!3分鐘!終于在第6分鐘聽到了第二個寶寶的哭聲,孩子和媽媽都保住了,整個手術室都沸騰了,我也被抽空了所有力氣!
過后,有同事勸我:“萬一不成功,你不怕惹官司嗎?”我還真是沒有怕過。每次遇到孕產婦生命危險的時候,本能地沖在最前邊,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負什么責任!
這只是多年前我處理的一個病例,24年來全心全意為孕產婦考慮,獲得了她們的信任。我經常會被正在搶救的孕產婦握住手說“張教授,將生命交給你我放心”,也常常收到出院很久的媽媽發來孩子的照片和視頻,甚至有60多個寶寶取名為“湘雅”。
而我自己,也在努力挽救一個又一個危重孕產婦的過程中,成長為湘雅醫院知名的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內知名的圍產醫學專家。
醫生的戰場不只在手術臺,很多時候,科研攻堅才能治服威脅孕產婦的“殺手”。10年前,被稱為“出血之王”的“兇險性前置胎盤”,曾奪去無數孕產婦的子宮和生命。這個難題,我一定要解決!
這場子宮保衛戰一打就是10年。白天查房、手術,晚上擠時間給學生和團隊成員一起研發止血、保留子宮的技術。
最終在2019年,我所在的湘雅醫院產科成功將這種疾病高達30%的子宮切除率降為0。降為0,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我們還患者一個完整的身心!同時,我們將這項技術進行國內、國外的推廣,讓更多患者受益。這項研究,獲得了2018年度湖南省醫學成果一等獎。
類似的科研成果還有很多。當然,這些科研成果屬于我們整個團隊。這些年,我最自豪地就是培養了一支能打善戰的產科隊伍,成為全省、甚至全國各大醫院產科的中流砥柱。然后,她們又像播種機一樣,將產科技術傳授給更多的基層產科醫生。
在危重孕產婦搶救的時候,我感觸最深的就是“你為什么拖到最后一口氣才到湘雅?”,這多半源于她早期的危險信號沒有被識別出來。坦白地說,很多基層醫生一輩子都沒有見過、沒有聽到過這些病例,她怎么能一眼認出這些危險來!一旦到了非常危急的階段,患者一家人才火急火燎地趕到湘雅醫院救命。
有時候,我在醫院見到那些產婦和她的家人們,不顧一切地沖進診室或病房找我,真是覺得她們“太不容易”,能讓她們在家門口看好病,成了我最大的愿望!
為了實現這個愿望,也為了產科的發展與傳承,我和團隊花費了大量的精力,搭建了一個產科醫生培訓的平臺,至今已經有20多萬名基層醫生接受了培訓。我相信,即便我們傳授的只是星星之火,也能在全省、全國產科救治的大局上點燃燎原之勢。
如今,國家迎來了三孩時代,產科將面臨更多新的挑戰,我將更加堅定地做好一名產科醫生。產科醫生不易但不能放棄,艱難但要堅定。不論孕產婦病情多兇險,我和同事們都會沖在第一線,給患者一起與疾病賽跑,守護每一個生命。
采寫:張秋盈
編輯: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