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狗起名字好聽又吉利 永元器物簿高清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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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詳情介紹：

• 1,你給狗狗取的名字，出賣了你的年齡，說的好準！
• 2,秦始皇每天累不累？

你給狗狗取的名字，出賣了你的年齡，說的好準！

不同年代的人，對于取名的方式都會有不同的偏好，除了會在孩子的身上體現，也會在狗狗的身上體現哦。

告訴你一個秘密，你給狗狗取的名字出賣了你的年齡，說的好準～

都是爺爺奶奶輩的人了，給狗狗取名字講究的就是一個方便記憶，一般都是從狗狗身上某些突出的特征取名或者是直接采用疊字，更有記憶點。

例如，球球、皮皮、花花、白白、毛毛、豆豆，這些名字雖然沒有特別大的含義，但是狗狗卻很容易記住哦，用疊字的主人更加聰明的勒～

相對比60后的疊字，70就更加的懶惰了，認真什么的根本就不存在的好伐？那是更加的簡單粗暴，十條狗里面有九條都是撞名的。

例如，大黃、小黑、小花、阿黃，可以說這些名字就是看到狗狗就脫口而出的名字，后面叫的順口就不想改了，干脆就這個吧！

80后開始，就是很有自己想法的一代了，取名不再那么的簡單單調，他們更加喜歡給狗狗取一些充滿寓意的名字，

例如，元寶、狗富貴、旺財、來福、百萬等等，一聽就知道主人想發財的心咯～而且80后也是特別文藝的一代人，它們也會取些文藝點的名字，像十月、團子、十五、初一等等，誰能拒絕呢～

對于90后來說，他們已經被干飯魂給占領了，天天就想著干飯，干飯最重要，所以給狗狗取的名字也大都和食物有關的。

例如，可樂、包子、漢堡、豆包、糯米、蛋黃、布丁、雪碧，看起來就很好吃（bushi），估計喊狗子的時候，自己都餓了吧。

最放蕩不羈愛自由的一代，取名的方式那是相當的炸裂，5g網絡的他們給狗狗取名也是很有個性的。

例如，王子、李大錘、王霹靂、狗蛋、翠花，主打的就是一個標新立異！

因為10后還比較小，正是看各種奧特曼和芭比公主的時候，所以給狗狗的取名也……你懂的。

例如，戴拿、索菲亞、芭比、李迪迦，估計狗子知道以后都要哭暈在廁所了……

1.首先鏟屎官要多在狗狗的身邊叫它的名字，讓它對這個名字熟悉起來。

2.每次叫狗狗的時候，它看向你就要立馬給它一些零食獎勵，增強它的正向記憶。

3.后面可以升級難度，離狗狗一段距離，當你呼喊的時候，向你跑過來就馬上給點零食，慢慢的訓練狗狗就會知道自己的名字了。

除了狗狗的名字，鏟屎官也要多關注狗狗的飲食，因為這關乎著狗狗的健康，狗狗吃的好了，體質才更好，才能陪你更久，所以狗糧要選擇品質好的喂食。

結語：你家狗狗叫什么名字，你又是幾幾后呢？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互動～

秦始皇每天累不累？

西漢人對秦始皇沒什么好印象，所以《史記》還有當時其他很多著作對秦始皇有很多批判。司馬遷借儒生之口說：“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程），不中呈不得休息。”用現在話講就是獨裁專制。所以秦始皇每天要看的簡牘文書很多，著名秦漢史學者王子今教授專門寫過一篇文章來算秦始皇每天閱讀量約多少，結果是每天要看318000字。他的工作很辛苦，相當于每天讀一本挺厚的書。我自己后來又算了一下，大概14萬字。無論如何，司馬遷的意思是說，秦始皇每天工作量很大，他的獨裁造成秦朝很快崩潰。那么他為什么這么累？秦朝，包括后來漢朝到底是怎么管理的？這都是很大的問題。是不是皇帝只要日理萬機，一個人就能把所有事情處理好？

我們先看一下秦朝建立的國家體制。這個體制實際上是一個金字塔形，從上到下，我把它簡單地稱為一君眾臣萬民體制。這完全是個描述性的說法，因我不太滿意過去常說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暫時又找不到什么更合適的術語。秦帝國的架構，最上面是皇帝，其次是朝廷，下面是郡，然后是縣和道。道相當于我們現在的旗或自治縣，就是下轄有少數民族的行政機構，和縣同級。當時一共有九百多個縣和道，其下又有鄉、里。

兩漢基本繼承了這個架構，只不過稍有變化。數量上郡由50多個增加到100出頭，另外漢代部分地恢復了分封制，有國。后來發展成虛封，那些諸侯王實際上只有衣食租稅，沒有行政權力。所以總的來講還是郡縣體制。縣道、鄉里，在漢代也延續下來，只不過數量增加，漢代縣的數量有1500多個（西漢），東漢有1100多個。另外一個變化是州的出現，這是武帝時候出現的一個監察性的機構，到東漢末年才變為一級的地方行政區劃。朝廷是三公九卿制，從秦代開始到東漢后期一直如此。任官制度方面，西周、春秋到戰國的世卿世祿的世襲制度變成了流官制度，縣、道長吏以上的主要官員由皇帝任命，而且不能在本人籍貫所屬地做官，這樣的傳統至少從漢代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據現代學者推算，秦朝的人口大概是4000萬。以上是對秦朝的一個簡單描述。

從秦漢的制度演變，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制度在歷史上的延續性。要提醒大家的是，這個基本架構實際上一直延續到清代，某種程度上也延續到了今天。制度是變和不變的統一：縣級機構現在還在，只是數量增加到兩千多個；另外管轄少數民族的機構不再叫道，現在叫旗、自治縣。鄉也還有，臺灣地區至今還有里長。過去官員稱縣長或縣令的，現在仍稱為縣長。這些等于兩千多年只有數量的增減，而實質一直沿用，構成不變的一面。郡這一層級幾百年要變一次，從郡到州、郡，再到后代的道、路、省，這些機構存續超越了朝代。朝廷設置變化是最頻繁的，十幾年就一變。整體觀察，官僚機構最上層變化最快，下層反而是最穩定的，像火山一樣，下層是凝固的，火山口不斷噴發流動，變化最快。但我們過去往往會忽略這些不變的因素。古代史家也很有意思，正史中的《百官志》《職官志》一類的主要記述朝廷的機構與職掌，地方制度寫得很簡單，他們大概是注意到這部分幾百年甚至更長時間也沒什么變化，到現在幾千年變化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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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對作為個人的皇帝，相對比較熟悉，但從制度層面，可能就比較陌生，我舉幾個例子來講。譬如皇帝的信物：璽。某種意義上來說皇帝本人還不如這些璽重要，拿著這些璽綬才能被認可是皇帝。縱使不是皇帝，擁有璽綬，別人也不敢冒犯。西漢哀帝臨終前將帝璽給了寵臣董賢，讓他不要輕易給人。董賢手捧帝璽，別人無可奈何，只能哄他交出來。一旦帝璽脫手，董賢立刻淪為任人宰割的魚肉，被迫自殺。

……

要講秦始皇到底累不累，不能不考慮約4000萬人口、300萬平方公里的大帝國，靠秦始皇每天看14萬字，能不能管理好？《史記》的描述肯定是夸大其詞，獨木難成林，秦始皇少不了需要眾多臣下來幫助他，以前是靠世卿世祿的貴族，戰國以后開始使用流官來統治。更要注意的是，秦國統一了東方六國，各國風俗語言都不相同。至今中國還有七大方言（或說十大），很多南方方言北方人聽不懂，歷史上更是如此。《禮記》講“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西漢末年揚雄撰寫的《方言》一書記錄了各地的語言資料，詞匯不同之外，也涉及發音上的差別。如卷一：

嫁、逝、徂、適：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為嫁也。逝，秦晉語也。徂，齊語也。適，宋魯語也。往，凡語也。

上面記錄的主要是各地詞匯上的區別。又如卷三：

庸謂之倯，轉語也。

這一條講的是發音上的不同。由此不難發現當時各地在語言文字上相當大的差別。為了解決語言不通的問題，順利地讓政令下達，只能依靠文字。

1975—1976年，在湖北云夢縣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中，有一篇名為“內史雜”，有這樣的規定：

有事請也，必以書，毋口請，毋羈請。

意思是說，有事情一定要用文字形式向上級請示，不能口頭請示，也不能托人找關系。這一規定就是為了適應跨越熟人社會的需要而做出的，強調使用書面文字作為溝通工具。這條律令非常重要，將秦的統治奠定在文字的基礎上，適應了廣土眾民、語言難通的現實。這是個劃時代的變化，以前并非如此。西周時期不需這么多文書，分封制下層層受封，封君管理自己的屬民，數量有限，君臣世代居于一地，語言上無隔閡，事務亦有限。秦統一后，面對龐大的人口與廣袤疆域，文字開始發揮作用。到東漢，王充在《論衡·別通篇》中說：“蕭何入秦，收拾文書，見蕭何世家。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化，影響直至當下，到現在我們也常要做書面報告，機構之間要靠文書上行下達。

湖南龍山縣的里耶鎮地處湖北、湖南、重慶交界，今天仍是個非常偏僻的地方。2002年，在里耶古城的一口井里面發現了一大批簡牘，是我們第一次見到的秦朝地方行政文書，現在已經公布了一部分。這批資料是司馬遷沒見過的，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超越司馬遷，從而對秦朝有更真切的了解。這批簡牘主要是秦代洞庭郡遷陵縣的文書，因出土地現屬里耶鎮，故稱里耶秦簡。

秦簡之外，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漢簡很多，包括出土于各類遺址的，如甘肅內蒙古長城烽燧沿線出土的居延漢簡、甘肅敦煌東北懸泉置出土的漢代文書、湖南長沙五一廣場出土的簡牘、北大漢簡，等等，還有不少發現于墓葬。除墓葬出土的簡牘以外，遺址（包括古井）出土的基本是文書，數量最多。簡牘出土時往往已散亂，甚至殘斷、破碎，并非簡牘的原貌。當時大多文書簡牘應該是編連成冊的。漢代文書中，我們見到最長的一份是七十七枚簡編連在一起的冊書，實際是由五個冊書編連起來的東漢時期的文書。

居延查科爾帖（A27， Tsakhortei）烽燧遺址出土的東漢永元器物簿（128.1）

這些秦漢簡牘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秦漢史。僅舉一例，北大漢簡中的《趙正書》，其內容表明秦二世是合法繼位。司馬遷認為秦二世是和趙高、李斯合謀篡位，《趙正書》的出土，對傳統說法構成挑戰，衍生出很多新的問題。總之，秦漢時代各類官府文書很多，大家可以參考學者整理后的成果，比如李均明的《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文物出版社，2009年）、李天虹的《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科學出版社，2003年），還有富谷至的《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進一步了解秦漢簡牘文書的基本內容。

秦漢時代要用文書統治天下，前提就是大家會寫字。通過書同文，秦國用小篆統一了六國的文字。以前只有貴族會寫字，現在則需要大量的人員處理文書，所以秦帝國乃至更早的戰國時期，就慢慢開始有意培養會寫字、寫文書的人。湖北荊州張家山漢墓出土的西漢初年《二年律令》（一般認為是呂后二年，前186年）里，就有專門的《史律》。

……

“史”的角色是書記官，史、卜的孩子從十七歲開始學習。經過三年，史學童要能背誦默寫五千個單字，另外每個字要會八種寫法。漢代無法像今天這樣推廣普通話，各地小吏說話發音不同，但書寫要一致。他們要參加考試，在郡里考第一名才可以做縣級的小吏（縣令史）。此后三年小吏們再經過考試，第一名才能成為尚書卒史，也就是郡府里的小吏。這是西漢初年的法律規定，秦朝也一定有類似的要求。經過這樣的嚴格訓練和選拔，才能培養出一支干部隊伍，幫助秦漢統治天下。到東漢時期，要求學童背誦默寫的字增多至九千，字體則減少一些，因為很多字體已經不用了。無論如何，要成為官吏，認字是必需的要求。相關研究可以參考邢義田的《漢代〈倉頡〉、〈急就〉、八體和“史書”問題——再論秦漢官吏如何學習文字》。

……

要實現對秦朝4000萬人口或是漢代6000萬人口的管理，有了文字與文書還不夠。實際上從戰國開始，隨著官僚制國家的建立，就開始制定律令。睡虎地秦簡中已經出現了18種秦律，《秦律雜抄》中也有很多秦律名目；此外岳麓秦簡中，還可以見到許多律和令。那些反復出現的事務多可以根據律令來進行管理。

大家來看一條很重要的律令，四川青川縣秦墓里發現的秦國《為田律》木牘（秦武王二年，前309年）。《為田律》準確的名稱是《更修為田律》，商鞅變法的時候有一條措施是為田開阡陌，那大概是第一次制定《為田律》，這一份是對此加以修改的新律。具體內容如下：

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內史匽民、臂更修《為田律》：田廣一步、袤八則，為畛，畝二畛，一百（陌）道。百畝為頃，一千（阡）道，道廣三步。封高四尺，大稱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捋，正彊畔，及發千百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險，十月為橋，修波隄，利津梁，鮮草離。非除道之時而有陷敗不可行，輒為之。 （以上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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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講到田寬多少、長多少，一畝有多少田壟，道路設置在什么位置，道路多寬，每個月要做什么，等等，對百姓圍繞田的活動做了一些規定。這些規定和商鞅變法有密切關系，從前我們認為它們開創了私有制，現在看來應該是授田制，如果非要用公有私有的視角來看，稱為公有（國有）制更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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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寫在木牘上的文書就形制而言，一開始有年月日、官職與官員的名，形式上還是文書。與之對照，我們再看一看西漢初年《二年律令》中的《田律》，可以發現內容上雖然做了一些修改，但都不是原則性的，漢代的田律大部分還是沿用秦代的。我們經常講漢承秦制，從律令上看確實有很多這樣的情況，上述不過是個例子。只是開頭的年月日沒有了，律文形式化，原來文書的格式被取消了。

律令的發展演變是不斷前行的，從戰國到秦到西漢如此，西漢到東漢也是如此。大家再來看賊律的演變，賊律是刑事犯罪處理的關鍵。對比《二年律令·賊律》和張家界市城西古人堤遺址出土的東漢時期的《賊律》，后代的律文根據現實情況較之前進行了增補：

這樣的增補一定很多，可惜東漢有關律令的材料不多，能像這樣進行直接對比的例子很少。

《晉書·刑法志》對律令演變有一系列描述，是唐人眼中的西漢律令發展史，卻和我們現在出土的材料對應不上。我們看到呂后二年的材料已經有二十七種律，一種令，《晉書·刑法志》的記載卻并非如此，所以唐人說法恐怕有很大的問題，現在需要利用出土材料重新認識西漢時期的律令發展演變問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傳統上認為中國的“律”涉及的都是刑事問題，“令”涉及的是行政問題。其實在漢代，《戶律》《田律》都是民政方面的，還有很多“律”是行政方面的，包括《傳食律》《均輸律》《置吏律》等都涉及行政管理。“律”主司法刑事案件，“令”管行政是魏晉以后才出現的區分。

應如何看待秦漢乃至整個中國古代律令治國的體制？關于這個問題，古人有自己的描述。西晉惠帝（290—306年在位）時，三公尚書劉頌上書說：

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張）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為，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余皆以律令從事。然后法信于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

前人包括研究法制史的學者很少引用這段話，我覺得它非常重要。這段話討論的是對刑事案件的處理，實際上我們可以把它推廣到對律令在管理國家中的作用，以及不同的人和律令關系的理解。劉頌講到君臣分工，具體分為三類：一是小吏，作為負責人一定要嚴守條文（主者守文）；二是大臣，如果條文內部有矛盾，要由大臣進行疏通解釋，決定適用哪一條（大臣釋滯）；三是人主，事有時宜，皇帝可以超越具體律令根據實際情況斟酌裁斷（人主權斷）。后面各舉了一個例子：一是“主者守文”的例子，西漢文帝出行的時候有人藏在橋下，驚動車馬，文帝很生氣，要嚴肅處理，但廷尉張釋之主張嚴格按照法律處理。二是“大臣釋滯”的例子，即郭解本不知殺人事，更未參與，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斷“（郭）解雖弗知，此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不道”而受族誅，見《史記》卷一百二十四《游俠列傳》；三是“人主權斷”的例子，丁公是季布同母異父的弟弟，本是項羽將領，曾在楚漢戰爭中陣前放劉邦一馬，項羽被滅后丁公來謁見劉邦，劉邦以丁公對項羽不忠為由殺之，見《史記》卷一百《季布列傳》。通常投誠當予以表彰，但人主權斷如此。后代也有許多例子，證明皇帝經常有超越律令的決斷空間。上述三分大致對應于傳統司法中的法、理與情三者。

法針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處置，所以上述三種情況都是合法的。所謂“人主軌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這是古人的理解。其實它有自身內在的邏輯，但和今天我們一般人理解的“依法治國”不太一樣。此處還涉及一個問題，很多日本學者講中國隋唐時期是律令制國家。在我看來，自秦代開始，中國就已經是律令制國家，只不過律和令的關系到魏晉以后才明確化，法典編制也是在魏晉以后才出現。律令本身的創立很早就有，只是隨著現實需要不斷積累，魏晉以前未有意識地進行體系化的編纂。

本文選自《新雅中國史八講》（甘陽、侯旭東 主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