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桓名字的寓意(桓在名字中的含義)

本篇文章給大家談談景桓名字的寓意，以及桓在名字中的含義的知識點，希望對各位有所幫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詳情介紹：

• 1,「邊疆時空」宋才發 _ 中國陸地邊疆的價值性、基礎性及基本特征

「邊疆時空」宋才發 _ 中國陸地邊疆的價值性、基礎性及基本特征

宋才發

法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法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國家民委有突出貢獻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主要從事民族法學研究。

摘 要：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邊疆制度、實施邊疆治理的國家。自有國家文明肇始，日漸形成中原華夏和邊緣四夷的天下觀。“天下”“五服”是奠立先秦邊疆觀的思想基礎。中華民族從傳統帝王的“家天下”，逐漸走向民主共和以及獨立完整的主權國家。在中國從王朝國家轉變為主權國家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陸地邊疆也相應地經歷了歷史嬗變過程。“天下”表達盈縮的思想觀念，對中國陸地疆域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價值影響，需要對王朝國家“天下”與“中國”的價值理念進行合理的解讀。“疆域”與“邊疆”是有內在聯系又有本質區別的兩個概念，陸地邊疆是中國歷史上最古老、最基礎性的邊疆，近代中原王朝時期西南邊疆的形成，具有鮮明的中國邊疆特色和顯著的歷史特點。清王朝統一歷史疆域版圖代表著中國領土的基本范圍，主權國家邊疆具有臨界性、邊緣性和交集性的本質特征。人們可以透過主權國家邊疆的本質特征，正確地認識和把握主權國家邊疆所獨有的特殊差異和內在規定性。邊疆治理是鞏固國家政治利益、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關鍵詞：陸地邊疆；邊疆制度；邊疆治理；邊疆價值性；邊疆基礎性；邊疆基本特征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邊疆制度、實施邊疆治理的國家。自有國家文明肇始，日漸形成了中原華夏和邊緣四夷的天下觀，中國具有典型的“邊疆國家”的特征。進入21世紀以來，改革開放動力釋放出全球溢出效應，使得中國經濟規模和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但亞洲內陸邊疆區域受到內外雙重社會沖擊，遺留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與國際社會反華勢力遙相呼應，致使邊疆地區時不時出現一些不穩定的現象，邊疆地區已成為當下最活躍的政治空間與經濟地帶。黨的十九大報告把邊疆治理在國家治理中的價值作用，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對邊疆治理、邊疆振興、安全穩定、和諧發展等邊疆問題的研究，成為學界重中之重的研究任務和熱門話題。本文擬就中國陸地邊疆的價值性、基礎性和基本特征略陳管見，以請教于方家。

李姓好聽的名字(李姓好聽的男孩名字)

一、中國陸地邊疆的價值性及相關理論詮釋

“天下”“五服”是奠立先秦邊疆觀的思想基礎。《尚書·禹貢》從制度設計上，把全國分為九州并設計了一個“差序格局”，其地理觀念是以邊界意識為基本前提的。春秋戰國時期的楚、齊、韓、魏、趙、燕、秦七國，為了國家防守需要紛紛在其邊界線上修筑長城。長城在當時既具有軍事功能，又具有邊界功能；既具有防御外敵入侵的功能，又具有阻止本國人逃離出去的功能。長城“城墻”本身，就是集防御功能和邊界功能于一身的最好見證。秦始皇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完成六國統一大業的，邊界在本質上就是作為一種“推動力”而存在的。中國古代“邊疆觀”誕生于先秦，“天”和“天下”是先秦的重要概念。“天”被賦予極其豐富的內涵，是人們所認識的“最大宇宙”“至尊天神”“至高天理”三位一體的集合體，“天下”則是人類居住之所在。“天下”與“五服”相結合，由此衍生而來的“天下觀”，是后世認識世界和建構政治秩序的思想源泉。從疆域視角審視“天下五服”說，可反映出先秦“畿服”理念下的邊疆觀。“天下五服”說建構出“天下一體”、天下“中心—邊緣”結構，闡釋了“中心唯一”和“邊緣服事中心”的秩序觀，具有深刻思想內涵和宏大的理論概括，奠定了中國古代邊疆觀的思想基礎。在先秦邊疆觀里，“華夷之辨”反映出先秦對“中心—邊緣區域”的根本認識。“華夷之辨”又稱為“夏夷之辨”，是古代關于天下中心地區與邊緣區域的一種獨特認同形式，其主旨就是從理念上明晰華夏族和夷族之區別，并在這種區別中實現華夏民族的自我建構，同時也是對邊疆民族的建構。這種看似血統之辨的區別，其建構的基礎更多依賴的是文化差異，表明華夏文化高于四夷文化。華夏是禮儀之邦，文化之中心；“邊疆是化外之地，四夷是化外之人”。因此，“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在先秦王朝統治者的眼里，華夏族建立的政權是“天命”所歸，是王朝的“正統”。而四夷之政權，則需要服事正統之中央王朝。“天下五服”說，表明天下是一個整體，天下是統一的，而不是分裂的，認為分裂是違背天道的。這種對疆域觀和邊疆觀的基本認識，成為影響中國歷史極為深遠的“大一統思想”的理論基礎，也是邊疆不可分離的理論基礎。“天下五服”說的重要意義在于，建立起天下一家、天人合一以及大一統思想的理論基礎。從一定意義上說，先秦時期的“天下觀”，是有限性疆域的“天下觀”，它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解釋疆域空間的理論。王朝國家的“大一統”和“夷夏”觀念，則是在先秦“天下觀”的基礎上不斷演變發展而來的。就“天下觀”與“大一統”的本質區別而言，“天下觀”是一體，“大一統”和“夷夏”則如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為后世提供了對“天下”與“中國”認知的基本條件。

對王朝國家“天下”與“中國”價值理念的解讀。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從傳統帝王的“家天下”，逐漸走向民主共和、獨立完整的主權國家，進而邁入現代世界的歷史空間和國際政治舞臺，在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前形成的清朝版圖，在這里不露山、不顯水地顯示出無與倫比的價值作用。中國古代邊疆僅有地理上的距離遠近，而沒有明確的界限劃分，正所謂“有疆無界”。近代邊疆不僅明確地劃定了疆界，而且采取國際法訂立條約的形式進行，疆域喪失的主要是“疆界”之外的封建相對主權，而獲得的則是“疆界”之內近代絕對主權。這也即是說，“疆界”之內的領土區域，構成了近現代中國的“邊疆”。當清王朝“藩屬體系”與西方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發生碰撞的時候，“藩部”地區轉變為多民族國家疆域的組成部分；原來的“屬國”關系，演變為同清王朝的國際關系，開始向近現代主權國家轉型。這期間國家領土空間形態的塑造，不僅具有極為重要的政治法律意義，而且具有極為重要的經濟發展意義。譬如，地理學家胡煥庸提出的“中國等值線人口密度圖”中的“璦琿—騰沖”線，歷史學家黃仁宇強調的“十五英寸等雨線（381毫米等降雨量線）”，就科學而清晰地劃分了中國版圖上的“農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姚大力教授在《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國邊陲》一文中，對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的認識作了深度論析。他進一步分析了胡煥庸提出的人口密度分布線“黑河—騰沖線”，賦予雨養農業與牧業經濟的分界地帶和漢族與少數民族分布區之間劃分的歷史地理價值。他認為“中國的國家建構從東向西覆蓋到今天的全部中國的歷史任務主要是由非漢語人群所創建的‘邊疆帝國’式中原王朝，特別是元朝和清王朝來實現的。”近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從古代“天下型”國家演變而來的，多民族的中國邊陲已成為中國的歷史常態，少數民族地區民族邊疆的空間結構，決定了中國邊疆的歷史觀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現當代意義。由于獨特的地理空間以及族群格局，歷代王朝在東亞區域始終居于主導性地位，逐漸形成了一種超穩定的、以“我”為中心的思想觀念。由這種觀念產生的疆域理念和邊疆治理政策，在中原地區政權與周邊游牧族群政權之間游刃有余，較少受到域外勢力或其他力量的沖擊，這是當時中國人的一種世界認識或世界觀。這種傳統的以“我”為中心的“天下觀”，是王朝國家抑或華夏視野中的“天下”或“世界”。歷史進入近代后，中國已由“大地之中”變為“世界的中國”，而非華夏之“中國”。現代中國傳承了王朝國家的“大一統”理念，創造了“五族共和”的國體，其領土直接繼承清王朝形成的國家疆域。21世紀中國邊疆治理和邊疆建設功效如何，事關民族團結、國家安全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要每論及清王朝就對它簡單地嗤之以鼻，應當全方位地看待它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清王朝“決定性地改造了中國版圖結構和國家認同”，起碼在國家疆域版圖上是有巨大貢獻的。“現代中國就是在清帝國的疆域和族群基礎上把周邊各族納入一個‘中華民族’，形成龐大多民族的現代國家。”“中國的國家疆域歷經千年的自然發展，最終奠基于清朝完成統一以后，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的清朝版圖。歷史時期的中國就是從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版圖，這是幾千年來歷史發展的結果，是幾千年來中原地區與邊疆地區各民族之間經濟、政治各方面密切關系所自然形成的。”

從王朝國家到主權國家陸地邊疆的歷史嬗變。自《漢書·地理志》肇始，到清代《大清一統志》為止，這些人文歷史地理著作，集中地對我國陸地邊疆的形成和發展，做了較為詳盡的、規范的歷史記載。譬如，《地理志》把西漢疆域的源頭與“九州”的神話傳說聯系起來，并且將“九州”視為歷史上夏、商、周、秦各個朝代疆域的延續與發展。但由于這些疆域的記載和有關邊疆史實的敘述，多是依據歷代王朝的歷史沿革進行的，且疆域版圖又多以中原王朝為中心而盈縮不定。這樣做的好處是為元朝的《大元一統志》奠定了基礎，缺陷是“以直接統治區域為主體，而對于政區之外的‘夷狄’分布的區域，由于王朝一般實施‘羈縻’統治方式，故往往不在敘述體系之內。”這也即是說，這些人文歷史地理著作，不僅難于真實地涵蓋中華大地，就是同歷代王朝實際控制的疆域也存在相當大的差距。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費正清就曾認為，很難將中國傳統的世界秩序用現代語言來表述清楚，并且“中國傳統意識中的國家和舊義的‘天下’同是一個寬泛的名詞”，難以用近代國家的概念來進行類比。人們熟悉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所確定的疆域范圍，是按照清朝完成疆域統一之后、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之前的中國版圖確定的。既然如此，為什么歷代王朝政權又把自己管轄的全部疆域領土，自覺自愿地認定為中國整體疆域的組成部分？其內在根據和必然邏輯是什么？國內疆域史對這些問題基本上沒有給予明確的回答和闡釋。誠如李大龍所指出的：“中國疆域話語體系的建構，必須要以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其理論為基礎，但僅僅在歷代王朝歷史語境基礎上構建起來的敘述體系，往往會受到‘民族國家’理論的沖擊，不僅被扣上‘大漢族主義’的帽子，而且很難得到國內外學界的廣泛認同。因此，我們要實現在此研究領域的理論創新，必須突破王朝國家理論和‘民族國家’理論的束縛。”如果不從根本上突破“王朝國家”理論和“民族國家”理論的雙重束縛，便無法從源頭上駁斥“長城以北非中國”的西方流行性錯誤觀點，無法從本源上實現從傳統王朝國家向主權國家的歷史嬗變，也無法從標識上實現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疆域的話語體系。從歷史上傳統王朝國家的“有疆無界”，到現當代主權國家的“有疆有界”。“審視中國疆域的形成與發展，既和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大歷史是一致的，也具有充分的學理依據。”馬大正研究員就認為：“中國疆域的形成經歷了數千年的時間，發展道路十分漫長、曲折，可以分作形成、發展、奠定、變遷四個階段。”具體說來就是：“秦漢時期為形成階段，隋唐至元為發展階段，清代為奠定階段，清中葉至民國為變遷階段。”葛劍雄教授在《中國歷代疆域的變遷》一書中認為，中國疆域范圍應當以最后演變成為一個統一的封建帝國清朝所達到的穩定的疆域為其范圍。“就是今天的中國加上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以東，蒙古高原和外興安嶺以南的地區。”

“天下”表達的盈縮對中國疆域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價值影響。中國自秦肇始，進入延綿數千年的王朝國家時代，并且形成了與王朝國家體制和治理機制相適應的邊疆制度。直到晚清之后，中國的國家形態才逐漸由王朝國家向民族國家轉型。秦“初并天下”并“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也就是說這個時候的“天下”就是“三十六郡”。所以說秦朝的“天下觀”，實質上是有限性的疆域觀念。中國社會進入西漢后，隨著張騫出使西域絲綢之路的開通，漢武帝所統治的“天下”，除了漢朝實際統轄的范圍外，還包括四夷在內，漢承秦制對邊界的重視是毫不含糊的。漢朝繼續使用“天下”的話語表達，是為了體現政權的合法性。宋、明兩個朝代盡管沒有實現“大一統”，但是仍然繼續建構涵蓋“四夷”的“天下”。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在“天下觀”的表達上，承襲了歷代王朝的傳統方式，其“天下”既可以虛指世界，又可以實指清朝統治的版圖。清朝的“天下”在指代內地各省、統轄范圍及世界的同時，還非常重視對邊疆邊界的建設，因為邊界劃分是屬國得以成立的前提。“邊界”并不是近代條約體現和所謂民族國家出現后才有的副產品，其實在先秦時期就已經有明晰的邊界，春秋時期就初步形成了國際法。清政府在對藩部地區實施有效管轄的基礎上，積極謀求與外國簽訂條約。譬如，“康熙朝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條約》、雍正朝與俄羅斯簽訂的《恰克圖條約》等，已經使清朝統治階層有了明確的邊界概念。乾隆初年，清政府試圖以《恰克圖條約》的劃分原則與思路同還是對手的準噶爾進行劃界談判，經過多次談判，終于達成一致”。實現準噶爾部與清朝統治的喀爾喀部仍然以阿爾泰山為界。但是這個邊界協議的簽訂，是以清朝給予準噶爾入藏熬茶及與其貿易為前提條件的。清政府實際上一直在謀求邊界的清晰化，又譬如，“與朝鮮的邊界問題，康熙年間就經過幾次查勘，直到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踏查長白山才確定了中朝邊界”。參與邊疆治理者和邊疆建設者，不僅有以中原王朝為代表的王朝政府，而且有周邊的邊疆王朝以及邊疆政權。再譬如，雍正年間清政府因與安南謀求明晰化的邊界，雍正帝忽然間把云南督臣辛苦查出和爭取的40里地賞賜給安南國王。在這里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清朝與俄羅斯劃定邊界表現出一種封閉的姿態，而安南與俄羅斯不同，它是清朝的屬國，雍正帝試圖用‘天下共主’的開放性來抵消劃分邊界的封閉性。”

二、中國陸地邊疆的基礎性

“疆域”與“邊疆”是有內在聯系又有本質區別的兩個概念。邊疆最早出現于《左傳·昭公十四年》：“好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師，禮也。”把“邊”與“疆”組合在一起而成為“邊疆”，體現了地理和政治的雙重含義。歷代王朝基本上都是以帝王統治的中心區域，來界定國家的“邊疆”和邊疆地區的。作為地域概念的邊疆地區，是一個既包括廣袤陸地邊疆，又包括廣闊海洋邊疆的完整概念。我國現代邊疆是由陸地邊疆、海洋邊疆、太空邊疆三位一體的“硬邊疆”，以及因國家利益內縮抑或外溢而形成的“軟邊疆”共同組成復合型邊疆。在這里必須充分認識到，陸地邊疆是我國最早建立邊疆的地方，也是海疆、空疆或“軟邊疆”的依托和參照。因此，本文著力于對陸地邊疆的研究。陸地是指海平面以上具有一定規模的土地。研究陸地邊疆的基礎性問題，應當依據中國在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邊疆治理和邊疆建設的實際情況進行，既不能先入為主地框定一個研究套路抑或模式，也不必忌諱歷史邊疆曾經發生過某些重大變化的歷史事實。凡在特定歷史時期由中原王朝直接管轄的區域，不應當關乎它在當下屬于鄰國的哪個地區，而應當尊重歷史事實，把它視為中原王朝版圖的組成部分。僅就理論分析而言，“疆域”是指王朝政府政權管轄的全部地域范圍，“邊疆”一般是指某一王朝腹心地帶的外緣部分。譬如，中原王朝就把華夏地區之外的外緣部分視為邊疆。所以，我國歷史上的“邊疆王朝”“邊疆政權”，通常都有屬于它們自己的邊疆，區別只在于其邊疆觀與中原王朝不盡相同而已。概括起來說，我國元代之前的歷史疆域，分別是由中原王朝、邊疆王朝和邊疆政權統治的，中原王朝對邊陲以及邊緣地帶多實行“羈縻政策”，以實現“守在四夷”的目標。“所謂國土者，必有人民、主權與土地三要件，而三者之中，人民實居其首。無人口固無國土可言，有而太少，亦不過為名義上之領土而已。按人類生存競爭之定律，任何土地之主權皆非絕對之形態，惟有力者得之，守也；非然者或不能得，或得而終不能守。”對于那些歸順抑或歸附自己的邊陲勢力，中原王朝通常授予藩王或羈縻府州官吏的虛銜，明確規定其職責就是守衛中原王朝的邊陲，古人將其稱之為“藩籬”。王朝政府對邊疆地區與鄰邦實行相異的政策，即在不同的區域實施不同的“治邊方略”。明清兩朝繼承和發展了元朝的邊疆管理制度，但是在完善邊疆管理制度、管控邊疆秩序和開發邊疆諸多方面，元、明、清三朝各有不同的建樹，到清代達到頂峰。下面筆者以在歷史上享有盛譽的唐王朝邊疆治理和邊疆建設為例，展開一些具體的探討。唐王朝在開元天寶之際的疆域，“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唐王朝西部疆域所指的安西則是由安西都護府管轄的區域，都護府的首府“龜茲地區的地方行政建制很有特色，在都督府、州之下有相當于中原縣級機構的城，城下有村、坊等基層建制”。然而“龜茲”畢竟只是安西都護府的政治中心，安西都護府實際上還管轄著“安西四鎮”。這四鎮在《舊唐書·西戎傳》里有明確的記載:“先是，太宗既破龜茲，移置安西都護府于其國城，以郭孝恪為都護，兼統于闐、疏勒、碎葉，謂之‘四鎮’。”其管轄的地域范圍即從當下新疆南疆的和田到今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以東的楚河流域的托克馬克市附近，統統都是安西都護府管轄的領地。另外，從眾多城邦小國演變而來的帝國或王朝的疆域，四至一般以自然山脈抑或河流為界，如阿爾泰山、帕米爾高原、黑海等等。唐王朝除了首都長安外，幾乎每個州的州府都是城市，如蘇州、杭州、益州、泉州等等，這些城市在當時就屬于有名氣的城市。

陸地邊疆是中國歷史上最古老、最基礎性的邊疆。中國治理邊疆、構建邊疆肇始于秦朝。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庚辰（公元前221年）以武力消滅六國，從而結束了中國早期歷史上諸侯割據的混亂局面，建立了以陜西咸陽為首都的統一國家。秦帝國嬴政宣布自己為開國“始皇帝”，奠立了“車同軌、書同文”王朝國家的政治實體，鑄就了東至東海、西至隴西、南至嶺南、北至陰山、河套和遼東的廣闊疆域，形成了法律意義上的“邊疆”概念。在秦王嬴政的眼里，邊疆即是遠離國家政治中心的邊緣地帶。秦王朝在把國家疆域劃分為若干個區域管轄的同時，對國家疆域的邊緣地帶實行特殊的管制措施和統治方式。其中，修筑牢不可破的長城城墻，就是重要的邊疆管控、軍事控制和邊疆治理的重大措施。隨著歷朝歷代效法秦制、秦政、秦律的歷史延續，一個以陸地邊疆為基礎的“中國邊疆”理念逐漸形成。中原王朝在統治根基穩固之后，開始在邊疆地區和重要邊陲，設置特殊的地方政權抑或派出機構，明確其職責和任務就是“鎮守邊疆”。于是在陸地邊疆治理上，逐漸形成了王朝國家“守中治邊”“守在四夷”“一點四方”的邊疆治理政治思想。進入清王朝統治時期，王朝政府陸續在邊疆設置省建制，實施“改土歸流”等重大政治改革舉措，以加強對邊疆地區的統治和治理。1755年至1759年，清王朝先后平定準噶爾以及大、小和卓的叛亂，首次實現了對西域天山地區真正意義上的統一。自秦始皇肇始，后續歷代封建王朝開辟并守護的大片疆域，到近代陸續轉型為“中國”這個主權國家的“主權領土”。盡管國家本身由于封建王朝統治者不斷更迭替換，在宏觀制度上不斷發生各種錯綜復雜的變化，但是“邊疆國家”的結構和功能，卻始終沒有改變。清王朝基本上繼承、掌握和控制了中國歷史上的傳統疆域，初步實現了國家的規制統一和疆域穩定。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清王朝于1762年繪制了完整的國家疆域圖《乾隆內府輿圖》，以此作為國家疆域規模大小的依據和憑證。清王朝時期國家邊界線的劃定和國家陸地疆域的確定，也促使邊疆的范圍大小得以確定。邊疆不再是以國家中心區域往外推，而是指與國家邊界線相連的內側區域。隨著近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我國當下的邊疆已經由過去單一的陸地邊疆，拓展為陸地、海洋和太空多種形態的立體邊疆，邊疆地區已成為陸海統籌的整體疆域概念。“我國陸地邊境線橫跨9個省（區），即從遼寧省丹東市的鴨綠江口起，到廣西壯族自治區防城港市的北侖河止，總長達22800多公里的陸地邊境線，與周邊16個國家和地區相接壤。在55個少數民族當中，除了黎族、番族和高山族之外，有50多個少數民族散雜居在這2萬多公里長的邊境線上，屬于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占比達85%，形成了世界上極為少有的陸地邊疆少數民族特色”。但是無論如何，陸地邊疆終究是現當代邊疆的源頭，是中國歷史上最古老、最基礎性的邊疆，是我國當下核心區域重要的地理屏障，是維護整個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和前提。

國家是邊疆存在的理由、依據和前提，由于有了國家，所以才有祖國的邊疆。國家的“自然空間”便化為“政治空間”，國家權力所及最遠的邊緣地帶就是祖國“邊疆”，國家權威力量與大自然力量緊密結合形成國家“領土”。邊疆在本質上是一種客觀存在、是自然歷史形成的，任何時候都應當重視邊疆存在的現實問題，把注意力和著眼點放在邊疆治理上。這里以西南邊疆為例展開具體研究。云南大學方鐵教授認為：“歷史上的西南邊疆，包括今云南、廣西、貴州三省區與四川西南部，以及一段時間納入中原王朝版圖的中南半島北部。西南邊疆經歷逐漸形成的過程，并具有不同于其他邊疆地區的一些特點。”明朝皇帝朱元璋把邊疆治理的重點放在北方。又鑒于西南邊疆地勢艱險、民風強悍，于是朱元璋在西南邊疆派駐了大量軍隊，如派遣到云南邊疆常駐將士及家眷人數就達到七八十萬人，駐扎在貴州天龍鎮的朝廷軍士及家眷就有43萬人。朱元璋封侄子朱守謙為“靖江王”，駐守今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桂林市。洪武九年（1376），朝廷將原來的“廣西行省”改制為“廣西布政司”，管轄的權限和管轄的地域范圍，與現今廣西壯族自治區管轄的職責范圍和地域范圍相近似。由于清朝統治者來自東北部邊疆地區，因而基本上沒有“內華夏、外蠻夷”的思想觀念。清朝末期的西南邊疆地區，已初步成為各族居民廣泛雜居、人口分布相對合理、經濟社會相對發達的區域。這個時期的商業貿易和商業城市也相應快速發展，如地處云南邊疆的昆明、大理、建水、曲靖和保山等地，紛紛由原來的“茶馬古道”“邊疆驛站”、軍民生產生活的“商品集散地”，陸續發展和擴建成為商賈云集的大中城市；地處邊疆地區廣西的桂林、柳州、梧州與南寧，也陸續由原“廣西省”的“商業貿易”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發展和建設成為在東南亞享有盛譽和影響力的商業城市。中原王朝對邊疆“蠻夷”實施的治理政策，深受秦朝價值觀念的深刻影響。譬如，《左傳》說：“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和戎狄，國之福也。”又稱：“多行不義，必自斃。”秦漢之后，中原王朝不僅有應對邊疆“蠻夷”的策略，還特別重視在邊疆地區樹立“親誠惠容”“重道尚義”的形象。因而在兩千多年的歷史嬗變過程中，西南邊疆地區呈現出一些鮮明的歷史特點：1.西南邊疆地緣政治發生重大變化。中原王朝對西南邊疆的統治制度，事實上經歷了從“羈縻之治”“土司制度”到“改土歸流”的三個過程，表明朝廷統治“蠻夷”的方式，比較重視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則，并隨著情況的發展變化形成了多樣化的制度形式，西南邊疆日益成為中原王朝對外開放的門戶。2.西南邊疆與朝廷始終保持著良好關系。如在東晉、南朝統治的377年間，盡管西南邊疆地區的管控權常有變異，但一直奉中原王朝為正朔；南詔政權統治254年，始終沒有脫離唐朝的統治，自稱是西南邊疆的局部政權；在“大理國”存在的317年間，曾被宋朝冷落疏遠甚至視為“外邦”，但“大理國”仍主動向朝廷納貢俯首稱臣，從來沒有與朝廷發生過戰爭；元明清時期，西南邊疆從未出現過影響全局的“地方割據”。3.西南邊疆各民族關系融洽和諧。漢族與各少數民族之間和睦相處，漢族在西南整體民族關系中發揮了主導作用；西南邊疆地區各民族非常注意同內地各民族的友好往來，從來沒有受到域外勢力的破壞和干擾；宗教也沒有受到外域宗教勢力的操縱，各宗教之間做到相安共處。4.西南邊疆戰略地位日漸凸顯。當南詔與吐蕃發生強強聯合的時候，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實力都顯著提升，云南地區首次登上了東南亞的政治舞臺。西南邊疆在保障西南疆域安全，對建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作出了積極貢獻，對發展國家對外政治、經濟、外交關系方面發揮了無與倫比的作用。5.西南邊疆與鄰國保持睦鄰友好關系。西南邊疆的對外邦交關系，經歷了從廣義蠻夷到鄰國的曲折發展過程。在經歷長期歷史嬗變之后，廣義蠻夷陸續分化為邊疆民族，有的竟然變成了鄰國。總之，中原王朝在西南邊疆治理上，相沿形成一些基本的觀念與傳統，如“沿邊的底線觀包括以下一些內容：一是奉行‘守在四夷’的原則，不輕易對邊陲或邊疆地區用兵。二是國家的重大利益不容侵犯，元代以前的王朝與元明清三朝存在一定的差異，堅決維護已有疆土與相關權益是中原王朝共有的特點。三是堅定維護中原王朝的形象與權威，對邊疆‘蠻夷’實行扶危濟困”。

三、中國陸地邊疆的基本特征

清王朝統一歷史疆域版圖代表著中國領土的基本范圍。僅從清朝政府繪制的國家版圖看，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八年（1705—1719），康熙皇帝親自主持編修了《皇輿全覽圖》，第一次在文字標記上采用漢字，東北和蒙藏地區采用滿文，因而歷史上稱這個銅板地圖為《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康熙六十年（1721）“木刻地圖”則詳細繪制了西藏、蒙古以及以西地域，使其疆域范圍東北至庫頁島、東南至臺灣、北至貝加爾湖、南至海南島、西北至伊犁河，而且在西藏邊境還首次標注了珠穆朗瑪峰。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朝政府出版標準的《乾隆內府輿圖》，標志著中國疆域完成了“大一統格局”，再現了漢唐時期中國疆域遼闊的局面。到同治二年（1863），湖北景桓樓刻本《大清一統輿圖》的問世，它便成為清代疆域的標準版圖、公開內府輿圖以及后世編制出版輿圖的范本。《大清一統輿圖》的歷史價值和深遠意義在于，它以清朝政府法律文本的方式“告示天下”：中國國土和疆域面積為1270萬平方公里。從一定意義上說，國家構建“邊疆帝國”并初步實現“國家認同”，創制從東向西覆蓋當今“雄雞版圖”（清《乾隆內府輿圖》為“海棠葉版圖”）的歷史任務，是由秦始皇肇始并初具邊疆形制，再由后繼封建帝制的“元朝”和“清王朝”完成的。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提出改繪清代楊守敬等繪制的《歷代輿地圖》，由復旦大學譚其驤教授擔綱領銜完成。該地圖僅繪制了中原王朝的直轄版圖，清代僅畫內地18省，沒有包括新疆和青、藏、吉、黑、內蒙古等邊疆地區。譚其驤認為：“中原王朝與邊疆民族的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密切。清朝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完成統一歷史疆域的任務。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以前清朝的版圖，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鴉片戰爭爆發以前清朝的版圖，可代表歷史時期中國的基本范圍。”譚其驤擔綱繪制的地圖及標準被中央和同行專家學者認可后，凡在這個地域范圍內活動的民族，均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凡在這個地域范圍內建立的政權，均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辛亥革命后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華民國的成立，對外正式簡稱中華民國為“中國”。由此，中國從法律上完成了從地理及文化上的概念到政治地理概念的轉變，尤其是完成了中國對外的標準化簡稱。清王朝通過施行300年的滿蒙聯姻，既密切了王朝國家與蒙古上層建立的姻親關系，也密切了內地與北部邊疆草原的合作關系，抵御了沙俄等外部勢力的侵擾乃至侵略，最終推動了中國基本疆域的奠定。因此可以說，清王朝在統一中國歷史疆域版圖上是功不可沒的。

主權國家邊疆具有臨界性、邊緣性和交集性的特征。主權國家的邊疆作為一種特殊的時空統一體，它的存在、發展和變化涉及到諸多方面的復雜關系，如邊疆涉及與之密切相關的邊界、邊境、人口跨境流動等等。西藏民族大學的何明教授在《邊疆特征論》一文中認為，邊疆是國家形塑及多重力量互動的產物，是國家疆域伸縮和邊界重新劃分與民族分布空間的非同步性所形成的領土邊界與民族分布的交錯區域；邊疆既是為了國家安全而對境外武裝力量、跨國流動的人和物以及意識形態、文化、技術和信息等方面的阻隔，同時也是跨國配置資源以及獲取利益的一種橋梁。云南大學的周平教授在《論中國的邊疆政治及邊疆政治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國陸地邊疆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邊”“遠”“雜”“貧”“特”這幾個方面。邊疆處于遠離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能量和信息傳導的末梢；邊疆的族際關系復雜；邊疆地區大多自然條件較差、環境脆弱、資源有限；邊疆的社會機制、發育程度、文化以及面臨的社會問題等都有其特殊性。在一個主權國家范圍內，任何資源區域包括內地的自然區域都具有區域性、動態性和矛盾性，任何政治區域包括政治中心區域都具有政治性、場域性和建構性，任何文化區域包括所有少數民族聚集區域都具有民族性、文化性和復雜性。人們通常所論及的特征，即“可以作為事物特點的征象、標志等”。事物的本質特征是事物本質的內在規定性，應當是反映事物的根本特點并能夠使此事物區別于其他事物的特征。也即是說，人們透過主權國家邊疆的本質特征，可以正確地認識和把握主權國家邊疆所獨有的特殊差異抑或內在規定性。主權國家邊疆的臨界性、邊緣性和交集性，與主權國家的邊疆具有內在的必然聯系，幾乎每一個特征都反映出邊疆本質屬性的一個方面，它們彼此交織在一起，凸顯出邊疆區別于非邊疆的顯著標志。在這里主權國家邊疆的“臨界性”，體現為一種靠近邊界并隨邊界的變化而變化的自然狀態。邊界在本質上是劃分領土的界線，邊疆是國家內側靠近邊界的領土，邊界的劃分、勘定、定界和管理都有公認的國際法、國際規則和程序規范為依據。主權國家邊疆的“邊緣性”，一般理解為“不斷解構與再造的多維度重疊的邊沿或前沿”。盡管“邊緣”之所在未必都是法律意義上的邊疆，但是靠近國界的區域必定是國家的邊緣性領土，從邊疆的臨界性可以必然地導出邊疆的邊緣性。即是說邊疆的邊緣性表現為邊疆是主權國家領土的邊緣。主權國家邊疆的“交集性”，顯現和揭示出邊疆地區諸多要素、關系和勢力在其中相遇、融合與共生的情景。邊疆是歷史與現實的交匯處，它猶如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復雜政治、民族、軍事、經濟、社會、文化挑戰的一種縮影，不同要素、關系和勢力在其中相遇、抗衡、融匯、共生和共存，呈現出相互交織、滲透、互構、嵌套等交集性特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充分認識邊疆臨界性、邊緣性和交集性特征，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實現邊疆治理、邊疆安全、邊疆穩定、邊疆發展和邊疆繁榮。

邊疆治理是鞏固國家政治利益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唐朝和清朝是中國歷代王朝治理西域最具典型性的兩個朝代，其邊疆治理較為集中地體現了王朝國家構建以及清末民族國家構建轉型之發展流變。在清代第一部官修新疆志書《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中，有多達十余處就唐、清西域治理作出比較的記述，闡明并強調清代西域治理成效勝于漢唐。譬如，《欽定皇輿西域圖志》認為：“清代西域治理在空間規模、事件持續、制度教化以及治理的實效性方面均超越漢唐，而清代西域治理‘遠軼漢唐而上矣’之關鍵處，在于唐代僅‘存駕馭之名，鮮開辟之實’，清則實現了‘中土之與西域合為一家’、‘混而一之’，成‘大一統’之盛。”人民是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自人類社會進入國家社會形態之后，國家就是人民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政體。國家的邊疆“既是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綜合鑄就的戰略邊疆、利益邊疆，也是人民生活、文化、社會作用下的人文邊疆”。在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帝王時代，邊疆多是指遠離中央政權所在地中原華夏的邊緣地帶。從嚴格的意義上說，邊疆既是國家統治范圍內的一個特定區域，通常是一個民族概念，也是一個政治概念。邊疆“系指國內許多語言、風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而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邊疆”，它是在國家政治屋檐保護下，經過邊疆長期建設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同時邊疆又是一個軍事概念，邊疆是國家對外設防的地理屏障，通常就是核心區域戰略安全和軍事安全的屏障。國家利益成為國家與邊疆關系的核心，它充分體現和反映了國家在邊疆地區統治的有效程度。“邊疆所感受到的外部軍事環境和軍事壓力，往往成為國家保衛領土完整、捍衛主權獨立、防御外敵入侵、維持邊疆秩序、增進睦鄰友好的直接動因，邊疆的軍事屬性因此具有很強的國防性。”邊疆的安穩與得失直接涉及到國家利益的實現程度，因而國家需要運用政權的力量，運用國家和社會資源，對邊疆實施有效治理和有效建設，切實解決邊疆建設和發展中的實際問題。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都在關心邊疆地區的開發建設問題。然而再好的政策當落實到“生于斯、長于斯”的當地老百姓頭上的時候，總難免會遇到諸多意料不到的阻力。因為老百姓的思考通常不會上升到國家與民族命運的高度上面去，他們最關心的是實實在在的利益得失。因而費孝通曾明確指出：“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里，有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天下未亂邊先亂，天下已定邊未定。觀邊疆治亂興衰，可知國家統一還是分裂，國力強盛還是貧弱，民族和睦還是紛爭”。邊疆治理是鞏固國家政治利益的根本需要，“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于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人民終究是邊疆存在和發展的終極理由。“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在邊疆治理和開發建設的過程中，各級地方政府一定要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要求，“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深入開展脫貧攻堅，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侯姓起名(侯姓起名字簡單大氣男孩)

【注】文章原載于《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為方便手機閱讀注釋及參考文獻從略。

上海公司起名字大全免費(上海公司起名規則)

責編：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