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照片及名字以及東字的公司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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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1年13位代表參加一大，28年后僅有兩人見證開國大典，是誰？

1921年13位代表參加一大，28年后僅有兩人見證開國大典，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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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是代理過毛主席次數最多的領導人。

1945年毛主席離開延安前往重慶談判、1949年建國后毛主席首次訪蘇、1953年毛主席離京到杭州休養，都是由劉少奇暫時代替其“主席”職務，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劉少奇也成為繼毛主席之后，我國的第二位“國家主席”。

建國初期，我們的周總理也曾出國訪問，那么誰來暫代“總理”？關于這一點，毛主席就曾親自作出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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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2日，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天，蘇聯政府給我國發來照會，決定和我國建立外交關系，并邀請我國領導人訪蘇。

兩個月后，毛主席一行受邀前往蘇聯，一是為蘇聯領袖斯大林賀壽，與蘇聯方面交換對世界形勢的意見；二是與蘇聯簽訂新的同盟條約，并向蘇聯借款，促進新中國的經濟恢復與建設。

1949年12月16日，毛主席一行抵達莫斯科，開始了對蘇聯的第一次訪問。到蘇聯當天，毛主席一行便受到斯大林的熱烈歡迎。接下來的日子里，毛主席數次與斯大林溝通關于簽訂條約的問題，并及時與留在國內的各位領導人及時溝通。

圖|毛主席在蘇聯與斯大林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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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國內的許多大事，則交由周總理處理。而且，建國之初，百廢俱興，周總理要忙的事情有許多。我們國家的外交部也剛剛成立，周總理還兼任外交部長，負責處理許多外交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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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處理國內的事務，在毛主席出訪蘇聯時，作為外交部長的周總理并沒有隨行。

但是在與蘇聯方面溝通條約問題時，始終沒有達成一致。毛主席問斯大林：“為了解決條約問題，是否需要周恩來到莫斯科來？”

中蘇要簽訂新的條約，必然要進行嚴謹且持久的談判，這不可避免地需要兩國外交方面的負責人出席協商，我國的外交領導人，正是周總理。

當毛主席詢問斯大林時，得到的答復是：“這個問題應由你們自己決定，或許，其他事情需要周恩來解決。”

1950年1月，毛主席到蘇聯的一個多月后，給中共中央發來一份電報，電報中表示：

“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來周恩來同志來莫斯科，并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貸款、通商、民航等多項協定。收到此電后，請于5天內準備完畢，希望周恩來攜貿易部長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的文件材料，于1月9日從北京動身，坐火車（不坐飛機）來莫斯科。”

這份電報意味著，兩位中央重要領導人毛主席、周總理都要到蘇聯去，而國內還處在建國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還有太多的工作要做，還需要有人主持。

毛主席出國期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暫時由劉少奇同志代理；那么日理萬機的周總理身上的許多工作，又要交給誰呢？

要知道，“總理”一職關乎國家大計，關乎百姓民生，并不是任誰都可以勝任這一職務的。毛主席深思熟慮，有了自己的考量，在發來的電報中，他給出了自己的建議，那就是由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出任代總理。

出于謹慎考量，毛主席在電報中強調了一點：“對外不要發表，待周恩來到莫斯科后才發表。”

無論從資歷經驗，還是從個人能力考慮，毛主席的建議確實很合理，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的董必武確實是代總理的合適人選。

圖|董必武

1月9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周恩來總理組織召開政務院總黨組干事會全體會議，通報毛主席的提議，并宣布：在周總理訪問莫斯科期間，董必武代理政務院總理、以及總黨組書記，主持政務院的全面工作。

第二天，1月10日，周總理便率李富春、葉季壯等人乘車離開北京，前往莫斯科，與毛主席等領導人會合，解決中蘇條約的問題。

周總理一行離開，董必武代理政務院總理的職務也自此開始......

圖|董必武視察湖北

董必武，是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國的締造者之一。1949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上，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以有力的聲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董必武就站在毛主席的身邊，親身感受著這激動人心的一刻。

28年前，毛主席、董必武同時從家鄉來到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上與會代表們共同制定黨的第一個綱領，共同探討革命的前途與未來。

參加中共一大的，有毛主席、董必武、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潭秋、何叔衡、陳公博、王盡美、鄧恩銘、周佛海、包惠僧13位代表。

這13位代表在后來漫漫革命征途時中有了不同的方向，有人為革命犧牲，有人卻叛變革命，董必武與毛主席則始終奮戰在革命道路上，28年后見證開國大典的昔日“一大代表”，也僅僅只有他們兩位。

圖|開國大典

董必武比毛主席大7歲，毛主席習慣尊稱他為“董老”。幾十年革命生涯，董必武見證、參與著革命路上的每一個偉大時刻。

北伐戰爭期間，董必武是中共武漢區執委會委員、湖北區執委會委員，他在湖北發動用用200多萬農協會員的湖北農民運動，與毛主席組織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交相輝映，形成巨大的革命聲勢，推動北伐戰爭勝利進軍。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蔣介石公然叛變革命，也是董必武同毛主席鄧演達、宋慶齡等數十余人，共同聯名通電討蔣，公開譴責“蔣介石是總理之叛徒，民眾之蟊賊”，痛斥蔣介石的惡劣作為，他絲毫不懼生命危險，敢于同國民黨反動派做斗爭。

國共內戰時期，當時毛主席面臨過一段處境艱難的時期，董必武始終堅定都支持毛主席的正確主張，這給了正身處逆境的毛主席的心靈很大的慰藉。從中央蘇區、到長征、再到駐扎陜甘寧，這時候已經年近半百的董必武即使歷經千難萬險，也從未改變過革命意志。

作為中央黨校校長的他不僅為抗日戰爭培養了大批領導骨干，還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長期奮戰在國民黨統治區，與周恩來一起，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抗日戰爭勝利后，董必武又參與國共談判，為爭取和平而進行斗爭，周恩來從重慶到南京，領導談判工作，他后來返回延安，是董必武繼續留在南京，在內戰已爆發的情況下繼續做國民黨方面的工作，這其實是冒著巨大的風險的。

圖|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中共代表團合影；前排左三為董必武

從共產黨成立，到新中國成立間的二十多年里，董必武從一個意氣風發的青年，也成長為斗爭經驗豐富的革命先輩，他曾屢任要職，從國共合作期間的國民黨政府要員、到抗戰期間的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領導人，一直到解放戰爭時期的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主席、華北人民政府主席， 他為革命的最終勝利做了太多工作。

后來不止是毛主席，黨內的同志們都統一尊稱其為“董老”。

圖|董必武（右二）在開國大典上

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已經是63歲的高齡，依然沒有放棄做工作。華北人民政府機關遷到北平時，董必武在北平多次接待民主人士、以及各界代表，籌備新政協會議，為新中國的成立做足準備。

當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終于在萬眾矚目中舉行，董必武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看著祖國大地上的全新面貌，想來也會想起一步步走來的幾十個春秋，感慨萬千吧。

建國初，董必武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等職，身上責任艱巨。董必武早年留學時，攻讀法律專業，建國后面臨創建人民新法制的艱巨任務，董必武便奮戰在政法戰線上。

新中國剛剛成立幾個月，就出現了毛主席、周總理都不在國內的情況，董必武便扛起了代總理的艱巨任務。

圖|董必武與彭真在中南海

擔任代總理期間，原本就忙碌的董必武更加繁忙了，一方面，他要與身處蘇聯的領導人毛主席、周總理時刻保持聯系，向領導人匯報國內的情況；另一方面，偌大的政務院的工作有許多，董必武要主持政務院的工作，根本閑不下來。

董必武常常是一個會接著一個會地開，許多工作等待著他處理，尤其是作為代總理，他還要負責主持召開政務會議、專門委員會會議，討論和決定國家的許多重大事務。

要知道，剛剛從戰爭中喘息過來的老百姓生活上還有許多問題亟需解決，包括吃飯、物資等各種生活必須要面對的問題，董必武領導政務院開展了大量的工作，他貫徹毛主席“不許餓死一個人”的指示，成立中央救災委員會，調撥糧食，同時還統一全國的財政收支，穩定物價，盡快讓百姓恢復到正常的生活秩序中來。

圖|董必武

1950年2月，在一封寫給堂侄的信件中，董必武提到自己的忙碌生活，他說：

“我忙的情形你們是難以想象的，別人在星期六下午、星期日一般不辦公，夜晚只有我們黨內少數人辦公，夜晚辦公的，白天往往不辦公。我呢，早晨總是七點多起床，晚上總是兩點多才睡覺，無所謂星期六下午，無所謂星期日，隨我工作的秘書和警衛人員都拖得很辛苦......”

他說他要想的不僅是自己家人如何生活，而是組織全國工農軍民所有人生產的問題，是解決成百數千萬人的生活問題，他身上的責任是如此解決。在那段代理總理的日子里，他白天在開會，夜晚在開會，一整天24個小時，他有近20個小時都在工作。

恐怕連他自己，都忽略他已是過了花甲之年的年紀了。

圖|朱德、董必武等領導人視察

1950年3月，毛主席、周總理一行在蘇聯已經成功簽訂合約，一路經東北順利返回北京，董必武代行總理的職務也結束，他當面見周總理，向他匯報兩個月以來的工作情況。

兩個月內，在我們國家百廢俱興、萬事忙碌的情況下，董必武做出了許多的成績，他的工作終不負毛主席、周總理所托。

以后的日子里，董必武奮戰在我國的法制建設道路上，致力于大力培養法律人才，我我國的法制建設做出了許多貢獻。

圖|董必武晚年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后的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年事已高，心力交瘁，周總理身患重癥，身體虛弱，就在1972年，毛主席還請董必武出任國家代理主席，治理國政，支撐危局。

而當時，董必武也已經是八十多歲的高齡，可見毛主席對董必武的無限信任。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病逝。諸位領導人聞訊，悲痛萬分。在董必武的追悼會上，葉劍英悲痛表示：

“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輩子做好事，不愧為無限忠誠于黨和人民的無產階級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