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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詳情介紹：
釣魚島是我國固有領土——老祖宗都留下了哪些文獻證據？
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有關釣魚島的明確記載始于明代，清政府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進行有效的行政管轄之后，也留下了大量的著述。這些文獻的類型一是為航海指路的抄本；二是明清兩代出使琉球使臣的出使記錄；三是清朝地方官員的記錄；四是地方志；五是明清時代的海防圖和測量地圖。這些文獻既有官方記錄，也有民間文書，各種文獻形成了釣魚島歸屬中國的完整證據鏈，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航海指路傳抄針本
“針本”，也叫“針經”“針譜”，是古代航海人在海上作業時用來指導航路的專書。迄今為止，有關釣魚島記載最早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航海專書，為明代所著的《三十六姓所傳針本》以及《隨風相送》。
《三十六姓所傳針本》相傳是明初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十六姓移居琉球所傳針本，目前這一針本記載于琉球人所作《指南廣義》一書中，書中有四條記錄明確記載了有關釣魚島的情況，現錄如下：
琉球往福州： …… 又三月，古米山開船，用辛酉針， 十五更， 又用單酉，二十更，見釣魚臺，又單酉針，七更取彭家山，又用辛酉針取官塘。
福州回琉球： 梅花及東沙開船，若正南風，用乙辰針十更取小琉球頭，便是雞籠山圓尖，又用乙辰五更花瓶嶼并彭家山，又用單乙七更取釣魚臺，離開流水甚緊，北過。用乙卯并單卯針四更烏嶼，前面黃毛嶼，北過用單卯針十更取赤嶼，北過用卯卯針十五更取古米山，北過用單卯針三更取馬齒山，用甲卯并甲寅三更收入那霸港， 大吉。
又東涌山開船，北風甲卯針取彭家山，若南風用甲卯并乙卯針取釣魚臺，北風用甲卯并乙辰針取太平山即宮古島。
又釣魚臺開 船，北風辰巽針取北木山尾小琉球頭，又用乙辰針取沙洲門，又用乙卯針取太平山。太平山開船，用艮寅針直取那霸港口，大吉。
按照文獻所示，《三十六姓指路針本》所記載的分別是自琉球到中國福州的航海針路圖以及從中國返回琉球的航海針路。文中明確記載釣魚島的古名為“釣魚臺”，并且其中有“釣魚臺開船”的記載，可見，釣魚島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間（公元1368年——1398年），已是我國漁民甚至出使官員海上航行時的重要活動場所。
《隨風相送》乃是古代航海者所用的另一部針本，原書藏于英國牛津大學鮑德林博物館。上世紀三十年代，由學者向達將此書抄錄回中國，現將有關釣魚島的主要內容整理如下：
太武放洋，用甲寅針七更船取烏坵。用甲寅并甲卯針正南東墻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頭。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風東涌開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單卯取釣魚嶼。南風東涌放洋，用乙辰針取小琉球頭，至彭家、花瓶嶼在內。正南風梅花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單乙取釣魚嶼南邊，用卯針取赤坎嶼，用艮針取枯美山。南風用單辰四更，看好風單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馬齒山，是麻山赤嶼。用甲卯針取琉球國為妙。
《隨風相送》一書仍舊記載了從中國福建去往琉球的航路。具體說，是從福建梅花所船塢開船，過小琉球、釣魚嶼、赤坎嶼，到枯美山，接著便到了琉球國境內。這一文獻也將釣魚島命名為“釣魚嶼”。
《三十六姓指路抄本》和《隨風相送》是中國古代航海人發現并且命名釣魚島最為真實的記錄。通過這兩部針經的記載，我們可知，“釣魚嶼”、“釣魚臺”之名是中國古代航海人記錄下的航海標識和名稱，記于文本之中世代相傳，此后的明清文獻便一直沿用了“釣魚嶼”的相關名稱。可以說，這兩部民間文書是中國人發現、命名釣魚島的重要依據，也是釣魚島自明洪武年間就屬于中國的歷史證據。
明清兩代出使琉球使臣的出使記錄
明代是中原王朝與琉球交往的開端。有明一代，中國派往琉球的使者共23次，琉球入明的使者次數高達300余次，在頻繁的來往朝貢過程中，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明朝使臣出使記錄。保存于世的五部文本中，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當屬陳侃的《使琉球錄》。
陳侃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被任命為冊封使，負責前往琉球冊封事宜，他將途中的所見所聞撰成《使琉球錄》一書。此書有關釣魚島記載如下：
十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然順流而下，亦不甚動。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一晝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后。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
這條文獻最重要的記錄便是“古米山”劃為中國和琉球的分界線。古米山以外屬琉球，以內屬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明顯處于中國疆域，乃是中國國境線最東端的島嶼。
關于古米山是為中琉邊界的敘述，除了陳侃的《使琉球錄》之外，明朝歷代出使琉球的使臣也有過大量記載。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出使琉球的使者郭汝霖撰寫的《使琉球錄》提到：“赤嶼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風，即望姑米山也。”萬歷七年（1579年），使者蕭崇業、謝杰《使琉球錄》記載：“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萬歷三十年（1602年），使者夏子陽《使琉球錄》記載：“二十九日，望見古米山，夷人甚喜，以為漸達其家。”崇禎六年（1633年），胡靖跟隨使者杜三策出使琉球，所撰《琉球記》記載：“八日薄暮，過姑米山······鎮守姑米夷官遠望封船，即舉烽聞之馬齒山”。
由上可見，明嘉靖以后歷次出使琉球的使者及其記錄見證了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這一事實，這些官方文書明確記載了釣魚島歸屬中國、古米山才是中琉邊界分界線的歷史事實，是明代官方對釣魚島使用和歸屬權的認定，而且這種認定明顯也得到了琉球人的認同。
清朝地方官員的記錄
清政府收復臺灣之后，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逐漸被納入中央政治體制當中，中央政府也曾派遣大量官員治理臺灣、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這些官員在治臺期間留下了大量有關釣魚島列島的文字資料，這些資料有力地證明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隸屬臺灣管轄的歷史事實。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復臺灣之后，很快在臺灣設府設縣，同時派遣大批官吏前往治理。這其中，巡臺御史是清政府管理臺灣的一種行政體制，其職責是為稽查地方，敦促地方官員加強海務等等。黃叔璥是首位巡臺御史，上任之后，他盡職盡責圍繞臺灣巡查，對臺灣島及周圍島嶼做了比較詳細的記錄，其中有關釣魚島的記錄如下：
近海港口，哨船可出入者只鹿耳門、南路打狗港（打狗山南岐后水中有雞心礁）、北路蚊港、笨港、淡水港、小雞籠、八尺門······再鳳山岐后、枋寮、加六堂、謝必益、龜壁港、大繡房、魚房港，諸羅魚逮仔、穵象領， 今盡淤塞，惟小魚船往來耳。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釣魚臺，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蘭，可進杉板。
曾在同治年間任職臺灣知府的周懋琦赴臺之后，也曾對臺灣的地理人文和管轄范圍情況做出了全面的考察和記錄，其中有關釣魚島的記錄如下：
奇來即淡、彰之背；秀姑鸞即臺、嘉之背；卑南即鳳山之脊。奇來之地三倍蘭廳秀姑鸞又四倍之。奇來至蘇澳又與噶瑪蘭界，大約一百五十里；由秀姑鸞而卑南覓、而瑯橋，大略與山前千余里等。山后大洋有嶼，名釣魚臺，可泊巨舟十余艘，崇爻山下可進三板船。
曾于光緒八年（1882年）負責催收城捐的管理者黃逢昶曾在其所著《臺灣生熟番事·臺灣生熟番輿地考略》中記載道：
宜蘭縣，南與奇萊社番最近······泗波瀾有十八社番，與奇萊相近，屬鳳山縣界，亦在崇爻山后；知奇萊即嘉義之背，泗波瀾即鳳山之脊。由此而卑南覓，而沙馬磯頭，回環南北一帶；則后山諸地，自泖鼻至瑯嶠，大略與山前千余里等耳。海舟從沙馬磯頭盤轉而入卑南覓諸社。山后大洋之北，有嶼名釣魚臺， 可泊巨舟十余艘；山下泗波瀾，可進三板船：漳、泉人多有至其地者。
在清代臺灣各級官吏的眼中，釣魚島毫無疑問歸屬臺灣管轄，福建漳州與泉州的漁民多次到達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海域，進行生產活動也是正常現象。可以說，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附近以漁業為代表的海洋經濟活動，很早便由我國東南沿海的漁民掌握。
由此可見，清代在繼承明代的基礎上，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進行了正式的行政管轄，無論是清代高級官員還是低級管理者都將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納入巡查管轄的范圍，他們的記敘文獻表明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地方志記錄
地方志是全面系統地記錄各地行政區域的自然、經濟、文化、社會的歷史和現狀的文獻。臺灣地方志又分為府志和縣志兩種，此類官修志書比較具有代表性和權威性，并且都對釣魚島進行了記錄。
以臺灣府志而論，乾隆十二年（1747年）巡臺御史范咸編撰的《重修臺灣府志》和嘉慶十二年（1807年）臺灣知府余文儀編撰的《續修臺灣府志》最為典型，兩本府志記載的內容大致相同，現摘錄如下：
近海港口哨船可出入者，只鹿耳門、南路打鼓港（打鼓山南岐后水中有雞心礁）、北路蚊港 、笨港、淡水港、小雞籠、八尺門。其余如風山、大港、西溪……可通杉板船。臺灣州仔尾、西港子、灣里 ……只容祜仔小船。再，鳳山岐后、枋寮、加六堂……今盡淤塞，惟小魚船往來耳。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釣魚臺，可泊大船十余；崇義之薛坡蘭，可進杉板。
以臺灣縣志而論，清代臺灣的縣志也記載了釣魚島的信息。這其中，乾隆十七年（1752年）臺灣知縣魯鼎梅修撰的《臺灣縣志》和嘉慶十年（1805年）臺灣知縣薛志亮主修的《續修臺灣縣志》最為典型，兩本縣志對釣魚島的記載也大致相同，現一并摘錄如下：
環臺皆海也。自邑治計之，南至鳳山縣之沙馬礬頭，旱程二百九十六里，水程七更；北至淡水廳之雞籠鼻頭山，旱程六百三十里，水程一十九更；西北至鹿耳門，水程二十五里……舟從沙馬磯頭盤轉，可入卑南覓諸社。山后大洋之北，有嶼名釣魚臺，可泊巨舟十余艘。崇爻山下薛坡蘭港可進三板船。
可見，代表清朝官方文書的臺灣各級地方政府修撰的地方志，都將釣魚島視作臺灣的一部分，在行政管理層面確定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歸屬權，更明確證實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臺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明清時期的海防圖籍和官方地圖
明中葉，由于倭寇輪番入侵，明廷對海防的認識進一步加深，關于海防的相關著述也大量出現。其中，明代許多官方圖籍都對釣魚島有過正式的記載。
明朝封疆大吏胡宗憲幕僚鄭若曾編撰的《籌海圖編》是中國古代出現時間最早、內容也較為詳盡的海防圖集，書中卷一《福建沿海山沙圖》中明確標記了釣魚嶼及其附屬島嶼的名稱與方位，將各島嶼列入福建管轄的范圍之內。
此后編撰的各類海防圖錄，如嘉靖三十四年（1565年），奉命出使日本的使臣鄭舜功所撰《日本一鑒·桴海圖經》，嘉靖三十六年謝廷杰所撰《兩浙海防》，萬歷二十年（1592年）鄧鐘所撰《籌海重撰》，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王在晉所纂《海防纂要》等書大多不同程度借鑒了鄭若曾的《籌海圖編》，都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作了明確的標記。
明中葉嘉靖年間出現的大量海防圖集，以《籌海圖編》為代表，明確將釣魚島列入福建省海防管轄范疇之內，證明了釣魚島屬于中國，更證實了中國對這些島嶼行使著無可爭議的管轄權。
清代康雍乾三朝是中國古代大一統王朝的鼎盛時期，康熙年間朝廷便對全國疆域進行了勘測，因而留下了大量有關釣魚島的地圖圖冊。其中康熙年間編撰的《皇輿全圖》及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在《皇輿全圖》基礎上編撰的《坤輿全圖》補充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標識。
同治二年（1863年），湖北巡撫胡林翼等人倡導并主持繪制的《皇朝中外一統輿圖》更加明確地用漢字名稱標出了臺灣及其附屬島嶼黃尾嶼、赤尾嶼、小琉球、彭佳山等等地名，不但具體標注了釣魚島的古名，更用圈線明確標明了中國和琉球的界線，即在赤尾嶼與姑米山之間。
綜上所述，通過對有關釣魚島的大量明清文獻的分類梳理和分析，我們很明顯地可以得出結論，釣魚島早在明代就已被我國沿海居民命名并劃歸我國領土的一部分，明清時期的官員記錄、地方志、海防圖、地圖等各類文獻也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嚴格劃分了中國和琉球的邊境線，多角度證明了明清政府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治理權。釣魚島的歸屬權在中國，這是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
清廷冊封琉球航海圖——《針路圖》
《針路圖》選自清乾隆年周煌所輯《琉球國志略》，此圖是一幅航海圖，表現了大清“封舟”（即代表朝廷出海賜封海外王的舟船）的“出洋”航線。此后，又有其彩繪本《封舟出洋順風針路圖》，圖的內容沒變只是在南邊的航線上加畫了兩個“封舟”。
《針路圖》所說的“針路”即航路。在指南針出現之前，海上航行主要通過天文和地文導航來確定航向。天文導航即通過確認星辰的方位和距地平線的高度來計算船只所在位置。地文導航則是通過辨識沿途的特征標志物來確定方位航向。“針路”即使用指南針導航將每一航段對應的羅盤針位都記錄下來，用針位信息構成一條完整的航線，故稱為“針路”。在沒有機械動力之前，海上行船主要是靠季風，借風而行，所以，其彩繪本也稱《封舟出洋順風針路圖》。
此圖的方位為上南下北，右西左東。圖上的出發港為右側的福州的羅星塔（今馬尾港），圖左側的到達港是琉球那壩港（那壩是琉球國都所在地）。在往返的“針路”上，繪出了海上的重要地標。如南邊的出航航線，西起的定海閩安鎮，東沙島、彭湖、雞籠山、花岷嶼、彰佳山、釣魚臺、黃尾嶼、赤尾嶼、姑米山、馬齒山，最后到達東邊的中山島那霸港。返航的航線上地標較少，主要標注了南杞山、臺山、黑麻山、五虎門等。
圖中還用文字詳細標注往返“針路”：元、明、清用于導航的羅盤是24方位水羅盤。這種技術利用8個天干(10個天干減去位于中間的“戊”和“己”)、12個地支、及八卦的四個方位，將航海羅盤圓周分為24等分，使方向能夠準確地指示：子為正北0度、癸為15度……卯為正東90度、乙為105度……巽為東南135度……午為正南180度……坤為西南225度……酉為正西270度……干為西北315度……
單針羅經只用一個方位，并冠以“單”字，例如：單辰針（120 度），單酉針（正西 270 度）。有的航海圖用“丹”字代替“單”字，丹酉針同單酉針。例如《鄭和航海圖》中“太倉港口開船用丹乙針”就是說“太倉港口開船用指南針105度方向航行。”
此出航針路，由圖右向左排列，如“自五虎門開洋”、“乙辰針六更”、“單乙針五更見雞籠山”（更是計算里程的單位一般說法，以一晝夜為十更，一更的里程約50-60里）。返航的針路由圖左起，由于主要利用強勁的東南季風，所以姑米山后一直向著西偏北方向航行，見南杞山后，再轉向西南方向沿著臺山、里麻山等島嶼。最后用“申針（西南偏西）定海下錠，入五虎門”。
這里要指出的是早在《針路圖》誕生的100多年前，荷蘭人精確的海圖繪制技術就已到達了臺灣島；但這幅航海圖采用的仍是300多年前《鄭和航海圖》的繪圖方法，其繪圖技術與大航海時代完全沒有接上軌，落后程度可見一斑。所以，這幅海圖在中國海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非“針路”技術進步，而是因圖面上較為準確地繪制并標注出了臺灣東部的釣魚臺、黃尾嶼和赤尾嶼等重要島嶼而另有其歷史價值。
釣魚臺即今天的釣魚島，是臺灣東北部的一個很小的島嶼。早在明代永樂元年（1402年）的《順風相送》航海圖抄本中，就已有了關于它的記載，這是今存最早記載釣魚島的典籍（原本現藏在英國牛津大學鮑德里氏圖書館）。日本主張對釣魚島列嶼擁有主權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日人古賀辰四郎在1884年發現該島，聲稱日本人為釣魚島列嶼的發現者。這顯然與中國早有文獻記錄的史實不附。
據近年發現的清代中期著名學者錢泳的1840年左右抄同時代的著名文人沈復《浮生六記》的稿本，其中《浮生六記》第五記《海國記》載，嘉慶十三年（1808年）“……十三日辰刻，見釣魚臺，形如筆架。遙祭黑水溝，遂叩禱于天后。忽見白燕大如鷗，繞檣而飛，是日即轉風。十四日早，隱隱見姑米山，入琉球界矣。”這段文字明確記述有“隱隱見姑米山，入琉球界矣”。典籍記載再次證明，琉球國西部領域是從姑米山（即現在沖繩的久米島）開始的，以黑水溝為清廷與琉球國的分界線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所以，無論從所謂發現，還是從海域劃分，還是這幅《封舟出洋順風針路圖》來看，釣魚臺（島）都不屬于琉球，更不屬于日本，而是中國固有領土。這也是此圖重要的歷史價值所在。
圖: 《針路圖》為清代自福州至琉球那壩港之間的往返航海路線圖。
圖：此圖是《針路圖》同時代的彩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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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一個淹沒在歷史之中的國度
（圖片來自攜程網琉球福州園，此為福州冶亭。）
聞一多先生的《七子之歌-臺灣》里寫到：“我們是東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臺灣”，這里的臺灣的“群弟”，琉球。琉球，是一個被歷史淹沒了的國度；琉球，是一群站在歷史之中的島嶼；琉球，是解開一串政治真相的關鍵詞。
琉球位于太平洋以西，介于日本和中國臺灣之間，最初琉球國的疆域北起奄美大島，東到喜界島，南止波照間島，西界與那國島。琉球列島與我國的閩浙隔海相望，自隋后，與中國的交往散見各種文獻。12世紀建國，14世紀與中國正式建交，成為古代東亞以中國為核心的“宗藩朝貢體系”的重要成員，是東北亞和東南亞鄰近國家的貿易樞杻。然而，古琉球在100多年前被崛起的日本侵占后，先設置“琉球藩”，后設置為“沖繩縣”，歷史上的琉球國就此消失。1945年，由于國民黨政府的不作為，使得原本在二戰后就可以獲得主權的琉球國，《波茨坦公告》的模棱兩可約定中，琉球國的權屬成為了一個歷史的難題。
但，歷史已然記住琉球國曾是一個獨立的王國，藩屬于中國，這個曾沒有系統文字的國度，在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后，開始大量地學習中國的文化，包括中國的方塊字、帶有福州腔的官話，甚至國土上建筑的一磚一瓦。
是琉球還是沖繩，歷史說
琉球國與中國的正式建交是1372年，即明朝成立剛剛成立的第五個年頭，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行人楊載向琉球三國發布詔諭，中山國國王察度派弟泰期出使明朝。當時，琉球列島上屬于“三國”并立的時代，即北山、中山、南山。1383年，北山王和山南王也相繼向明朝進貢。至此，北山、中山、南山三國開始向明政府朝貢，成為明王朝的藩屬國，揭開了一段長達500多年的中琉交好的歷史。
朝貢與冊封是中琉關系中最為重要的交流方式，僅明朝，中國政府對琉球國王的冊封就有20多次，而琉球入明朝貢達300余次，并且這些大多都有詳細的使事記錄，無疑都是研究琉球歷史和中琉關系的第一手資料，這些文獻上記載的是不可能被抹去的真實。在福建省福州市臺江區，坐落著一座見證中琉歷史的館舍——“琉球館”。琉球是為接待琉球國使節而建立的館舍，又名“柔遠驛”。福州的琉球館始建于明朝的成化八年（1472），重建于清朝康熙六年（1667），負責接待琉球國來中國的進貢使和琉球來中國的留學生，對中琉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交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今天的沖繩“縣立博物館”中，有一口鑄造于1458年的“萬國津梁鐘”，也是中琉關系的見證物。這口原本懸掛在琉球王國首里城正殿門前的大鐘上這樣銘刻著：“琉球國者，南海勝地也。鐘三韓之秀，以大明為輔車，以日域為唇齒，在此二中間涌出之蓬萊島也”“以舟楫為萬國津梁，異產至寶，充滿十方剎，地靈人物，遠扇和夏仁風”。“萬國津梁”展示出琉球國人的抱負與自豪，在實行海禁制度的明代，琉球卻承擔起中國溝通海外的重要任務，《明史》中記載的琉球朝貢次數幾乎是其他各國的總和。依靠著政治優惠，以及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琉球成為東亞各國貿易的中轉中心，依靠轉口貿易興旺了起來，成為名符其實的“萬國津梁，東南亞地區十分重要的貿易島嶼。
萬國津梁鐘鑄造于公元1458年，鑄有漢字，本懸掛于琉球國首里城的正殿內。
正是琉球逐步發展起來的經濟，以及它特殊的地理位置，1609年，琉球國被位于日本九州最南部的薩摩藩侵略，失去奄美群島之領土，日本控制了琉球列島的北部，琉球國開始向中日兩國同時朝貢。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在太平洋中的戰略地位，為此，日本進一步地入侵，于1871年先強制“冊封”琉球國王為藩王，使琉球成為日本的令制國。而后，在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群島是日本的領土，不承認中國自1372年起對琉球的宗主國地位，宣布廢除琉球國，設置琉球藩，冊封琉球國王尚泰為"藩王"，正式占領琉球。1875年7月24日，在日本的逼迫下，琉球國停止向中國朝貢，明治政府派遣內務大丞松田道之赴琉球，強迫琉球國王停止向清朝朝貢禮儀，斷絕與清朝的外交關系，從此琉球國成為日本的傀儡國，開始使用日本年號，同時也結束了琉球國與中國長達500多年的朝貢關系。而到了1879年3月30日，日本又再一次用武力吞并琉球國，日本將最后一位琉球國王尚泰和他的兒子尚典移居到東京，置琉球為沖繩縣。“琉球國”這個名詞就湮沒在現實的歷史，琉球國滅亡。
琉球國王尚敬為遣使進貢事表文（乾隆11年）-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日本對琉球國的強行侵占，曾引起許多國家的不滿，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種方式進行過反抗，但都失敗了。琉球國滅亡之后，許多不滿日本統治的琉球人都流亡中國，其中有不少居住在位于福州臺江的琉球館附近。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后，琉球本已脫離日本回歸自主。1971年中美建交前夕，由于擔心其軍事基地無處立足，美國遂將琉球的行政管理權（并非主權）交給日本。1971年，因無力推翻美國的決定，數萬琉球人集聚中心廣場號哭，發誓要趕走日本侵略者。幾十年來，他們從未停止過爭取獨立的斗爭。2006年3月，琉球全民公投，75%民眾投票要求獨立，恢復與中國的自由往來；25%日裔移民，雖不要求獨立，卻也贊成自治。
釣魚島，帶你去琉球
古代中國的航海技術屬于世界一流，其中福建的先民更是領軍人物，不論是福州的馬尾還是漳州的月港。祖先們漂洋過海，通過驚濤駭浪，在帶來物質財富的同時，也積累了許多的航海經驗，并凝結成冊，用默默的文字向世人訴說歷史的真相。從明代而起，當然這剛好也是整個世界的航海大時代的背景下，中國開始出現了大量的航海通書，如《羅經針簿》《渡海方程》《四海指南》《航海全書》等，但這些都是舟子相傳的秘本，藏書家鮮少著錄這些書，所以傳承下來的不多，存世的也十分可貴。在英國牛津大學的鮑德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中，藏有兩本海道針經：《順風相送》和《指南正法》，這兩本珍貴的舊抄本大約是由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帶回歐洲的，最后于1639年由勞德大主教（Arch.Laud）收購后而捐贈給圖書館的。
圖片來自網絡，此書藏于牛津大學
這兩本書都詳細地記載著往返中國琉球之間的航海路線，我們發現，沒有釣魚島或釣魚嶼這個太平洋中的島嶼，中國先民們在前往琉球的航程中就會十分迷茫，在古代大海的航行中，島嶼是人們辨明方向最為重要的參照物，而釣魚島是無疑是福建前往琉球的“航標”。
《順風相送》中是這樣記載的：“太武（今金門島）放洋，用甲寅針七更船取鳥坵。用甲寅并甲卯針正南東墻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頭（指臺灣南部的琉球仔，也稱小琉球）。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風東涌開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單卯取釣魚嶼。南風東涌放洋，用乙辰針取小琉球頭，至彭家花瓶嶼在內。正南風梅花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單乙取釣魚嶼南邊。用卯針取赤坎嶼。用艮針取枯美山。南風用單辰四更，看好風單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馬齒山，是麻山赤嶼。用甲卯針取琉球國為妙。”從這上面的記載我們可以了解到，福建往琉球的途中是經過臺灣、釣魚嶼（今釣魚島）。而從琉球回福建的回針為：“港口用坤申一更半平古巴山是麻山。用辛酉四更半，用辰戌十二更、單乾四更、單辛五更、辛酉十六更認是東山路，望下勢便是南犯，坤未三更半臺山，三更是鳥麻山，坤針見官塘。五更平官塘，取定海千戶所前拋為妙。”
圖片來自網絡，示意以增加理解。
《指南正法》中關于前往琉球的針路，始發港便直接定為了福州，從福州長樂梅花港開船，即“梅花開舡（同船），用乙辰七更取圭龍長。用辰巽三更取花矸嶼。單卯六更取釣魚臺北邊過。用單卯四更取黃尾嶼北邊。單卯十更取枯美山。看風沉南北用甲寅，臨時機變。用乙卯七更取馬齒北邊過。用單卯寅取濠灞港，即琉球也。”從琉球回福州針路為：“琉球開舡，用單申一更取包而是麻山。用辛酉取枯美山。用辛酉四更，又用辛戌十五更、單酉十九更，又用辛酉十五更取南杞山。坤未三更取臺山。用坤未三更取霜山。用單坤取官塘，收入定海千戶所。”
在中琉500多年的往來風浪中，釣魚島見證著這段琉球國在中國的支持下，琉球人民周旋于茫茫大洋，往來貿易于東南亞國度，甚至更遠的歐洲，他們創造財富，學習文化，逐步壯大的歷史。
久米村里吃“甕菜”
在沖繩首府那霸市，有一座向市民開放的中國式園林公園——福州園，漫步公園，倚著小橋觀流水，靠著“兩塔”看“三山”，你會產生時空錯覺，以為來到了福州。是的，這個占地8500平方米的“福州園”確實原汁原味，1992年，為了紀念中國福州市與那霸市結為友好城市10周年，由那霸市政府投資9億日元而修建的中國式庭園。公園不僅以福州的“三山兩塔一江”為基調，運用中國傳統園林小中見大的景觀布局和藝術構圖建成，甚至建筑材料也是使用福州當地的材料，可以說，有著濃濃的“福州味”。
看，這像福州的白塔還是烏塔？
走出公園，你踏上街區，就可以感受到滿眼的熟悉，不論是那古老的建筑，亦或當地居民所散發出人情，這里滿滿地中國味，如果仔細聽聽，也許還有一兩句熟悉的發音，福州人的你也許有種聽到鄉音的感覺。是的，這不是錯覺，你聽到確實就是閩語鄉音。漢語在琉球廣泛流行，琉球方言中至今仍有許多與福建方言發音相同，如吃飽了、阿媽、香片、龍眼、大碗、斗雞、斗牛、桔餅、貓、豬、南瓜、絲面、甕菜等詞匯，借用的是福建方言的詞匯。琉球至今還流傳著幾百年前琉球國的宮廷樂曲：《紗窗外》，幾百年來原汁原味，從未改變，不是用日語，而是用很純正的普通話唱——明朝普通話！中國的文化在琉球深深地扎下了根，數百年過去，古老文化的氣息依然清新。
洪武二十五年（1392），洪武帝朱元璋為加強中琉之間的朝貢貿易關系，賜琉球“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移居琉球的閩人三十六姓，到了琉球后都受到重用，“知書者授大夫、長史，以為貢謝之司；習海者授通事、總管，為指南之備”。他們為琉球的航海貿易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引入了大量福建的文學、藝術、建筑、陶瓷、染織等文明成果，使得琉球“風俗淳美”，“民物皆易，而為衣冠禮義之鄉”。
中國的文化對古琉球國產生的影響十分巨大，其中以福建文化對琉球的影響最大。除了政治需求，琉球國對中國的經濟、文化的需求也是很大。每當琉球國的國王嗣立，他們都會向中國請命冊封，沒有中國政府的冊封認可，國王的繼任就無法被視為正統。為此，明清兩朝大多應其請求，并派遣大型使團，在福建造船起航，遠涉重洋，行冊封之禮。大型的冊封使團是中國文化在琉球上傳播的途徑之一。冊封使團設正副使，隨行者除了政府所規定的各種官員、兵丁、水手外，還有冊封使挑選的“從客”，包括各個行業，如：文人墨客、琴師畫匠、高僧、工匠、藝人等。由于福州是中國與琉球往來的唯一口岸，使團的各類隨員自然以福建籍貫的人員為主，這些福建籍隨行的“從客”到達琉球后，無疑對在琉球傳播福建文化產生作用。
首里城是位于琉球群島的琉球島南部首里市以東一座琉球式城堡，建造于13世紀末至14世紀初。
（從15世紀至19世紀，首里城是琉球國的都城所在地和王宮，是琉球王國的政治和權力的中心。圖為正殿，是琉球國王辦理公事和舉行重要儀式的場所，也是琉球王國最大的木結構建筑物，糅合了中國傳統建筑的特點，形態宏偉，色彩鮮艷。主殿有三層，寬29米，進深17米，高約16米，十一間七進，前面有五間一進的抱廈，重檐歇山頂中央為唐破風。正殿雙層建筑與北京故宮的太和殿極其相似，只是規模小一些。）
琉球派遣來華的入貢使團、留學人員也是中國文化傳播者。為了與中國進行貿易交流，自明起，琉球就以各種名義派遣使團來朝，如進貢、謝恩、請封、迎封、上書、報倭警、送留學生、送漂民等，往往“一歲數至”。琉球的入貢使團通常有百余人甚至數百人組成，抵達福州后，先住一小段時間，而后在福建的地方官的安排下，正副使節及隨員北上進京，這個人員的數量不過一二十人，而其余的便留在驛館——柔遠驛，等候使節的南歸，而后便一同搭船回國。而這些留居的人員，在漫長的等待期間，或從事貿易或學習各種技藝，對閩人的禮儀習尚耳濡目染，并將這些習俗帶回琉球。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五月，琉球中山王察度從子“日孜每、闊八馬、寨官子仁悅慈入國學讀書”，琉球“國人入監肄業，自此而始。”一些留學生在福州長期生活后，也把福建的民間習俗帶回琉球。為此，琉球國傳統的上巳節、端午節、中元節、中秋節、祭灶等節日的禮儀大多與福建的相仿。歷史上，琉球先后向中國派遣了二十多批次史籍稱為“官生”的留學生，另外還有一部分人在福州的琉球會館學習各種專業知識和技能，他們被稱為“勤學人”，學習的期限和方法都比較靈活，也比較有成效，所學的內容十分廣泛，主要有天文地理、制茶、制瓷、制糖、紡織、冶金、農作物栽培、制墨、醫術、音樂、戲曲、法律等。另外飄風難民、海上貿易的私商等也是傳播福建文化的媒介。不少琉球服飾式樣也仿制福建。除了文化技藝影響琉球，在社會習俗、方式等方面，福建對琉球的影響也是很大。閩菜是中國八大菜系之一，閩菜是以福州菜系為主的，為此，福州的烹飪技術流行于琉球宮廷和上流社會。琉球民間的桔餅、黃米糕、千重糕、山東粉等食品及豆芽炒豆腐等菜肴也與福州地區百姓家的作法一樣。
位于福州市臺江區琯后街的琉球館：柔遠驛
琉球國滅國之后，仍有琉球人來閩學習。《福州市志》的記載，琉球人東恩納寬量于光緒三年(1877)，上地完文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先后在福州分別向劉良興(音譯)、周子和學武，回日本后各自創日本剛柔流和上地流空手道，而今日本的柔道與空手道流傳到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1984年3月30日，日本沖繩上地流空手道協會長上地完英和北美洲上地流空手道協會周志瑪存會長率領的26人的代表團到福州的閩侯南嶼尋根訪祖，確認周子和是他們空手道的始祖。
不一樣的時空，一樣的神鬼
古代航海因存在著各種風險，在出海之前必須先行祭祀，以求得到神靈的護佑。福州陳文龍尚書廟和馬尾閩安鎮的海濱怡山院媽祖宮是中琉兩國行船前必先拜祭的神靈。
南宋莆田陳文龍與抗元英雄文天祥是同時代人，都是南宋后期的狀元、丞相，他們的出身、仕途、遭遇幾乎相同，最后又同樣為國殉職，是南宋著名的抗元英雄。明洪武年間，朱元璋命中書省派員到地方訪求應祀的神祇，“凡有功國家及惠愛在民者，著于祀典，令有司歲時到祭。”陳文龍從當時起便成為護佑一方的神靈。琉球與中國隔著浩瀚大海，而福建距琉球最近。凡“冊封使團”出發前必定先到“旨奉祀典”的陳文龍廟祭祀之后啟程，或將陳文龍造像陪同使團前往琉球，祈求保佑使團平安往返于中琉之間。陳文龍“神靈顯赫”，都能盡到“責任”，每次都使使團平安，很受皇朝贊賞，所以，皇朝就對他一次次地加以敕封，明代崇禎和清代康熙、乾隆年間，曾三次敕封陳文龍為“水部尚書”和加封“鎮海王”，皇朝通過對陳文龍的敕封，以求使團永遠受到陳文龍的庇佑，能在風平浪靜，海不揚波的情況下保護冊封使團平安往返于中琉之間。
（圖為位于上下杭三通橋旁陳文龍尚書廟，陳文龍是明朝詔封福州府城隍。）
福州與閩安鎮與琉球國的關系都十分密切，閩安鎮五虎門是琉球國貢船、商船航行抵達中國的首站口岸，琉球貢船及謝恩使、慶賀使、進香使和留學生等所乘海船，都是在閩安鎮海關登岸。在1372至1879年間500余年歷史中，閩安鎮成為福州與琉球友好關系前哨的見證，也是中國與琉球人民文化交流和海上貿易的見證。凡中國與琉球國的互派使者、往來人員及留學生都經閩安鎮港轉道；琉球等國進貢船經閩安鎮海關檢驗封艙后，護送駛入福州內港河口，貯存在進貢廠，擇期取道進京。閩安鎮的海濱怡山院（媽祖宮），明清兩代從福州駛往琉球國的冊封使船及琉球國貢商船不無都停泊此江邊，上岸祭祀媽祖后開航，至今石碑尚存，碑文載有“新建天后祠，冊封琉球副使內閣中書、長蘆于宮篆”等字樣，無疑是研究福州與琉球重要關系的見證。
福建福州馬尾閩安迥龍橋
明初朝廷所賜三十六姓及隨后陸續入籍琉球的多是古閩安鎮與福州河口周邊的人，清朝出使琉球國使節也多為福州人。嘉慶十三年（1808），奉命琉球國正使的齊鯤是福州倉山區齊安村人；道光十八年（1838），出使琉球國的狀元林鴻年是福州鼓樓區人。嘉慶年間，閩安水師左營都司陳瑞芳領兵百名護送冊封使赴琉球國途中殉職，受到琉球王與清嘉慶帝贈銀撫恤。琉球國一些貢船商船漁船因遭風浪侵襲，就在閩安鎮港口避風。
據載，福建地區亡故的琉球人前后有578人，大多數就地埋葬，福州地區的長安山白泉庵、高蓋山、福建建筑學校和上渡塔仔村、連江鎮海鎮都有明清兩代的琉球墓。位于福建師范大學長安山后白泉庵的琉球墓園（福州長安山公園旁），是明清時代福州地方政府專門為客死福州的琉球人開辟的官方墓群，墓園占地面積3120平方米，內有10座琉球墓，墓主的身份，有琉球國的王府財政官，有身份低微的進貢船水手，有擔任朝貢翻譯業務的通事，也有前來中國學習醫道的青青子衿。另外，最大規模的還算是福州古閩安鎮西碼山麓的琉球墓群，規模十分龐大、占地2600多平方米的琉球墓群，埋葬了263位從琉球來福州的海上遇難與病故的官員、船員、商人。散落在福建各地的琉球墓園，是全國不可多得的研究琉球歷史和古代中琉交往的歷史古跡。福州的琉球墓便是福州和沖繩人民的友誼源遠流長、關系密切的見證。2000年，沖繩縣十三人前來閩安參訪，稱祖先是福州閩安鎮人，他們在閩安協臺衙門與琉球墓各捧了一把土用布包好帶回日本紀念。
琉球墓群，位于福州市倉山區長安山。
背景資料：久米村的居民是來自中國福建的閩人三十六姓的后裔,閩人三十六姓是對明朝遷居琉球的福建人三十六姓的總稱。1981年5月那霸與福州成為友好城市,1991年那霸建市70周年,也是與福州締結友好城市10周年。為了紀念這段歷史,那霸市政府于1992年9月修建完成了“福州園”,將福州代表性風景融入園中,成為當地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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