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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伊始，道孚縣文旅局工作人員首當其沖，演唱了《雁子》等膾炙人口的佳曲引來數名群眾駐足觀看，在主持人說完“大家想唱歌的都可以大膽的走到舞臺上來哦！”，話音剛落，就有群眾自告奮勇上臺演唱自己的拿手歌曲，夜色逐漸變深，觀眾們打開手機電筒為“歌手”們制造演唱氛圍，有攝影愛好者拿出自己的航拍器材拍攝這愉快的場景，有漢服愛好者衣袂飄飄上臺展示服裝、演唱歌曲，現場好不熱鬧。直到八點鐘演出結束，活動的歡快氣氛仍然余韻猶存... 據道孚縣文旅局工作人員介紹“這個街頭唱吧活動是由縣委宣傳部牽頭舉辦，是為了豐富全縣干部群眾的文化生活，促進和諧文明道孚的建設而舉辦的，流動文化體驗館，顧名思義就是要在群眾集中的地方不斷變動文化體驗場所，讓每個社區、每個街區的干部群眾都能參與進來，在閑暇時間充分體會到滿滿的獲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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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孚縣近年來一直積極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秉持“文化為民，文化惠民，文化樂民”的服務宗旨，切實肩負起舉旗幟、聚民心、興文化的使命擔當。全方位、多角度開展不同層面、不同形式的文娛文化活動，讓根植于心的文化種子凝聚起共同富裕的精神力量。據了解，道孚縣還將根據群眾的需求，繼續組織開展各種文娛文化活動比如“談天論道——道孚縣多彩文化故事館”、“與美麗同行——道孚縣書畫攝影風采團”等系列文化創作活動，用實際行動為全面建設實力、活力、魅力、幸福的新道孚貢獻力量。

文：李艷秋 圖：胡英強

編審:張開文

穿越千年的歷史，輾轉世間的塵埃——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宣傳片《串堂》

按語：串堂約產生于北宋年間，是贛東北地區所獨有的，一種以民樂演奏為主，輔以唱腔的民間曲藝表演形式。串堂滲透在民間百姓年復一年的上譜、祭祀、婚喪嫁娶、傳統節日習俗以及娛樂方式中，所表現的是一方地域千年以來不同時代的生活畫卷。我們希望通過此片，讓更多的人了解傳統文化的歷史積累、沉淀以及今天的傳承；更希望喚起人們心中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和支持，并滿懷自信地走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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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宣傳片《串堂》

▎串堂

上饒地處贛東北，現今總面積約2.28萬平方公里。境內東南北部三面環山，西部臨水，中部丘陵廣布。上饒屬吳頭楚尾的地界，婺源浙嶺山頭至今存有“吳楚分源”界碑。四省通衢的交通便利，吸引了南來北往的文人墨客，造就了上饒特別的文化氛圍。上饒文化是一種多元形態的文化，在這里，徽州文化、吳越文化、閩文化、客家文化、畬族文化，與本土贛文化互為影響、交融薈萃。上饒是戲曲之鄉，這里不僅孕育出弋陽腔、徽劇、贛劇等眾多影響深遠的戲劇劇種，同時還有很多姐妹戲劇藝術，如：采茶戲、傀儡戲、舞鬼戲以及受其影響并以傳統音樂、曲藝等形式存在的串堂班、道士班等。

圖 ▏李哲民

串堂，是一種以民樂演奏為主，輔以唱腔的民間曲藝表演形式。發源于江西東北部的饒河流域和信河流域，流傳于當今上饒市全境及周邊市、縣。從事串堂這種曲藝表演的組織，叫串堂班。串堂班成員基本為業余，有人邀請，他們就聚集起來，走村串戶，堂前一坐，吹吹打打、說說唱唱，故名“串堂班”。串堂班的叫法上饒各地略有不同，如萬年縣稱“串唱班”、廣豐縣稱“香會班”。雖然叫法不同，但組織形式、場合功用相同。敲鑼鼓，奏管弦，樂手兼演唱，一人串多角，唱戲文，不演戲，是串堂藝術的特點。1986年編印的《鄱陽戲曲志》引用了清道光版《鄱陽縣志》的記載：“召集優伶至家表演曰堂會，串堂兼此二義，但坐唱而不表演耳。”

串堂這種藝術形式，最早可追溯至隋末唐初。那時朝廷宴會在堂上坐奏的樂隊稱“坐部伎”，但所奏之樂多為“俗樂”。“俗樂”，最早又名“鼓吹”，是一種合奏樂，主要由鼓與簫（排簫）、笳（胡笳）等樂器組成，源自北方少數民族，秦末漢初傳入中原，流行于南北朝時期。當時普通百姓主要還在為躲避戰火和生計奔波，故“鼓吹”只能為王公貴族及官宦商賈所享受。

到了唐代，多位上饒籍官員告老回籍，將“俗樂”帶入家鄉。當時“俗樂”主要在上饒的官吏和富人中流傳，他們或因愛好，或因附庸風雅，“悉使奴仆習其音韻，每出入則笳鼓喧天”。這些“俗樂”樂隊平時閑置時，偶爾出租給一般人家，在一些民俗禮儀中演奏。唐代開始，上饒地區逐漸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礦冶基地，豐厚的金、銀、銅礦蘊藏和高超的金屬冶煉技術使銅質打擊樂器在民間流存并使用。民間效仿朝廷高官享用的鼓吹樂樂器和樂曲，形成打擊樂組合的雛形，并應用于自娛和自家婚喪喜慶場合。據《弋陽縣志》編輯徐佩璜撰文：“唐貞元元年（785）建寶峰場，銅業生產日趨發展，饒鈸、鐺鑼等銅制樂器也廣泛流傳民間，以打擊樂為主的民間樂隊開始形成。”

圖 ▏葉翠煙

唐宋時期道教盛行，道教法事中所演奏的道教音樂也得到很大程度的發展。道教音樂是由統治階級制定的典禮樂舞“雅樂”所衍變，當時主要是為官方主辦的祭祀活動服務。早期道教音樂所用的樂器，以道書稱為法器的鐘、磬和鼓等打擊樂器為主。隋唐時代，增加吹管、彈撥樂器，宋代以后，加入拉弦樂器。明代《茅山志》記載國醮演奏樂器的道士達三十名。南宋時期，道教音樂開始在民間廣泛流傳并吸取了許多民間曲調，使得這種曲藝形式逐漸被人們接受并喜愛。上饒是道教的發源地之一，境內有眾多道教名山、名觀。據《唐六典》記載，唐朝全國宮觀共1687所，其中廣信、饒州兩府就有176所。民間性歷來是上饒道教文化的特點。由于道教文化的盛行，眾多演奏道教音樂的道士班（又名香會班）活躍在上饒民間，深刻影響了串堂的形成和發展。如今上饒地區的許多道士班，已和串堂班的功能基本一致，兩者所演奏的曲目或演唱的內容也都大致相同。

串堂正式產生于北宋末年的信州和饒州。北宋末，南遷的中原人所帶來的中原民俗音樂與贛東北地區廣為流傳的道教祭祀音樂相融合，使串堂這項民間曲藝基本成形。當時的串堂班因多以民間坐堂奏唱的形式表演，故又稱“串座班”。舊《廣信府志?風俗》記載：“宋南渡，人文蔚起，舟車輻輳甲南國，自元迄明，風景不殊，惟歲及秋，競賽神佞佛，士女填咽，酣歌恒舞，侈費不貲”。從南宋至明清，上饒各地的社、廟、堂、祠、館等，都是串堂班和道士班共同活動的重要場所。這都說明，串堂音樂與道教祭祀音樂有密切聯系。串堂班早期表演內容為一些民間吹打樂，后又加入拉弦樂和演唱民間小調。

圖 ▏余長青

南宋中期，最早的中國戲曲形式——南戲由浙江傳入緊鄰的贛東北地區。昔日宮廷的“坐部伎”，這時已逐漸進化成為民間戲曲的樂隊。這時候的民間串堂班，從演奏民間小調和道教音樂，又加入了戲曲藝術的內容，從而使其具有了更大的影響力及生命力。據《弋陽縣志》編輯徐佩璜撰文：“宋元以后，隨著戲曲的傳入，民間樂隊也逐漸加入絲竹之樂，并且逐漸形成弋陽高腔。明朝中葉后，‘十番鑼鼓’開始由江蘇傳入。……這種樂隊在弋陽縣內每于喜慶壽喪在廳堂中演出，因此叫作串座班。”婺源縣博物館楊浩曾對歷史上流行于婺源等地的“鼓吹班”（當地又稱串座班）進行了實證考察，并在《婺源“鼓吹”初探》文中列出了“串座班”當時所演奏的五十二首曲牌名目，如[哭皇天][一錠金][上天臺][風入松][傍妝臺]等。這些曲牌與現在的串堂班曲牌一致，而且在各地串堂班中極為普遍。因此我們可以認定，宋元以來“串座班”所演奏的吹打音樂，就是現在的串堂音樂。

圖 ▏陶標

明初，太祖“銳志雅樂”，開出了一紙民間可以使用的“俗樂”的清單。據明代于慎行《彀山筆記》載：“今殿廷唯有雅樂……民間反得用之（指“俗樂”），至閭里婚喪無不以喜吹將之者。”隨著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俗樂”自唐代以來，演出內容、使用道具、表演形式等方面均發生蛻變，逐漸形成了目前所稱的串堂班。明清兩代，隨著拉弦樂器的傳入和普及，戲曲“昆、高、梆、皮”四大聲腔盛行，促進了曲藝音樂的繁榮，這時的民間串堂加進了絲竹樂器。明代王守仁在《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詩中詠道：“樓臺煙火水西東，簫鼓星橋度碧空。”明嘉靖初年（1522）大學士夏言（祖籍貴溪，徙居上饒）在《送徐士宰上饒》詩中寫道：“縣衢開傍靈山麓，春日仙鳧下紫清。早晚弦歌聞百里，上林花暖看遷鶯。”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臨川詩人傅涵從揚州回家途經廣信府，在《竹枝詞》中寫道：“弋陽腔調太分明，去聽吳音點拍輕。羊角小車上饒過，南門路向北門橫。”清康熙版《萬年縣志》記載：“村野處處（串堂）絲竹之音不絕于耳”，說明了串堂音樂在上饒的普及之廣。清同治版《上饒縣志》記載：“觀燈賞彩早在唐代就席卷信水之濱，后至明末清初，市井鄉里更為盛行，并伴（串堂）鼓樂絲竹之音，不絕于耳。”另據玉山縣出土的清康熙十五年《臨江社重修記》石碑記載：“洪水以后，時和歲豐，富大有年也。吾鄉士庶，每思飲食之由，即不能不動念于先人而謳歌于盛世，故禾黍甫登而即迎神演唱，非效遂時之失，也亦取以伴興悅耳。”其中“謳歌盛世、迎神演唱、伴興悅耳”形象地反映出串堂班在玉山盛行的景象。

圖 ▏吳青華

清代，秦腔、石牌腔、梆子腔、宜黃腔、楚腔等進入江西贛東北地區相互交流，又與弋陽腔、昆曲、浙調、浦江調、上江調相融，于是在清代中晚期形成了主要分布于鄱陽、萬年、余干、德興等地，唱腔以皮黃為主，用方言演繹歷史演義劇為主的饒河戲；和主要分布于上饒縣、玉山、廣豐、鉛山、弋陽等地，唱腔以秦腔、浙調為主，主演家庭世俗劇的信河戲。據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江西巡撫郝碩奏折云：“查石牌腔、秦腔、弋陽腔、楚腔等項，江廣閩浙、四川、云貴等省皆盛行。民間演唱有高腔、梆子腔、亂彈等項名目。”這時候的串堂班，分不同區域開始分唱饒河調和信河調。由于其只唱不演，故不稱之為“戲”，只謂之“調”。串堂班唱饒河調約始于清光緒初年，唱信河調稍晚，約始于清末民初。此外，婺源縣由于歷史政區和地理等原因，其串堂的徽文化色彩較為突出。除上饒本市下轄的縣（市、區）外，周邊的景德鎮市一帶流傳饒河串堂，鷹潭市一帶流傳信河串堂；但以當今上饒市所轄的十二個縣（市、區）為主體。

圖 ▏余長青

串堂班分為坐奏和行奏兩種表演形式，既能在走街游行中演奏，又適合進家入戶坐堂表演，所以串堂班表演時基本不受舞臺和場地限制。根據所服務的對象和場合，串堂班的人數也不定，少則幾人，多則十幾二十人，靈活簡便。串堂班成員幾乎都是吹拉彈唱的多面手，根據表演內容的需要，隨時變換角色；演唱時也由樂手分別擔任劇中角色，一邊演唱、一邊演奏。串堂班應用范圍廣泛，在農閑和業余時間可即興演奏，自娛自樂。最常見是在農村紅白喜事、壽誕、建房、喬遷、集會以及節慶舞板燈、鬧花燈等場合演奏，增加熱鬧氣氛；還有在迎神賽會、祭祀宗祠等莊嚴肅穆的場合演奏。如在珠聯璧合的日子，是串堂用喇叭將新郎新娘吹進洞房的；華廈落成的時辰，是串堂用喇叭把大梁給吹上屋脊的。喝喜酒時，串堂幾人單獨坐桌，一般坐在大門右角那桌，不管坐滿與否，其他人不能湊坐。串堂班的人注視著廚房，每上一道菜，就要吹拉一個曲調，喇叭一響，客人們也就知道有菜上桌了。最顯示串堂班水平高低的，是在飯后。飯后，東家必須擺開場面，讓串堂班吹、拉、打、唱好一陣子，唱什么，得根據東家辦喜事的內容而定，婚娶、壽誕、建新房，各不相同。

圖 ▏余長青

串堂使用的樂器主要有：鑼、鼓、簫、板、三弦、云鑼、鈸、嗩吶、二胡、笛子、梆子等。每種樂器的搭配，視演出規模與人數而定，宜多宜少，亦繁亦簡，當然樂器越多越齊全就越完美。據說，一般人學串堂，從不會到會，至少要三年。這三年的日日夜夜，寒來暑往，他們是“曲不離口、拳不離手”。學藝人有句行話，叫“千日二胡百日簫、喇叭只需學一朝”，就是指拉二胡難，吹簫容易些，吹喇叭最容易。其實不管哪種樂器，要學好都難，除了拜師外，還得靠自己平時苦練。更何況串堂班的人數有限，每人還得多學一兩件樂器，能多充當一兩個角色。

圖 ▏吳青華

串堂班從來不固守本地，因為“串”而產生的交流，可以是村、鄉之間的，也可以是縣之間的，乃至跨省。中國人特有的親情朋友關系，不辭勞苦舍近求遠請來串堂班，吹打熱鬧、沸騰全村以示榮耀則是串堂班存在的主要原因。此外，舊時國人愛看戲、愛唱戲，但不是每家每戶都能請得起戲班子。而串堂班以其靈活簡便、形式多樣等特點，迅速贏得了普通群眾的喜愛。每逢廟會，串堂班云集，互比優劣。如在上饒規模較大的廟會就有廣信區石人廟會、信州區東岳廟會、鄱陽縣張王廟會等。廟會上，各路串堂好手或游行巡游，或殿中坐堂，或空地表演。

圖 ▏徐佩然

串堂班表演分器樂和聲樂兩類。傳統器樂曲目，經常演奏的有《江西鬧臺》《鬧花臺》《小開門》《小桃紅》《普魔咒》《超度》《喜重逢》《滿堂福》《上下流》《十番鑼鼓》等。聲樂演唱主要是戲曲唱腔，也演唱一些以地方方言為唱腔語言的民間小調。民間小調有《賣花線》《繡紅鞋》《十二月花名》《摘菜》等，主要是一些反映群眾生活瑣事的民歌，還有一些舊時民間流傳下來的無歌名無曲譜的民間歌曲以及一些即興演唱。串堂的戲曲唱腔主要是唱饒河調和信河調。饒河派串堂，主要演唱以皮黃腔為主的“老路戲”唱段，唱腔旋律以五聲音階為主，風格較古樸，道白以贛語方言口音，操戲曲的中州韻。信河派串堂，主要演唱以南北詞與吹腔為主的“水路戲”唱段，唱腔旋律以六聲音階為主，風格較秀麗，道白以吳語方言口音，操戲曲的中州韻。此外還有演唱徽劇、京劇、采茶劇、越劇、黃梅劇等劇種的。串堂班還保留了許多原始的弋陽腔和昆曲曲牌。串堂班表演時，分不同場合演唱不同傳統劇目，如：祝壽唱《滿堂福》，婚禮唱《龍鳳配》，嬰兒滿月唱《花園得子》，做屋上梁唱《搖錢樹》等，許多串堂班大約都能保留三、四十個傳統劇目的唱段。串堂班在演唱整本戲前后，還經常根據觀眾要求加唱本地采茶戲唱段和民歌小調，或加唱越劇、黃梅戲唱段。

圖 ▏童新華

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上饒專區16個縣市大約有串堂班1500多個，幾乎每個較大的村落至少活躍著一個串堂班社。而一些聚族而居的村，串堂班社則大都屬于宗族。1951年國慶期間，中央給了上饒專區選派十五名串堂藝人進京參加建國兩周年慶典活動的名額。經過層層選拔，最終選定了鉛山的周申元、楊甫發、王前告和橫峰的汪富林、弋陽的楊火龍（任串堂班班長）、貴溪的江港發、江亮發等十五名串堂藝人進京演出，并受到毛澤東主席等中央領導的接見。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串堂班大多停止活動，只有少部分偏僻山區和農村仍有零星活動。改革開放初期，串堂又開始在贛東北地區興盛起來，人們抹去塵封了數十年的樂器上的塵埃，各地各村都恢復了串堂班社。然而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由于鄉村里的年輕人很多都外出打工了，加上年輕人對這種古老藝術興趣的降低，各地鄉村里的串堂班社已所剩無幾。二十一世紀初期，由于現代文化傳媒的沖擊，串堂班數量更是開始急劇減少。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上饒市串堂班的數量大約只有不到100個。上饒縣清水鄉左溪村有一個祖傳的串堂班社——“青峰堂”，創立于明末清初。清光緒年間，它的第八代傳人張尚麟納廣信各派串堂名師之長，技藝精絕，聲名廣播贛東北，成為饒、信串堂中的奇葩，在饒信兩府唱得很紅，兩地大戶能請得到“青峰堂”，是很榮耀的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它的第十二代傳人張宗權、張宗誠兄弟倆，在楊家畈、劉家塢、濟腰等鄰村培養了一批串堂接班人，其徒弟遍及上饒縣的清水、汪村、湖村、楓嶺頭等地。但近年來，出自這個王牌串堂班門下的班社，大多偃旗息鼓了。

圖 ▏程政

圖 ▏吳青華

作為一種民間曲藝形式，串堂從一產生，就天生具有廣泛包容性、選擇靈活性、應用實際性、存在自然性等特點。串堂班的演唱內容源自生活，來于民間，其唱詞是對當地四季耕耘、歷史傳說、名人雅事、民風民俗的描述，所表現的是一方地域不同時代的生活畫卷。串堂班作為一個載體也承載著歷史的變遷，從中可找尋歷史的脈絡。串堂不但保存了大量的戲曲曲牌，而且也很好地傳承和推動了戲曲藝術的發展，是一份極其珍貴的江西地方文化遺產，值得我們保護和傳承。（文：徐佩然）

來源：上饒非遺

初審：陳蕓

復審：徐暉

終審：凌本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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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謁“字圣”倉頡廟

2020年10月18日，自駕車赴南樂縣西面約18公里的梁村鄉的吳村參觀“字圣”倉頡廟。一入梁村鄉，便可以看到路邊的“字圣”文化宣傳畫。

（梁村鄉街道兩旁線桿上的國旗和“字圣”宣傳畫）

第一眼看到宣傳畫時，心里就激蕩澎湃起來，或許是文人情節，但我想更多的是出于對人類文明的敬仰，早就有拜謁倉頡廟的計劃，怎奈俗務纏身，今天終于要實現了！

倉頡，原姓侯岡，名頡，俗稱倉頡先師 、史皇氏，又曰蒼王、倉圣。《荀子》、《韓非子》、《說文解字》、《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等均對倉頡造字有所記載。《說文解字》、《淮南子》皆記載倉頡是黃帝時期造字的左史官，見鳥獸的足跡受啟發，分類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漢字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被尊為“造字圣人”。

另據明代漢族官修地理總志《大明一統志·》記載，倉頡為今南樂縣谷王方山吳村人，南樂是倉頡“生于斯、葬于斯”的地方（北宋名相寇準語）。

吳村村外的“史官村”牌坊。

倉頡廟前牌坊。上書“四海共仰”，以彰造字之功。

倉頡廟前牌坊陰面。

據《說文解字》記載，文字出現之前前人們結繩記事，大事大結，小事小結，連著的事則用連環結，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出現了刀刻符號用以記事，再后來出現了文字。

廟前廣場石像

倉頡造字是中國遠古神話傳說之一，人們普遍認為，造字很難說是一人之力，倉頡很可能是對文字整理做出重要貢獻的一個人，故而被尊為“造字圣人”，即“字圣”。

倉頡廟前廣場西側的造字功德碑

史料記載，倉頡廟始建于東漢永興二年（公元154年），后屢毀屢建。據廟內現存碑刻記載，“歷漢唐以來，未嘗稍替”。建國后所見多為明清建筑，依次為朝天門、仰圣門、萬古一人殿、六書殿、陵門、藏甲樓等建筑。可惜的是，這些建筑在建國后遭受了大災難，廟宇成為廢墟，留下石碑等幾十通，后南樂縣委在致力于保護文物、發展旅游，遂于原址重建了倉頡廟及倉頡陵。

倉頡廟大門及門前廣場

倉頡廟廟門

廟門門頭為“倉頡廟”，“倉頡廟”三個字為民國時期著名的大書法家于右任所書。兩側有北宋名相寇準為倉頡廟所書的一副聯“盤古斯文地，開天圣人家”，后毀于戰火，現在的對聯為當代書法家仝相和所書。

2019年倉頡廟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0年倉頡廟成為河南省文物保護單位

起名春字寓意好的字

據《淮南子》記載，黃帝宣布倉頡造字成功后“天雨粟鬼夜吟”。即天降谷米，鬼魔夜哭。因為有了文字，人們可以傳達心意，記載事情，所以值得慶賀。而也是因為有了文字，民智日開，欺偽狡詐、爭奪殺戮由此而生，天下從此再無太平日子，連鬼也不得安寧，所以鬼都要哭了。

進大門后，左右兩側分別有“谷雨齋”、“寒露軒”

寒露軒內的漢字發展史簡介

仰圣門。門前兩根方石柱擎托，石柱雕刻十分精美，為明朝崇禎年間所刻，現用玻璃罩住以保護之。

柱上有一副對聯：上聯為“百王景仰治代結繩扶宇宙”，下聯為“萬圣崇尊文成書契整乾坤”。

仰圣門后為正殿~萬古一人殿，因殿上有“萬古一人”而得名

殿前有古代石碑兩通，年代均不可考，右邊石碑正面文字已磨滅不可見；左邊一通上書“第一圣人”，因倉頡造字居功至偉，故而有“三教之祖”、“萬圣之宗”之尊稱

正殿內倉神像。倉頡雙瞳四目，方面長須，冠冕垂旒，儼然帝王一般。

正殿內有多副圖介紹了對漢字的發展貢獻較大的書法家、科學家

六書殿。六書一般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后人把漢字的構成和使用方式歸納成六種類型，總稱六書。

藏甲樓位于六書殿之后，據說，“藏甲樓”三字為大軍閥孫殿英所書。內有一圓首石碑，為明弘治年間兵部尚書王越所立，上有倉頡畫像，碑首陰刻“上古遺像”四個篆書大字。

圓首石碑陰面記錄了當時的兵部尚書王越及大名縣、滑縣等鄉宦為建廟所捐銀兩明細等。

藏甲樓內有部分在此地出土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時期的文物，說明此地很早就是人類聚居點

倉頡廟后門～玄門，飛檐挑角，氣勢雄渾

倉頡陵與倉頡廟東西相望，稱“史皇林”，林內有碑數通，有倉頡墓、造字臺、倉亭等遺跡

倉頡墓碑整體呈“字圣”字樣

倉頡陵墓后有一高臺，傳為倉頡造字臺。臺上有古亭，名“倉亭”。

最后，想到一個問題：朱熹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試問如果沒有倉頡造字、沒有文字的出現人類文明又會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哪？