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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方苞推崇“澄清無滓”的古文觀念，后世文論家多以“嚴”字稱之。張士元《與姚姬傳先生第二書》云“本朝方靈皋先生持論甚嚴，于《左》《馬》之外，獨取韓子”[1]。劉開《與阮蕓臺宮保論文書》也說：“然望溪豐于理而嗇于辭，謹嚴精實則有余，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2]方苞持論“甚嚴”“謹嚴”，意在追求“雅潔”和“文體之正”，如張裕釗所言：“望溪修詞極雅潔，無一俚語俚字，然其行文不敢用一華麗非常字，此其文體之正，而才亦不及古人也。”[3]漢賦的雄肆氣勢與華麗辭章被方苞摒棄在雅正的古文觀念之外，因此招來其古文“閎放不足”“雄肆不足”“才亦不及古人”的批評，甚至如袁枚譏方苞是“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4]。

方苞專其所守，這是符合他所處時代的要求，但對其后古文觀念的推進和之后“桐城派”立派發展似乎并不一致，尤其是在“陽湖”作家群興起后，“陽湖之異于桐城者，學不主程、朱，又時時欲入考據，視桐城為稍發舒，而辭賦之學，欲尋楊、馬墜緒，亦桐城之所無者”[5]，桐城后學欲要擴大一派之堂廡，就必須要解方苞之“悖”。盛大士《書方望溪文集后》有曰：

國朝古文之以“義法”勝者，莫若望溪先生。嘗言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此特言乎文之常者耳。若論其變，……是以文之為道，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至變之中自有其不變者存，故不極其變，無以成天地之文，而不循其常又無以造乎變化之域。昌黎《答李翊書》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答尉遲生書》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夫言非一端而已，必蘄至于古之立言者而后止。望溪之意，欲示人以作文義法，不知硁硁守此，即失古文遺意也。[6]

方苞古文之道，是“文之常者”，但為文之道是“變動不居”的，盛大士以韓愈為文求變之道來要求變革方苞的古文之道，而其直接路徑就是韓愈以賦為文。盛大士《駁侯朝宗書昌黎潮州謝表后》謂“昌黎貶潮州謝表，人譏其以辭賦述封禪，幾于相如逢君，此庸猥之論，無足齒者”[7]，追蹤侯方域《書昌黎潮州謝表后》之旨在于：“昌黎一代人杰……昔人論其欲以詞賦述封禪，幾于相如逢君，此誠太苛……君子之學，變化以成德。自知其病，矯而克焉，變化之謂也。”[8]以韓愈“以賦為文”來解方苞古文禁賦之悖，成為桐城后學擴大堂廡的法寶。

首先，方苞追慕韓愈，桐城后學要解方苞之“悖”，便要從韓愈入手。方苞在道統與文統上盛推韓愈，在《贈淳安方文辀序》中說“夫自周之衰以至于唐，學蕪而道塞近千歲矣。及昌黎韓子出，遂以掩跡秦、漢而繼武于周人”[9]，又在《萬季野墓表》中接受萬斯同告誡“唐、宋號為文家者八人：其于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10]。郭象升因此即指出：“方苞識解獨高，始嚴古文義法，以之裁量古人，不少假借，曾批唐宋八家文，自韓退之一家外，悉加抹擲。”[11]方苞力求在道統與文統上接續韓愈。宋人柳開謂：“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12]韓愈是接續揚雄之后道統與文統的人物，是古文運動中推尊揚雄的關鍵人物，其《送孟東野序》謂“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13]。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謂：“退之所敬者，惟司馬遷、揚雄。”[14]韓愈盛推揚雄，是既師其道，又師其文，他在《題歐陽生哀辭后》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15]揚雄兼有大儒與辭人之身份，成為韓愈文道起衰的重要軸點，清人鄧繹即指出：“兩漢之世專以大儒歸揚雄，經術盛而人知有《易》也。魏、晉以來始以辭人視雄。至于盛唐遂以揚、馬并稱……獨韓退之以荀、揚大醇，追配孟子，為起衰之特筆，然其論文章仍以司馬相如、揚雄為一流，不能無狃于前人之說也。”[16]在道統上，揚雄接續孟子；在文統上，揚雄與司馬相如并列，俱為一流。

其次，方苞之后的桐城后學紛紛推崇揚、馬，并指韓愈古文學揚、馬之賦。劉大櫆評韓愈《南海神廟碑》曰：“退之南海碑從《上林》《羽獵》來，故其語雄奇。”[17]姚鼐編《古文辭類纂》，設立“辭賦類”，收錄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哀二世賦》《大人賦》《長門賦》《難蜀父老》《封禪文》、揚雄《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解嘲》《解難》《反離騷》等賦篇。曾國藩《諭紀澤》（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至韓昌黎出，乃由班、張、揚、馬而上躋《六經》，其訓詁亦甚精當。爾試觀《南海神廟碑》《送鄭尚書序》諸篇，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近世學韓文者，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爾能參透此中消息，則幾矣。”[18]教子習文，由韓愈直接揚、馬賦篇。吳汝綸《與姚仲實》云“韓公得揚、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19]，點明韓愈習得揚、馬賦作之長。林紓推尊揚雄，謂“昌黎沉浸于（揚）雄文”[20]，認為“昌黎者，竟死追逐揚雄氏……蓋雄文肆于賦筆而縮于《法言》，造語重而結響堅，此昌黎之所慕也”[21]。桐城后學在調整方苞古文禁賦之說時所采取的策略，是從韓愈“得之揚、馬”入手。

接下來的問題是，桐城后學從韓愈溯源揚、馬，要學些什么呢？前揭方東樹指摘方苞文“重滯不起”的原因是“觀之無飛動嫖姚跌宕之勢，誦之無鏗鏘鼓舞抗墜之聲”“力求充其知而務周防焉，不敢肆。故議論愈密而措語矜慎，文氣轉拘束不能閎放也”，即一是文辭不瑰麗，二是文氣不閎放。

一是“瑰麗之辭”，姚鼐尤重視于此。方苞也重視古文辭章之“瑰麗”，他在《古文約選序例》中說：“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22]但他似乎對漢賦的“瑰麗”沒有足夠多地體認。司馬相如、揚雄賦作是“瑰麗”的代表，姚鼐變“古文”為“古文辭”，且在《古文辭類纂序》中云“辭賦類者……漢時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23]，又變劉向、歆父子《七略》之“詩賦略”而為“辭賦略”，意即在漢賦之“辭”。姚鼐評價韓愈《解嘲》篇“雄偉瑰麗，后人于此，不能復加恢奇矣”，[24]又《與張翰宣書》：“昌黎詩文中效相如處極多，如《南海神廟碑》中敘景瑰麗處，即效相如賦體也。”[25]其弟子劉開《與阮蕓臺宮保論文書》謂：“自屈原、宋玉工于言辭，莊辛之說楚王，李斯之諫逐客，皆祖其瑰麗。乃相如、子云為之，則玉色而金聲；枚乘、鄒陽為之，則情深而文明。由漢以來，莫之或廢。韓退之取相如之奇麗，法子云之閎肆，故能推陳出新，征引波瀾，鏗鏘锽石，以窮極聲色。”[26]韓愈古文是從漢賦中學到“瑰麗”處，解方苞文辭“樸質”之悖，桐城后學當也得從此處求。

二是“漢賦之氣”，曾國藩尤著力于此。針對漢賦“板重”之譏，歷來有不同的聲音，《文心雕龍·風骨篇》便說：“相如賦仙，氣號凌云，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遒也。”[27]近人胡韞玉更辯解道：“論者謂《子虛》緊峭，《上林》衍博。余謂二賦浩氣內轉，精光外溢，譬之長江巨河，大波推銀，細沫噴雪，心駭目驚。莫可名狀，千里一曲，自成波瀾，特人不見耳。不見其浩氣內轉、精光外溢，逕以板重堆砌蔑之，豈能令人心服?”[28]漢賦不僅不“板重”，還“浩氣內轉、精光外溢”。這一點得到曾國藩認同，他尤其看重“漢賦之氣”，曾在日記中數次寫道“古文之法，全在氣字上用工夫”，“夜溫《長楊賦》，于古人行文之氣，似有所得”[29]。在韓愈《南海神廟碑》末評曰：“四字句凡百廿句，漢賦之氣體也。”[30]李鴻章《曾文正公神道碑》：“公為學研究義理，精通訓詁；為文效法韓、歐，而輔益之以漢賦之氣體。”[31]曾國藩弟子吳汝綸《與姚仲實》：“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不能復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為一代大家。”[32]吳汝綸之子吳闿生評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云：“蓋不減《平淮西碑》，全運以漢賦之氣體。”[33]韓愈古文是從漢賦中學到“行文之氣”，解方苞文氣“不閎放”之悖，桐城后學當也得從此處求。

司馬相如、揚雄是漢代“以賦為文”典范。姚柬之《書惜抱〈九經說〉后》：“相如工為賦者也，其上《諫獵》、議《封禪》、《喻巴蜀》、《難父老》，則以賦為文。文賦一也，古人尚用其所長，而況義理、文章、考證之殊途乎？”[34]司馬相如“以賦為文”。劉咸炘勾畫兩漢辭派圖，指出“西漢告語之文，奏、疏、書、簡，皆本諸子之質，而加縱橫之勢……揚雄復以詞賦之法入焉”[35]，揚雄也是在“以賦為文”。馬、揚“文賦一也”，所以“義理、文章、考證”也可“尚用所長”，并不殊途，近人王葆心說：“近世如姚氏《古文詞類纂》，乃標明義法，入詞賦，以示古文詞中宜存昌黎貴馬、揚之旨。”[36]至此，桐城后學，出色地完成了一個推演：即從揚、馬“以賦為文”到韓愈“以賦為文”。李剛己《續皇甫持正諭業》：“國初，方、姚興，推大斯文，倡明絕學。湘鄉曾公繼之，盡取漢儒之博、宋儒之純，經子之閎深，騷賦之瑰麗，以自治其文，昭章粲爛。”[37]方苞追慕韓愈，桐城后學便由韓愈而追慕相如、子云，將漢賦瑰麗之辭和行文之氣融入古文之中，從而由古文“禁賦”到古文選賦、以賦入文，以“變”解悖，桐城文章昭彰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